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2012年美国大选，思考关于对公平、正义的不同理解以及对实现途径的不同许诺，然后想到可以问问阿马蒂亚·森：“元芳，你怎么看？”虽然罗姆尼和奥巴马都认为应该调整税率以重新实现基本公平，但是他们对公平的定义有不同的理解。纽约大学的Haidt教授指出，自由派和保守派在关于比例公平、均分和程序公平这三个基础价值上有分歧，因而今年的美国大选也是一场关于公平定义的战争，文章还提到其中有些分歧是巨大的，比如有42%的自由派认为全民财富应该均等，而持同样观念的保守派只有1%（据《南方都市报》10月21日）。这种学者之议可能只是一家之言，在更多关于大选的评论中似乎已经没有了这种理论上的兴趣。但是我们仍然应该思考的是，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观念分歧？除了非常正确但是不乏空泛的“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这样的解释以外，是否还可以在富人与屌丝之间找到一种有说服力的具体判断？
阿马蒂亚·森的《正义的理念》（王磊、李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对正义问题提出了全面的总结性论述，总的来说，他是遵循与从霍布斯到罗尔斯的社会契约方法路径不同的“社会选择理论”路径，发展出他自己的正义理论。具体来说有三点不同之处：一、在理智思考的基础上就明显的不正义达成共识，而不是寻找绝对的正义；二、不局限于考察制度，也直接关注人们的生活与自由；三、突破主权国家的局限，思考“全球性正义”的可能（参见中文版序）。实际上，在对生活现实的感受与对理性思考的强调这两方面，森的出发点很值得我们思考：关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正义理论，他认为这种理论不能停留在抽象的制度与规则讨论的层面上，而应该更多地关注生活现实，要警惕先验制度主义和制度原教旨主义；在观察与感受不公正现象的时候，他又强调理智思考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什么是一个公正的社会”不是一个有用的正义理论的好的出发点和合理的终点（94页），关于正义问题应该首先关注的是对社会实现正义的状况的判断和评价，其次要关注推进公正所涉及的比较问题（380页）。因此，该书提出的是一个广义的公正理论，目的是要回答我们如何才能回答关于促进公正和消除不公正的问题。如果回到美国大选的辩论，那么我们更应该期待的是关于对不公正现实的判断之争和消除不公正的方法之争。
翁贝托·艾柯的《倒退的年代》（翁德明译，漓江出版社，2012年5月；我不太喜欢中译本的副标题“跟着大师艾柯看世界”——在“大师”满地走的中国，艾柯可以不被“大师”吗？）是他在2000年至2005年所写的部分文章和演讲稿结集，论题的内容都是有关政治与大众传媒。艾柯从1960年代就开始写专栏文章，涉及的领域很广泛，论者或认为这是欧陆文士传统使然，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对任何事已失去了没有意见的自由。”这才是真正的意见分子——没有不发表意见的自由。艾柯写作量之大也是惊人的，仅以其《密涅瓦火柴盒》（李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10月）所收的文章为例，他自言于1985年3月开始在《快报》周刊每周一篇，一直坚持写了十几年。
在他一贯的敏感、调侃与愤怒之上，这批文章更使我们看到艾柯对当代政治与信息传播的复杂性的深刻剖析，看到了他在批判性反思和嘲讽中对未来的忧思。为什么取书名为“倒退的年代”？艾柯在前言中说了几种历史向后倒退的重大现象：欧洲地图的复旧，传统战争的卷土重来，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反犹势力、法西斯党、“黄祸”论、基督教民主等复燃，因此该书突显的是“向后倒退”这个主题，他认为可以名正言顺地作为书名（11页）。而对于新出现的现象，如建立在大众传媒民粹主义上的统治形式，艾柯同样充满了不安和愤慨。关于历史的倒退，我们很多人曾经以为那些惨痛的历史早已离我们远去、不可能再次重演，但仿佛是在一夜之间人们又重新目睹了某些历史情景，又在风云变幻的政治帷幕不得不被悄然拉开的时候惊恐地发现已经产生过那么多的历史倒退行为与人为灾难。那么，艾柯对“倒退的年代”的敏感应该使我们的记忆彻底苏醒，应该使我们既有所庆幸，更有所反思。过去我们曾经大力批判“复辟”、“开历史倒车”，而今天我们应该真实地关注我们的未来究竟是前进还是倒退这样的重大问题。
艾柯对当代世界生活所采取的是深度介入的思想性立场，他的专栏写作和演讲证实了他自觉地担当起他所认为的知识分子的角色和任务。在《诺伯托·博比奥：重新审视博学之士的命运》这篇文章里，艾柯重申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制造危机，指出“知识分子唯有在知道如何‘和自己的党唱反调’时，他才是真正的批判者而非宣传专家。采取介入立场的知识分子有义务特别将他介入的事务置入危机”（76页）。在采取介入立场的时候，艾柯愿意像博比奥那样持有一种内心的悲观主义态度：干你该干的事情，不计报酬甚至不获支持，以自由的心态采取行动，坚定地、怀着谦卑受屈和专一的心态投入行动。
同样面对当代生活，我们与艾柯有着非常相似的公共生活经验，因此当他谈论社会问题、大众文化性质与趋势、公共政治的危机等话题的时候，我们不会因为所处社会环境的不同而难以理解他的思路和观点。但是，艾柯在许多我们并不陌生的话题中仍然表现出他的敏感与深刻。比如关于语言改革中的“政治正确”问题，他指出“问题的症结在于‘政治正确’经常避开一些尚未解决之社会问题，并用较优雅的辞藻加以粉饰伪装”（第103页）。就像我们有的媒体曾呼吁取消“农民工”这个说法，认为工人就是工人、农民就是农民，但名称之变实际上仍然无助于解决这个中国最为庞大群体的生存问题。又比如，关于统治者运用修辞术为自己的决策制造借口，他突出地强调了“阴谋论征候”的例子：“所有形式的民粹主义，包括当代的民粹主义，为了取得人民的信任，总会指控来自国外或国内的某个阴谋团体。”（56页）但是，也有不少文章的论题因其特有的历史背景而需要有更多知识作为理解的基础，如专门论述2001年意大利大选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势力、利益诉求和舆论倾向，或者关于欧洲价值观的来源及其在今天多元文化格局中的地位与意义等等论题。
艾柯对政治权力的本性始终保持着极其准确的判断、高度的警惕和批判精神，他在《密涅瓦火柴盒》中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政治本身就是一种靠说谎生存的职业，说谎是政客的义务；相反，如果他们把自己的所想所为都一五一十地告诉所有人，那他们早就被开除出局了。”（189页）为了抵制和反抗这种政治，他在《丧钟为谁敲响：2011年全民道德公投的呼吁》中向全体公民发出呼吁：“为了反抗这种懦弱，今天我们呼吁举棋不定和失望灰心的人来响应一个很简单的要求……‘反对所谓的事实政权，反对作秀的意识形态，只为了确保我国信息来源的多元化。我们要把即将举行的大选，视为道德的全民公投，任何一个尽责的公民都不应回避。’有许多人将把这项呼吁看成平息良知不安、勇敢担起责任的呼吁。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孤岛’……别问丧钟为谁敲响：那是为你而响。”（129页）艾柯这些文章对我们的意义，于此最为激动人心地表现出来。
发表评论前，请先[点此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