对鲁迅先生的印象，大部分读者都会用“横眉冷对”与“文笔犀利”来形容其外形与文风，他给国人留下的，总是一副不苟言笑的严肃模样。然而，鲁迅生前最信任的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写的两本书——《我的朋友鲁迅》与《上海下海》，则让中国读者第一次看到鲁迅笑的样子，看到他生活中鲜为人知的平凡的一面。
“间谍”和爱国者鲁迅
关于内山完造是日本间谍的事情，上世纪三十代的上海小报，曾多次造谣过。内山完造《我的朋友鲁迅》一书中，专门谈到了这件事情。在《忆友人》这篇文字里，内山完造这样写道：“上海有种叫作‘小报’的小型报纸，上面把先生批得很厉害，说我是日本外务省的最高间谍，月薪五十万日元了，每年情报费有五百万日元，必要的时候多少钱都出得起。还说我养了很多信鸽，其中最大的一只信鸽就是先生，每月都从我这里收到十万日元的好处费等。当时先生叫我不必在意，谣言之类的要编多少有多少，但真相只有一个。”
1932年1月30日，因“一·二八”事变，鲁迅所租住的房子玻璃竟然被子弹破了一个洞，于是全家立即离寓，还是经由内山完造的安排，鲁迅先生一家又一次住进了内山书店。这期间，周建人一家被日本军方拘禁，内山完造多方活动，救出了周建人一家。
然而，内山完造可以从军方救周建人的消息，不小心还是走漏了。在当时，一个日本商人，和军方来往密切。这不能不被人猜测。果然，1934年，内山完造从日本回到上海以后，便遇到诘难。1934年5月，上海《社会新闻》第七卷第十二期便刊登了一篇攻击鲁迅的四百余字短文《鲁迅愿作汉奸》，作者署名为“思”。在这篇短文里，这位“思”兄颇为恶毒，在文章里意淫鲁迅《南腔北调集》在日本出版的日译本，说鲁迅骂政府的那些文章在国内挣不到几个闲钱，然而，经过内山完造介绍给日本情报局，便可以得到大笔的钱。
然而事情并未结束，过了不久，这份《社会新闻》又于第七卷第十六期刊登另一篇短文《内山完造底秘密》，这篇署名为“天一”的文章写道：“内山完造，他是日本一个浪人，在家乡以贩卖吗啡等违禁品而曾被警察监禁过，因为不容于故乡，流浪到中国来。”又说内山完造“在（日）领事馆警察署中找到了一个侦探的任务，每月支二百元的薪水。那时，他的任务是专门侦探留沪日人及朝鲜人、台湾人的政治活动。”后来，内山完造升为日本外务省驻华间谍机关中的一个干员，领取了约五万元的侦探资本，以此扩充了内山书店。还说内山完造“以‘左’倾的态度来交结中国共产党及左倾人物……”并以此掩护自己的间谍工作。“‘一·二八’战事发生，他（内山完造）更忙得厉害，成了皇军一只最好的猎犬。”这篇文章的结尾更是“大鸣大放”，写道：“这个内山书店的顾客，客观上都成了内山的探伙，而我们的鲁迅翁，当然是探伙的头子了。”
对于这篇狂热造谣加臆想却又极容易蛊惑民众的文字，鲁迅以《伪自由书，后记》作为反驳：“这两篇文章中，有两种新花样：一，先前的诬蔑者，都说左翼作家是受苏联的卢布的，现在则变了日本的间接侦探；二，先前的揭发者，说人抄袭是一定根据书本的，现在却可以从别的嘴里听来，专凭他的耳朵了。至于内山书店，三年以来，我确是常去坐，检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因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卖人血：这一点，倒是凡有自以为人，而其实是狗也不如的文人们应该竭力学学的！”
鲁迅的愤怒是容易理解的，因为他一直是爱国的。
就在《我的朋友鲁迅》这册书里，内山完造在《有关诗歌的谈话》以及《先生逝世六周年》两次提到野口米次郎和鲁迅的一个对话，是关于中国与日本两国关系的。野口米次郎说：“如果当今中国的政治家和军人最终还是不能拥有安定百姓的能力的话，进而变成被英国殖民统治的印度一样，连国防和政治都被外国侵占了，到时候怎么办？”鲁迅答：“事情如果发展到那种地步，就是感情的问题。同样是丧失财产，但比起强盗偷去，还是被放荡子浪费的好；同样是被虐杀，但我希望被同国人杀害。”
通过网络搜索，我们知道野口米次郎——这位比鲁迅年长六岁的日本诗人曾留学美国，并久居欧洲，能用流利的英文写作。是一个优秀的诗人。他在鲁迅先生去世以后，曾经写过一篇文字美好的回忆文字《与鲁迅谈话》，也详细地记述了这一对话。
内山完造的书店经营
鲁迅先生与内山完造相识的十年，恰好是他在上海居住的最后十年。
1927年9月，自广州返上海的鲁迅，在抵上海的第三天，便找到了位于北四川路附近一个叫作魏盛里的小胡同的这家“内山书店”。
内山完造在《我的朋友鲁迅》一书中是这样写的：“有一天，这位先生自己过来了，从书架上取了很多书后在长椅上坐下来。他一边喝着我夫人沏的茶，一边点燃了烟，然后用清晰的日语对我说道：‘老板，请你把这些书送到安乐安路景云里××路。’我问他：‘这位先生，怎么称呼您？’他回答道：‘噢，叫我周树人就好。’我惊呼起来：‘啊——您就是鲁迅先生吗？我知道您，我还知道您刚从广东回到上海，不过从没见过，失礼失礼。’我和先生的交往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鲁迅先生爱逛书店，又加上，当时的政治空气不好，鲁迅先生每每用笔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并不留自己住址，在上海的十年，大多数约会见面，鲁迅均喜欢约在内山书店。
在《上海下海》那篇介绍内山书店简史的文章中，开篇便介绍了内山完造开书店的原因：出门旅行了半年，妻子独自在家甚是寂寞，与其说是寂寞，不如说是觉得虚度时光。考虑到未来，两人开始盘算着做点什么，最后决定开间书屋。
竟然是内山完造的老婆闲得无聊了，才开了这家著名的书店。这家书店一开始只卖基督教的书，因为内山完造是个基督徒。他这样描述书店开始的情形：“书店开在北四川路魏盛里169号，没有书架，只是普通的民居而已。两层的柜子摆了不足一百本书，价值八十余元。全部是有关基督教的书籍，自然客人多是信教者。”
好玩的是，虽然只有很少量的书，但因为这家书店一开始只卖基督教的书，反而吸引了不少教徒来买书订书。
除了一开始的写“诱惑状”（即图书广告）来促销，内山完造还大胆地进行图书赊卖活动，不但对日本人赊账销售，同时还对中国人和朝鲜人赊账销售图书。这个作法，在当时很有新闻效应，甚至内山完造也间接帮助了当时的中国人进行公民教育和诚信教育。这种对别人的信任有效地对“诚信”精神进行了建设。
鲁迅与内山完造的交往
在《上海下海》这册书一篇名为《狡猾的家伙》里，内山完造对自己进行了嘲笑和剖析。包括和鲁迅先生这样的文化名人交朋友，也是一种广告的方式，他这样写道：“不管是什么事情，我都想办法弄成新闻材料，不管效果如何，只要报纸上出现我们的店名就是宣传，这种做法不只是狡猾，是极其狡猾的。受到抨击也好，恶言相加也好，我都欣然接受，并为自己的精明得意洋洋。和鲁迅这样的文化人交往时，也让他们的地位名望成为我宣传的手段。晓谕读书界，不是靠我的能力人品，也不是靠我的地位，完全是借着鲁迅先生的去世搭了个便车而已。"
鲁迅和内山完造的交往的确很多，除了租房及帮助介绍医生之外，鲁迅出了新书，会交到内山完造那里卖，有朋友的信件，会交给内山完造转收。内山完造写了新书，鲁迅会给他作序。
在《我的朋友鲁迅》一书里，内山完造专门写到了《北平笺谱》一书，这是鲁迅和郑振铎合作，费尽心思做的一本版画集。这本书用珂罗版制作，成本极高，定价自然也很高。然而当初只有两个人订购。因为只制作了一百套，内山完造就订了三十套帮助鲁迅销售，然而，意外的是，这书在内山书店竟然畅销得很，三十套转眼就卖完了，还有不少人追着内山完造要买，鲁迅最后同意又加印了一百套。后来，鲁迅又制作了版画集《引玉集》，依然是精装的，这次内山完造有了经验，一个月便销售了三百套。
内山完造的书店经常会有一些沙龙活动，鲁迅也是常常参加的。包括一些日本的学者作家，也都是在内山书店和鲁迅见面聊天。甚至，鲁迅临死前，最后写的字条，也是给内山完造的。鲁迅先生逝世后，在“治丧委员会”的八人名单中，也有内山完造。
内山完造的书店在日本战败后自然被收回，建国以后，内山完造一直从事中日友好工作。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纪念，要举行庆典，邀请内山完造来北京观礼。内山完造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在机场见到许广平，兴奋得像个孩子，又蹦又跳的。对着身边的老婆说，自己死了以后一定要埋到上海。然而，真真是巧合，说完这句话的第二天，内山完造突发脑溢血逝世。十月二十六日，根据内山生前遗愿，内山完造遗骨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至此，两位好友，又一次做了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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