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大的谜语 记忆看见我》
(瑞典)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著，马悦然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第一版，45 .00元。
《航空信：信札1964—1990》
(瑞典)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美)罗伯特·布莱著，万之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10月版，58 .00元。
《巨大的谜语记忆看见我》是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与回忆录合集。前者描述日常生活的点滴，简约晦涩，如同“巨大的谜语”。后者记录童蒙时代的经历，亦真亦幻，犹如迷离的梦境。人生的两极以超现实的姿态在文本中相遇，最初的记忆与最后的诗句并置一炉，虽然同样语焉不详、含糊隐晦，但足以让我们一窥其创作形成与演变的脉络。
在表述创作理念时，特朗斯特罗姆曾用“诗在找我”来形容瞬间灵感的迸发。显然，在他看来，世界就是一首精妙的诗，充满无尽的隐喻与难解的谜题。诗人只是旁观者，恰逢其时，不料竟被“巨大的”诗意撞了个满怀。同样，在回忆往事时，也就有了“记忆看见我”，而非通常所说的“我看见记忆”。这位“受雇于伟大的记忆”的老者作为记忆的见证人，被记忆再三操纵、主宰。记忆将他一次次推入往昔的时光，并引领他进入世界这“巨大的谜语”。
在《记忆看见我》里，回忆的旅程始于幼年，止于高中。特朗斯特罗姆将其一生比作一颗“彗星”。作为心智启蒙的关键时期，童年是最为明亮、最为密集的“彗星的核心”。他以诗人的浪漫情怀尽情吟咏、用心理学家的缜密思维细细揣摩，游走于“巨大的记忆”之中，找寻“记忆的记忆与突然的高潮所引起的情绪”。早年的生活片段如胶片般一一闪过，无论是第一次与母亲走失、不开心的小学生活，还是成人图书馆屡屡被拒绝的糗事，或者是少年时患上抑郁症的冬天，皆为其后漫长的创作人生埋下了伏笔。
作为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并非从小就显现出对文字的爱好。虽然5岁就学会了写字，但他对“写作”并无多大兴致，“我嫌写作太慢，我的想象力需要更快的表达方式。”但不管他承认与否，诗人的浪漫气质与敏感品性早已融入其血脉。比如，他狂热地迷恋上火车模型。但同样是火车，在他眼中也分为三六九等———他对蒸汽机车的热情远远大于电力机车，因为“我浪漫的倾向胜过我对技术的兴趣”。或者，他通过声音的不同辨别公寓里迥异的各色人等：电梯里遇见的“幽灵一样苍白”的老头儿，笑声越来越“稀少”；隔壁邻居的代理人时常爆发出阵阵“透过墙壁、令人着迷”的大笑；金发的保姆讲一种“柔软的南方方言”；大他71岁的外公则满口“19世纪的语言”，既老派又过时……
特朗斯特罗姆诗歌的意象来源于其对周围世界的细腻观察，这大概与其童年对自然的热爱不无相关。儿时的他立志做自然学家，怀抱着“巨大”的热情，迫不及待地去探究世界的隐秘。他沉迷于捕捉昆虫、制作并收藏标本。他形容这是一种“流鼻涕”、“流泪而怀抱莫大希望”的人生初体验。他惊讶地观察这世界，惟恐错失美好的瞬间。尽管只是接触到“极微小的部分”，他仍然惊叹不已，宣称“我移动在巨大的谜语之中”。想来，这“巨大的谜语”也在他记忆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迹。多年以后，往昔的风景化为诸多繁复的意象，一并融入他笔下的世界，比如，夏天里唱歌的布谷鸟、山顶上追着天空的蓝色大海、散发着白兰地味道的清风，既迷人又充满超现实的意味。
不过，谜语之所以成为谜语，自有其复杂性与难解性。晚年的特朗斯特罗姆将人生比喻为“悲伤的凤尾船”，绝非偶然，只因其上真实地承载着存在的“轻”与“重”。幼年的他以孩童般的天真、好奇跃跃欲试地想要拥抱世界，但在最初的热情消逝之后，世界渐渐褪去美好的假象，展示出多元的面相。想来，在忆及往事时，浮现于诗人眼前的绝不仅仅是愉悦与轻盈———“快乐时光的记述，也伴随着暗淡悲惨的绝望”。
二战时，瑞典虽为中立国，却绝非世外桃源。席卷整个欧陆的战争虽然只是报纸战事地图上的“黑箭头”，仍然“像寄生虫一样”，在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无法抹去的阴影。他天真地认为，“共产党员”是喜欢俄国的人，右派是亲德派，所以多少有一点“可疑”。在同学家里做客时，他第一次意识到阶级的存在与贫富的悬殊：批发商的儿子住在苹果湾的大房子里，玩“大得惊人”的玩具汽车；普通人家的旧屋没有独立的厕所，孩子们只能在“抛弃的老锅子”里撒尿。但政治终究太过遥远，那只是成年人的博弈场。我们可以想象，在9岁孩子的世界里，政治到底意味着什么？“社会问题、阶级、工会、经济、财产分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对主张，这些观念我一点都不了解。”
彼时，在心智尚未成熟的特朗斯特罗姆眼中，法西斯的残暴应该远远不及现实的“苦难”来得具体、真切。因为母亲是小学老师的缘故，他在学校里受到特别优待（免于被打耳光、抓扯头发之类的体罚），然而精神上的压抑却不可避免。对他而言，学校是一个“喘气的空间”，他时时感受到其间的“沮丧气氛”。噩梦尚有醒来的一天，学校的恐怖却是没完没了：长有鹰钩鼻的校长好比邪恶的巫师，无奈没有好心的仙女前来助阵；老师一生气，后果很严重，“最可怕的是被送到感化院”。“感化院”这个恐怖的字眼让涉世不深的他联想起“磨碎机和刨子”。他不无悲观地想到，成年人设置如此“特殊的机构”，无非是为了“折磨”（甚至“弄死”）顽皮小孩。联想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负面情绪也随之呈几何倍数递增。最后，他更因此患上了抑郁症。
大学毕业后，特朗斯特罗姆成为儿童心理学家，并以此作为终身职业，大概与童年这段不堪回首的痛苦经历有关。他后来是否改变了对感化院的看法，我们无从得知，但少年时代的抑郁症却将他引入内省。“世界是一个医院，在我面前我看见身体和灵魂变形的人”。所幸，古典音乐拯救了他，在舒伯特、格里格和李斯特的世界里，他找到了精神慰藉———忧郁非但没有将其逼入绝境，反倒变成一种“叫我成长的肥料”。此后，音乐更成为终生所好，绵延于创作中，也就有了诗作里无处不在的音韵之美。
一言以蔽之，《记忆看见我》描摹诗人创作背后的世界，这既是现实的记忆，也是诗意的源泉。特朗斯特罗姆说，“诗不是表达瞬间情绪就完了。更真实的世界是在瞬间消失后的那种持续性和整体性。”那么，《记忆看见我》所秉持和延续的正是这份“真实”。他的诗作向来以密集的意象与独特的隐喻著称，在极简的诗句之下隐藏着繁复的意指。尤其在1990年诗人因中风而失语之后，句子变得更为隐晦。言语无法传递出他内心真实的声音，一切未尽之意，只有到记忆里寻找了。
在表述创作理念时，特朗斯特罗姆曾用“诗在找我”来形容瞬间灵感的迸发。显然，在他看来，世界就是一首精妙的诗，充满无尽的隐喻与难解的谜题。诗人只是旁观者，恰逢其时，不料竟被“巨大的”诗意撞了个满怀。同样，在回忆往事时，也就有了“记忆看见我”，而非通常所说的“我看见记忆”。这位“受雇于伟大的记忆”的老者作为记忆的见证人，被记忆再三操纵、主宰。记忆将他一次次推入往昔的时光，并引领他进入世界这“巨大的谜语”。
在《记忆看见我》里，回忆的旅程始于幼年，止于高中。特朗斯特罗姆将其一生比作一颗“彗星”。作为心智启蒙的关键时期，童年是最为明亮、最为密集的“彗星的核心”。他以诗人的浪漫情怀尽情吟咏、用心理学家的缜密思维细细揣摩，游走于“巨大的记忆”之中，找寻“记忆的记忆与突然的高潮所引起的情绪”。早年的生活片段如胶片般一一闪过，无论是第一次与母亲走失、不开心的小学生活，还是成人图书馆屡屡被拒绝的糗事，或者是少年时患上抑郁症的冬天，皆为其后漫长的创作人生埋下了伏笔。
作为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并非从小就显现出对文字的爱好。虽然5岁就学会了写字，但他对“写作”并无多大兴致，“我嫌写作太慢，我的想象力需要更快的表达方式。”但不管他承认与否，诗人的浪漫气质与敏感品性早已融入其血脉。比如，他狂热地迷恋上火车模型。但同样是火车，在他眼中也分为三六九等———他对蒸汽机车的热情远远大于电力机车，因为“我浪漫的倾向胜过我对技术的兴趣”。或者，他通过声音的不同辨别公寓里迥异的各色人等：电梯里遇见的“幽灵一样苍白”的老头儿，笑声越来越“稀少”；隔壁邻居的代理人时常爆发出阵阵“透过墙壁、令人着迷”的大笑；金发的保姆讲一种“柔软的南方方言”；大他71岁的外公则满口“19世纪的语言”，既老派又过时……
特朗斯特罗姆诗歌的意象来源于其对周围世界的细腻观察，这大概与其童年对自然的热爱不无相关。儿时的他立志做自然学家，怀抱着“巨大”的热情，迫不及待地去探究世界的隐秘。他沉迷于捕捉昆虫、制作并收藏标本。他形容这是一种“流鼻涕”、“流泪而怀抱莫大希望”的人生初体验。他惊讶地观察这世界，惟恐错失美好的瞬间。尽管只是接触到“极微小的部分”，他仍然惊叹不已，宣称“我移动在巨大的谜语之中”。想来，这“巨大的谜语”也在他记忆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迹。多年以后，往昔的风景化为诸多繁复的意象，一并融入他笔下的世界，比如，夏天里唱歌的布谷鸟、山顶上追着天空的蓝色大海、散发着白兰地味道的清风，既迷人又充满超现实的意味。
不过，谜语之所以成为谜语，自有其复杂性与难解性。晚年的特朗斯特罗姆将人生比喻为“悲伤的凤尾船”，绝非偶然，只因其上真实地承载着存在的“轻”与“重”。幼年的他以孩童般的天真、好奇跃跃欲试地想要拥抱世界，但在最初的热情消逝之后，世界渐渐褪去美好的假象，展示出多元的面相。想来，在忆及往事时，浮现于诗人眼前的绝不仅仅是愉悦与轻盈———“快乐时光的记述，也伴随着暗淡悲惨的绝望”。
二战时，瑞典虽为中立国，却绝非世外桃源。席卷整个欧陆的战争虽然只是报纸战事地图上的“黑箭头”，仍然“像寄生虫一样”，在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无法抹去的阴影。他天真地认为，“共产党员”是喜欢俄国的人，右派是亲德派，所以多少有一点“可疑”。在同学家里做客时，他第一次意识到阶级的存在与贫富的悬殊：批发商的儿子住在苹果湾的大房子里，玩“大得惊人”的玩具汽车；普通人家的旧屋没有独立的厕所，孩子们只能在“抛弃的老锅子”里撒尿。但政治终究太过遥远，那只是成年人的博弈场。我们可以想象，在9岁孩子的世界里，政治到底意味着什么？“社会问题、阶级、工会、经济、财产分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对主张，这些观念我一点都不了解。”
彼时，在心智尚未成熟的特朗斯特罗姆眼中，法西斯的残暴应该远远不及现实的“苦难”来得具体、真切。因为母亲是小学老师的缘故，他在学校里受到特别优待（免于被打耳光、抓扯头发之类的体罚），然而精神上的压抑却不可避免。对他而言，学校是一个“喘气的空间”，他时时感受到其间的“沮丧气氛”。噩梦尚有醒来的一天，学校的恐怖却是没完没了：长有鹰钩鼻的校长好比邪恶的巫师，无奈没有好心的仙女前来助阵；老师一生气，后果很严重，“最可怕的是被送到感化院”。“感化院”这个恐怖的字眼让涉世不深的他联想起“磨碎机和刨子”。他不无悲观地想到，成年人设置如此“特殊的机构”，无非是为了“折磨”（甚至“弄死”）顽皮小孩。联想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负面情绪也随之呈几何倍数递增。最后，他更因此患上了抑郁症。
大学毕业后，特朗斯特罗姆成为儿童心理学家，并以此作为终身职业，大概与童年这段不堪回首的痛苦经历有关。他后来是否改变了对感化院的看法，我们无从得知，但少年时代的抑郁症却将他引入内省。“世界是一个医院，在我面前我看见身体和灵魂变形的人”。所幸，古典音乐拯救了他，在舒伯特、格里格和李斯特的世界里，他找到了精神慰藉———忧郁非但没有将其逼入绝境，反倒变成一种“叫我成长的肥料”。此后，音乐更成为终生所好，绵延于创作中，也就有了诗作里无处不在的音韵之美。
一言以蔽之，《记忆看见我》描摹诗人创作背后的世界，这既是现实的记忆，也是诗意的源泉。特朗斯特罗姆说，“诗不是表达瞬间情绪就完了。更真实的世界是在瞬间消失后的那种持续性和整体性。”那么，《记忆看见我》所秉持和延续的正是这份“真实”。他的诗作向来以密集的意象与独特的隐喻著称，在极简的诗句之下隐藏着繁复的意指。尤其在1990年诗人因中风而失语之后，句子变得更为隐晦。言语无法传递出他内心真实的声音，一切未尽之意，只有到记忆里寻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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