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文化中的中国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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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历史所《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蔡美彪《中华史纲》



雷海宗《国史纲要》



吕思勉《中国通史》



李定一《中华史纲》



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



傅乐成《中国通史》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



翦伯赞《中国史纲要》



范文澜 蔡美彪《中国通史》



钱穆《国史大纲》

    从上世纪初至今，中国通史的编著和写作经历了高潮之后的大一统，再到当下各种通史著作的重新出版，百年来，历史学家们几乎是前赴后继地投入了这个“极大的冒险”，据俞大维回忆，以考据精细和断代史著称的陈寅恪，早年时“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教训》”。

    今年，随着李定一《中华史纲》的引进再版，社科院历史所《简明中国历史读本》，以及蔡美彪《中华史纲》的面世，简明中国通史的话题，再度为爱好历史的人们所关注。

    历史与现实  世间已无能“通”者

    按照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王家范的研究，编著新式通史肇始于本世纪之初，每当民族危难或时局急剧转折之际，都会有通史写作的新高潮迭现。1900年，章太炎发表《中国通史例略》，首先发起设计新通史的动议。梁任公随即响应，于1901－1902年开始酝酿写《中国通史》，但始终未能履践心志。最早真正付诸实践并开创章节体“通史”的，要数夏曾佑及其《中国历史教科书》（写于1902－1904年）。进入到三四十年代，编著中国通史教材已蔚然成风。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张荫麟《中国史纲》出版时，至少已不下三四十种。

    到了1945年，顾颉刚先生编著《当代中国史学》时称，较理想的通史，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陈恭禄《中国史》，缪凤林《中国通史要略》，张荫麟《中国史纲》，钱穆《国史大纲》。

    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观通史也异军突起。1941年5月，香港生活书店推出了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上册，秦统一前）；9月，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北宋以前），由延安新华书店出版发行。而翦伯赞的《中国史纲》，在1943年与1946年由重庆两家出版社先后推出，仅有第一二两卷，仅写到秦汉。翦伯赞1961年后即转入主编《中国史纲要》，但因“文革”而中止，到1979年独缺的第一册才问世，四册（后合并为上中下三册）始告完璧。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地、各高校编著了各种通史教材。至1999年3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白寿彝总编《中国通史》的最后一卷，即第12卷。至此，12卷本22册，共1400万字的巨型《中国通史》，历经20年终于全部出版。

    对任何一位历史学家来说，要想将几千年中国历史“通”下来，都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对二十四史及其他相关史料的熟悉，对于考古学及最新成果的运用，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吕思勉的入室弟子杨宽曾经回忆，吕先生稔熟于旧史典籍，“以阅读二十四史为日课……先后把二十四史反复阅读了三遍”，对有些断代史阅读不止三遍，对《三通》以及其他典章政书也反复阅读。

    北大历史系教授王奇生告诉本报记者，中国通史是基础课，一般是由不同的老师分段各讲一段，没有一个老师可以全部讲下来。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认为，“张政烺先生去世后，在世学者中就没有可以将二十四史通下来的了。首先是现在的学者离古代生活越来越远，另外，别的不说，阅读古代文献的能力，准确识别繁体字，对于现在的学者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我看过一些学者的著作，很多人这方面都出了错。”

    要点与取舍  通史应怎样“通”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对自己当时正在编纂的《史记》的评说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对于通史的写作，顾颉刚先生在其1945年所著《当代中国史学》曾说：“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通史，是最困难的事业，而中国史上须考证研究的地方又太多，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览》或《纲鉴易知录》，极为枯燥。”

    在王家范看来，对通史家而言，司马迁这三句话，以“通古今之变”最为核心，这包括纵通和横通。其中，纵通是指在时间轴上对中国历史的全部贯通，而横通则是专史和断代史。王家范还认为，通史应该给出发展脉络清晰、阶段特征明显的“整体”（或曰“体系”）。通史的最高目标，自然是“精神”与“体系”二者统一。所造之境必合乎历史之自然，所写之意亦必凸显历史之真义。

    历史学家严耕望曾说，中国通史必须折中于重点与全面之间，并能上下脉络连贯一气，与断代史有别，与专史也有别。因此，大学里的“中国通史”可说是所有历史系中最难讲的一门课。在他看来，过去大学里，“中国通史”课程教得最成功的，应该是其老师钱穆先生。在王家范的视野里，上世纪50年代曾在山东大学教中国通史的赵俪生先生，这门课也教得很成功。

    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的台湾学者李定一（1919-2002年），其《中华史纲》成书于1986年。据其自述，早在上世纪50年代即曾发愿撰写一本中国通史，并曾自订四项写作规律：1.将古籍融会贯通，透过缜密思考，用现代的文体，叙述古代的事物；2.对史事的排比组合，尽可能按发生的时间次序叙述；3.要以极郑重的态度选择所要叙述的事物，即叙述“我们今日所需要知道的过去的事”；4.篇幅不可过繁重，要简得其当。不难看出，这四条都和“通”有关。

    而英年早逝的史学家张荫麟（1905－1942年）短暂一生留下的唯一著作《中国史纲》，虽然仅写到东汉前，未全部完成，却以其“通”受到了王家范的高度评价。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曾说，自己也不是完全没有过写通史的冲动，通史必须尽量求全面，许多专门领域，自己不甚了了，也得涉及，这也是自己不敢下笔的一个原因。自己花了好几年时间写成《朱熹的历史世界》，自觉打通了宋代政治与思想之间不少隔阂，也有助于“通”。这是以“专”济“通”。

    中国通史写作简史

    ●1900年 章太炎发表《中国通史例略》，首倡设计新通史的动议。

    ●1902年－1904年 夏曾佑著《中国历史教科书》，实践新式通史。

    ●1923年 吕思勉开始撰写《白话本国史》。

    ●1934年 邓之诚在北大史学系授课时编写的《中国通史讲义》出版，更名《中华二千年史》。

    ●1935年 张荫麟《中国史纲》、雷海宗《中国通史选读》出版。

    ●1938年 钱穆《国史大纲》出版。

    ●1943年 缪凤林《中国通史略要》出版。

    ●1941年 范文澜主编《中国通史简编》第一卷在延安出版。

    ●1943年-1946年 翦伯赞《中国史纲》前两卷在重庆出版。

    ●1953年 范文澜的修订版《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共12卷，后八卷由蔡美彪在范文澜去世后续作，1995年完成。

    ●1961年 翦伯赞开始编写《中国史纲要》。

    ●1989年-1999年 白寿彝编著的12卷本《中国通史》先后面市。
 

钱穆

    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

    “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前言中的一段话，至今仍被诸多历史学家反复引用。

    钱穆写开始写《国史大纲》时任教于西南联大，其时正值抗战，战事艰苦，但钱穆说中国不会亡，研究中国的历史、思想和文化，就可以知道原因。

    1938年秋天起，钱穆在宜良县西郊的岩泉寺隐居著书，一住经年。1939年夏天，《国史大纲》全书完成。

    全书分上下两册，从上古开始，到民国以后，以“抗战胜利建国完成中华民族固有文化对世界新使命之开始”结束，该书出版后迅速引发强烈反响，其后又修订过两次，并多次重印。

    在王家范看来，《国史大纲》以文化命脉为主线，别具个性和理解价值。因为文化实际上有两大种。一种是最能凸显中国对人类文化恒久追求的具普遍性价值有所贡献的部分，属于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且具共时性。这就是钱穆反复申说的“历史生原”和“生命气脉”。另一种是随时而进、与特定时段的社会需要适应的部分，属于历时性的东西，必有兴衰更迭。

    点评

    严耕望 钱先生才气磅礴，笔力劲悍，有其一贯体系，一贯精神，可谓是一部近乎“圆而神”之作，所以讲者可以拿他来作一条贯串的线索，也要诸生仔细地阅读。（《治史三书》）
 

吕思勉
 

    文化视角的“理乱兴亡”

    吕思勉在上海光华大学讲过十几年的中国通史课程。后来，文学院长钱子泉说，讲通史易与中学以下的本国史重复，不如改讲文化史。1938年，教育部颁行大学课程，开始的时候，以中国文化史为各院系一年级必修科目，后来又改为通史，但注明须注重文化。于是，吕思勉在孤岛时期的上海开始了《吕著中国通史》的写作。吕思勉主张通史内容大体不离“理乱兴亡”与“典章制度”两大板块，于是上册以“文化现象”为题目，分18项专题立章；下册“乃依时代加以联结”，前后36章，以“革命途中的中国”结尾，总计54章。因当时出版艰难，1940年先行由开明书店出版上册，下册1944年出版。

    在《吕著中国通史》的结尾，吕思勉如是写到：“我们现在，所处的境界，诚极沉闷，却不可无一百二十分的自信心。岂有数万万的大族，数千年的大国、古国，而没有前途之理？”其身处逆境，对中国的前途的深切忧虑一望可知。

    王家范认为，《吕著中国通史》重视制度变迁，把制度变迁作为揭示中国历史演进的主线，力求环环相扣，前呼后应。在述论“理乱兴亡”与“典章制度”两大方面均有出色成就，后者尤胜于前者。

    而严耕望在《治史三书》中认为，目前所有各种中国通史中，仍以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为最佳。此外，可以吕思勉先生的几部断代史为辅。他评价钱穆的著作堪称“圆而神”之作，与之相比，吕书周瞻绵密，可谓是一部近乎“方以智”之作，所以讲者可以拿他作为钱书之辅，以济钱书之疏阔。而且吕书征引原书甚详备，最便讲授者参考之用。

    点评

    顾颉刚 “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当代中国史学》）
 

范文澜

    唯物史观的历史重述

    范文澜出身于浙江绍兴的书香门第，自幼即诵读古典原籍。1940年，范文澜接到毛泽东直接委派，要求他在短时期内组织班子，编出一本篇幅为十来万字的中国通史。该书上、中两册共计56万字，由延安的新华出版社1941、1942年出版，1948年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了修订本。

    作为1949年以后读者最多的通史著作，《中国通史简编》首版时，范文澜曾如是归纳其特点：

    “第一，书中肯定历史的主人是劳动人民，旧类型史书以帝王将相作为主人的观点被否定了。

    第二，按照一般社会发展规律，划分中国历史的段落。旧史写尧舜禹汤文武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样，是完全静止的。有颂古非今，什么都是古的好，思想更是反动。试用一般的社会发展规律到具体的中国历史，这是和旧体历史完全不同的。

    第三，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但三千年来决不是没有发展，本书把封建社会分三个时期，西周起到秦统一，初期封建社会；自秦到南北朝，封建社会第二阶段；隋唐到鸦片战争，封建社会的第三阶段，说明它们的发展过程。

    第四，书上写的阶级斗争，着重讲腐化残暴的统治阶级如何压迫农民，和农民如何被迫起义，既肯定农民起义的作用，同时也指出农民缺乏组织性和觉悟性，他们对历史发展只能起有限的作用。对于外来的民族侵入，也着重写了民族英雄和人民群众的英勇抵抗。农民起义和反抗外族侵略，说明中国人民确有反抗压迫，反对侵略，敢于斗争的伟大传统。

    第五，注意收集生产斗争的材料，古代的科学发明以及有关农业、手工业的知识写得不少。

    从1953年开始，经范文澜修订的《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为了修订该书，范文澜十几年如一日，直至生命最后一息。因健康的原因，至1969年去世，仅经他重新修订的三篇（四册），规模即有110万字。范文澜未竟的事业，后来由蔡美彪主持完成，这就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2卷《中国通史》。

    点评

    王家范 《中国通史简编》很少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文，绝少教条式的空泛议论，取材多费心机，以小见大，夹叙夹议，挥洒自如，读来引人入胜，不感沉闷。也很少征引文言史料，多演绎为生动准确的语体文，浅显而不失文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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