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公民权研究》 （九州出版社，2012年9月）
张英洪，三农学者。
我三农研究的第三大步
首先我写《农民公民权研究》这本书，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和积累。此前，我已经出了两本非常有影响的书，一个是《给农民以宪法关怀》，这是2003年出的，2007年又出了《农民权利论》，2011年又出版了《认真对待农民权利》。
这四本书主要关注农民问题，让三农研究迈出了四大步。
第一步，我就提出给农民宪法关怀，我有一个观念，必须在宪法层面上，把农民看成是公民。这种观念我十多年前就提出来了，这在三农研究界是开创性的。第二个大步，就是农民权利论。从横向看，农民应该享受哪些基本权利呢？我通过学习宪法，通过学习《国际人权公约》，发现农民应该有生命权、人身权、财产权三个权利，我就分析我们现在是怎么样，有什么差距。《农民权利论》也是全国第一部以《国际人权公约》系统研究农民问题的专著。第三步，就是农民公民权利。目前，我认为自己写得最好的一本书就是《农民公民权研究》。这本书从纵向上，分析了1949年到2009年来农民身份的演变逻辑。第四部，就是认真对待农民权利。
我通过这一系列的研究，发现农民问题有两个非常突出的特点。第一，中国农民以前占有土地，搞了集体所有制以后，失去了土地产权。第二个，农民没有平等权利，农民跟市民相比不平等，因为市民有养老一类的福利，农民没有。
所以，我的第四本书，就讲认真对待农民权利，我从二维分析框架，土地产权和平等权利这两个主要视角去考证城市化之后，农民这两个权利实现的状况。
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一些农民的财产权，土地产权被剥夺了，宅基地被占，房屋被拆现象，我很想写一本关于农民财产权利的专著，增强所有人的权利意识，不保证权利，每个人都没有自由和尊严。
希望2012年成为转折点
我觉得2012年是一个转折点。这本书是2008年写好的，我写书用了三年时间，但我是20年的积淀，这本书出版就遇到很多问题，出版这本书，我花了四年时间。因此，我觉得2012年是中国的一个希望的转折点。
党的十八大以后，包括李庄案重新审理了，我认为这都是有利公民权发展的。这个因素看到一些公民权利往法制方面发展的一个好的气象，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明确提出要把宪政作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基本路径，这在以前是没有的。
我觉得，社会风气还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风气取决于领导，政治家的行为能够很大程度上决定社会风气的走向。这一个多月来，新一届领导人有很多好的风气，可能会引导中国社会往好的方面发展，这对国家、对中国公民权的发展都有好处。只有我们逐渐走向一个现代法治国家以后，才能真正解决农民的公民权问题。公民化必须有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光空喊不行，要落实在具体制度上。这一块任务很艰巨，但是方向应该是这样。
为百姓说真话的人受欢迎
这个时代对我来说，可能是比较好的时代，好在哪里？我的研究是面对现实的，现实发生的一切，是我研究的对象。前不久，有些我以前的领导，看到我的文章以后，他直接跟我说，英洪，如果要是以前，你这个脑袋早就保不住了，这么敢讲真话。
第二个方面，因为改革开放了，我看到很多的学术理论，各家的研究，我吸收他们的成果，才有了自己的研究。第三个，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一些人来推动它，因为如果再过十年二十年，我们实现民主化，我们有公民权了，比如在美国等现代法治国家，都不需要了。所以，我们正好处在发挥自己价值的一个关键时期，我们期盼中国改革，这个时代能够成就我，造就我，也需要我这样的人的担当。所以我觉得温总理2011年4月在中央文史研究馆的一个讲话就很好，他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总要有一批从容淡定、冷静思考的人，总要有一批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民族的希望所在。
首先我自己是农民出身，我对农民很熟悉，改革以后才能有机会去写，我做这个研究付出了很大代价，也造成很多的误解，但是毕竟还是写出来了，出版了。如果这个时代出版不了，再过几十年，意义不大了。
前几天我去理发，理发店那个老太太看了《新京报》对我的报道，她说你是农民的大活佛，我不收你理发费。但我说这是你付出的劳动，我应该给你。我觉得，为老百姓说些真话，为老百姓的权益呼吁，人们还是很欢迎的。
中国人要过上自由而有尊严的生活，需要有公民权利作为基础。我这个书既是回报母校，也是回报国家。
致敬词
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现代公民的产生。作为传统农业大国，建设农民公民权，实现农民身份向公民身份的转换，内在于现代中国的建构过程中。张英洪先生将自己的研究视野延伸至历史的纵深处，在现代公民与现代国家的内在呼应中，仔细考察土地制度的变迁，以及随之而来的农民身份的变迁，以持久扎实的田野调查为基础，条分缕析，与我们分享了当代中国农民公民权的演进逻辑，热切提倡用公民权来看待农民问题，其思其行，充满现实关怀与历史责任感。
我们致敬张英洪，因为他著成中国首部农民公民权研究著作，免除了我们在三农问题上可能的迷津，拓宽了我们对相关社会问题的讨论范域，而他在多年学术研究过程中所保持的独立、清醒与坚毅，在追求真理过程中不为世俗左右的良知、勇气与沉着，本身就具有典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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