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私人图书馆》（Hitler's Private Library）
提摩西·赖贝克 著
孙韬 译
金城出版社 2012年12月
48.00元
据提摩西·赖贝克的说法，希特勒是一个狂热的阅读者。一战中，前线战火暂停期间德军通信兵阿道夫下士徒步几公里到一处小镇上，手里攥着五马克，不是像其他大兵一样去喝几口烧酒解愁，而是去买了一本叫作《柏林》的艺术书籍。该书图文并茂地详解了德国首都庄重而雄伟的古典建筑风格。希特勒本人的许多夜晚，包括在一战战壕中和二战前线指挥部的夜晚，也都是在阅读中度过的。这种一头扎入书中的劲头，甚至为研究者留下了大量的历史痕迹——那些希特勒阅读过的书籍上，往往布满了他的勾勾画画和笔记，就像一个小学生的作业本。
希特勒读过哪些书？
在这些笔记中，在希特勒的私人图书馆中，那些当年德国公开出版的普通书籍，那些《战争论》等中国当下学术书店中常见的理论著作或传奇小说全都散发出了一种防不胜防的狂热危险味。这些危险而血腥的恐怖书籍，包括众多我们今日几乎天天在阅读的经典作品：莎士比亚戏剧集、《堂吉诃德》《鲁滨孙漂流记》《培尔·金特》和托马斯·卡莱尔的《腓特烈大帝传》。当然还有费希特、尼采这样宣扬强力意志的德意志哲学家，以及将世界经济危机解释为犹太人操控的阴谋论书籍。当然这些阴谋论也不会比现今网络上的阴谋论更离谱，不会比《货币战争》这样将近代以来错综复杂的世界经济发展直截归为美国金融霸权的阴谋论更为偏执。
提摩西·赖贝克所展示的希特勒的阅读世界中，莎士比亚是一个极端的种族主义者和排犹主义者。他的笔下，犹太人是吸血鬼——《威尼斯商人》中放高利贷的犹太人夏洛克，要活生生地挖取基督徒好青年安东尼胸口的肉。塞万提斯——一个狂热的好战分子，他让堂吉诃德向风车和任何被想象成恶势力的敌人发动进攻。笛福——一个秉持着白种人优越论的殖民主义者和领土扩张主义者，他描绘的鲁滨孙即使孤身一人，也要将纯粹自然的造物荒岛以及荒岛上的一切都当作自己的所有物加以占领，并以欧洲白种人的文明规则来加以驯服，包括中途遇到的黑人“星期五”。
易卜生的《培尔·金特》更是应该扔到火里烧掉。希特勒年轻时代的资助人和精神导师德国政治家迪特里希·埃卡特送给这位退伍下士的书便是《培尔·金特》，按照提摩西·赖贝克的说法，此书大大地激发了希特勒的权力野心。培尔·金特是一个怀着狂热梦想，四处闯荡企图征服世界的自大狂。
艺术需要为权力买单？
在埃卡特改编上演的舞台剧《培尔·金特》剧终时，金特回到北欧冷峻的崇山之间，最后他的脸被霞光照亮，成了山岭峰巅的一部分。此情此景，提摩西·赖贝克将其近乎直接而自动地联结到了里芬斯塔尔早年那部勇攀高峰的登山探险电影《蓝光》，联结到了著名的纳粹宣传片《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那些地平线上升起的伟岸身躯，那些被仰拍镜头放大在天空下的棱角分明的侧脸。
当提摩西·赖贝克以希特勒某个阶段阅读的书籍，与希特勒某阶段采取的行动、经历的历史相对照着来叙述时，他将我们导向一个潜在的倾向和判断，那就是希特勒读了的书，让他成了可怕的人，作出了可怕的事情。但这一逻辑还不如表达为，希特勒那些年吃过的饭菜，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情绪和精神，让他发动了战争和种族灭绝大屠杀。
包括著名的评论者桑塔格，她也将这些力求超拔的唯美唯崇高的作品和美学倾向，判定为以一种超个体的抽象崇高意志来压制和否定活生生的有限的、有缺陷的现实个体生命的极权美学；并认为对于这些美学效果的痴迷和追求，与极权政治存在着内在的精神联系。但事实上，民主美国的流行天王迈克·杰克逊正是纳粹军装和军队列阵的疯狂崇拜者和效仿者，他那些广为流传的MTV和舞台表演一再重演着《意志的胜利》中军队列阵踏步的情景。
在美学倾向与政治权力、政治冲动之间寻找决定性的关联，将人类复杂的多边连续互动影响下不断变化中的永远处于开放结构中遭遇种种不可预知的力量影响的政治行动，归因于某种文化因素，这一思路倒是简单得有些可怕。其结果，便是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的作品都需要扔进焚烧炉，因为它们都包含着导致种族大屠杀的精神暗示。按照这种以事后结果来倒推思想动因的逻辑，任何一本书任何一种思想都会是危险的，都要为人类历史上发生的战争和屠杀负责。
阅读的狂热与独裁的毁灭
一个可能更有出路的问题，是回到希特勒这个人本身。在这个关于阅读的主题中，则是回到希特勒这个读者本身，而不是那个书单。
事实上，希特勒是一个过于入戏的读者，一个过于入戏的超级读者。他可以在任何书籍和作品中都看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所有的一切都是单向度的，他在塞万提斯那里看不到反讽，在笛福那里看不到斤斤计较的世俗精神，或者看到了也有意加以删除，就如同他计划删除整个民族和世界以实现最崇高的意志。正如他在柏林沦陷前下令炸毁所有德国的工业设施。因为他坚信，如果德意志民族失败了，那这个民族也确实没有继续存在于地球上的资格和必要。因此，这个过于入戏的读者，以一种纯粹抽象但又炙热的精神标准当作生命生活的现实本身，并将那个不符合他标准的现实塞入他炙热的熔炉加以塑造，以制造他认为的真正的现实。
但即使如此，单独的崇高感和精神狂热本身依然并不可怕，至少并不会杀人。希特勒自己并不曾亲手杀人，而数以千万计投入那场战争的德国人，也未必是真正的精神狂热分子——这一点，在阿伦特对受审的艾希曼的观察已经证实。那是一群多么平庸而毫无激情与崇高感的刽子手。而民主化之后的德国新浪潮电影旗手赫尔佐格在《陆地行舟》等影片中，比里芬斯塔尔表达了更多接近疯狂的强力意志，但在当代显然并未有谁因为看了此类电影而成为新纳粹。新纳粹最为多出和密集的地区，恰恰是经济状况不佳的东欧地区与俄罗斯——与唯美或崇高感毫无关系。
因此，在希特勒热衷于唯美崇高感主题的阅读，与他那些战争和屠杀行动的根源和动力之间画上一条连线，是危险甚至多余的。而希特勒本人是否真像《希特勒的私人图书馆》以及绝大部分的历史书籍和电影中表现的那样为病态的狂热和激情所主导，也是需要商榷和打上一个问号的。
事实上，在另一本关于希特勒的历史资料汇编（《希特勒战争密令全集》，瓦尔特·胡巴奇编著，张元林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就像公司经理一样务实而工于计算的希特勒。他在对于东欧以及西欧占领区和前线的命令中，一再要求德国军队尽可能地安抚和整合被占领的当地民众，强调对于产油区的控制，对于铁路线的维护，其细微和精确的现实感和经济计算表露无遗。真正危险的，可能恰恰是崇高感的形式面具（当然富于感染力的演员其前提便是首先他说服感染他自己）与现实具体利益驱动的暗自铆合，是“优秀种族”的自我催眠与每家分发一辆大众车以及全面国家福利的聚合，才是大规模恐怖暴力行动的真正根源和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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