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曾经这样》，(英)格雷厄姆·格林著，陆谷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6月版，34.00元。
约翰·勒卡雷说，格雷厄姆·格林有一句话，他引了不下千遍：“童年是小说家的存款。”这话没有错。童年，该是所有人的存款吧。如果说，这里的“童年”单指“童年记忆”，那么这存款总有被小说家耗尽的一天。而无节制地重复说过的故事，不仅是存款见底的问题，还会成为信誉问题。此外，童年留给小说家的，还有定型或未定型的视界。视界的作用之一，我们功利一点讲，在于即使碰到个人未经历过的隔膜的素材，也能操作。不过，这样一来，让人觉得机械单调的，恐怕就是视界的问题了。格林的众多小说中，直接描摹个人童年记忆的少，童年留给他的“存款”，更多的是指看待事情的方式。
有过怎样的童年？如何形塑格林？这都是无法给出确切答案只能不断探究的问题，这本《生活曾经这样》提供了不少线索。
格林的童年生活中，最让我震惊的，是那种仿佛顷刻间就会光临的巨变，以及随之而来的强烈的道德焦虑———在我看来，这就是格林童年留给他的最大一笔“存款”。格林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家寄宿学校的校长。学校的宿舍之一“圣约翰堂”，在格林6岁之前都是他们家住的地方。后来，全家人搬进了校长宅邸。13岁那年，作为寄宿生，格林搬回“圣约翰堂”。格林自称，这次“回归”成了他人生的首次转折：在此之前，他是快乐的，在此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好像堕入了地狱。“圣约翰堂”中，隐私不再有。格林自觉远离文明，进了一个蛮荒天地。更可怕的是，“在这儿，我是个外来者，一举一动招人物议；一定程度上，从字面意义上说，就是一个被人追捕的对象，而且混迹于有问题的人物中间，因此而出名。我父亲不是校长吗？可我更像一个挪威的奎斯林式人物的儿子，某个叛国内奸之后(引者注：奎斯林是挪威亲纳粹分子)。兄长雷蒙德是学校的纪律监督生，又是本堂堂主———换言之，当然是我这内奸的同伙之一。我呢，已落入抵抗运动力量的重重包围。要不背叛父亲和兄长，我是不能加入抵抗运动的”(第62页)。在两样事物之间疲于奔命，是格林许多小说的范式，在这里，有一个完美的原型。
有时候我很怀疑，这样的焦虑只能是后来补缀的。不过，看格林记录的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又觉得非有如此强度的焦虑不可：逃课成了家常便饭；用小刀割自己的腿；离家出走；看精神分析师。虽然声称在精神分析师那里度过自己人生最开心的六个月，但格林的精神状态并没有变平稳，躁郁症伴随格林一生。1923年初秋时分，已是牛津学生的格林在兄长的卧室中发现一把左轮手枪，之后玩了6次“俄罗斯轮盘赌”：将一发子弹装进手枪里，对着脑袋扣动扳机，存活的概率是五比一。格林说，“俄罗斯轮盘赌”是他在偶然间找到的最佳治疗方式。
《生活曾经这样》中的一个伊阿古式人物以及格林的一本少时读物，可助我们理解他的道德焦虑。格林有个同学叫卡特，“此人看出我在校内的窘境，依此弄出一套天衣无缝的心理刑罚法。卡特的想象力是成人化的，可以一眼看穿效忠矛盾：一方面想效忠于同年龄的学生，一方面又要效忠父亲和哥哥。嘲讽的绰号像一根根嵌进指甲的尖刺”(第69页)。奇怪的是，格林惧怕卡特的同时，也钦佩他的冷漠无情。凑巧的是，差不多同时，格林读到了英国女作家马娇丽·波温的小说《米兰的毒蛇》，为书中“俊美、有耐性、更有为非作歹天分”的主人公维斯康提着迷。格林将卡特视为现实中的维斯康提。在《失落的童年》一文中，格林说，读了《米兰的毒蛇》，让他仿佛一下子有了题材，让他开始写作。这本书让他明白，“善只一度在人的肉体找到完美的化身，以后就再也没有了，而罪总是能在人的肉体找到家。人性不是黑白之分，而是黑与灰之分”(单德兴译文)。卡特对格林的欺侮其实并不只是欺侮，还是一种“提点”，如醍醐灌顶，让他有了此种发见。事实上，格林是弱一号的卡特。日后，格林通过小说试图表达：忠诚、怜悯一类的品质会产生灾祸性的影响。心怀怜悯的人、忠诚的人会因焦虑、过度工作而早殁。《问题的核心》中的斯考比，就是因怜悯堕入地狱。可问题是，格林确信自己的判断吗？确信了，是否依此去实践？斯考比这个灰色人物，有着圣人的光环。格林的世界，底色还是非黑即白的，难以调和，只能游移，用格林的话说就是，只能做一个双重间谍。这就是格林式的焦虑之源，也是他教给我们的务实的处世之道。
英国评论家约翰·史柏龄(JohnSpurling)的格林评传中说：“童年和青少年对格林的影响极大，所以始终不擅于创作成人的主角。他塑造出类似中学校长的斯考比，但手法笨拙，与自己的个性格格不入，他甚至忍不住把这个与自己个性不合的角色拆毁。他认定成人就是青少年加上酒、色、鸦片、愤世嫉俗。”在我看来，史柏龄的批评是对的，格林的童年从未失落，他从未从中走出。可是，多少人走出过呢？尽管如此，史柏龄认为《问题的核心》仍是格林最好的小说，斯考比这个人物身上有着巨大的张力。
《生活曾经这样》记述到格林二十七岁左右的生活，童年之外，也包含格林的青年时代生活，比如牛津大学时期被德国招募为间谍的经历、在《泰晤士报》的工作经历、最初的小说创作经历等等，占了差不多一半的篇幅，都是相当吸引人的。
虽然《生活曾经这样》也想“简约出某种条理”，但不同于格林那些控制力过强的长篇小说，《生活曾经这样》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势。正是这一特点让《生活曾经这样》显得更丰富，更值得去探究。
约翰·勒卡雷说，格雷厄姆·格林有一句话，他引了不下千遍：“童年是小说家的存款。”这话没有错。童年，该是所有人的存款吧。如果说，这里的“童年”单指“童年记忆”，那么这存款总有被小说家耗尽的一天。而无节制地重复说过的故事，不仅是存款见底的问题，还会成为信誉问题。此外，童年留给小说家的，还有定型或未定型的视界。视界的作用之一，我们功利一点讲，在于即使碰到个人未经历过的隔膜的素材，也能操作。不过，这样一来，让人觉得机械单调的，恐怕就是视界的问题了。格林的众多小说中，直接描摹个人童年记忆的少，童年留给他的“存款”，更多的是指看待事情的方式。
有过怎样的童年？如何形塑格林？这都是无法给出确切答案只能不断探究的问题，这本《生活曾经这样》提供了不少线索。
格林的童年生活中，最让我震惊的，是那种仿佛顷刻间就会光临的巨变，以及随之而来的强烈的道德焦虑———在我看来，这就是格林童年留给他的最大一笔“存款”。格林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家寄宿学校的校长。学校的宿舍之一“圣约翰堂”，在格林6岁之前都是他们家住的地方。后来，全家人搬进了校长宅邸。13岁那年，作为寄宿生，格林搬回“圣约翰堂”。格林自称，这次“回归”成了他人生的首次转折：在此之前，他是快乐的，在此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好像堕入了地狱。“圣约翰堂”中，隐私不再有。格林自觉远离文明，进了一个蛮荒天地。更可怕的是，“在这儿，我是个外来者，一举一动招人物议；一定程度上，从字面意义上说，就是一个被人追捕的对象，而且混迹于有问题的人物中间，因此而出名。我父亲不是校长吗？可我更像一个挪威的奎斯林式人物的儿子，某个叛国内奸之后(引者注：奎斯林是挪威亲纳粹分子)。兄长雷蒙德是学校的纪律监督生，又是本堂堂主———换言之，当然是我这内奸的同伙之一。我呢，已落入抵抗运动力量的重重包围。要不背叛父亲和兄长，我是不能加入抵抗运动的”(第62页)。在两样事物之间疲于奔命，是格林许多小说的范式，在这里，有一个完美的原型。
有时候我很怀疑，这样的焦虑只能是后来补缀的。不过，看格林记录的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又觉得非有如此强度的焦虑不可：逃课成了家常便饭；用小刀割自己的腿；离家出走；看精神分析师。虽然声称在精神分析师那里度过自己人生最开心的六个月，但格林的精神状态并没有变平稳，躁郁症伴随格林一生。1923年初秋时分，已是牛津学生的格林在兄长的卧室中发现一把左轮手枪，之后玩了6次“俄罗斯轮盘赌”：将一发子弹装进手枪里，对着脑袋扣动扳机，存活的概率是五比一。格林说，“俄罗斯轮盘赌”是他在偶然间找到的最佳治疗方式。
《生活曾经这样》中的一个伊阿古式人物以及格林的一本少时读物，可助我们理解他的道德焦虑。格林有个同学叫卡特，“此人看出我在校内的窘境，依此弄出一套天衣无缝的心理刑罚法。卡特的想象力是成人化的，可以一眼看穿效忠矛盾：一方面想效忠于同年龄的学生，一方面又要效忠父亲和哥哥。嘲讽的绰号像一根根嵌进指甲的尖刺”(第69页)。奇怪的是，格林惧怕卡特的同时，也钦佩他的冷漠无情。凑巧的是，差不多同时，格林读到了英国女作家马娇丽·波温的小说《米兰的毒蛇》，为书中“俊美、有耐性、更有为非作歹天分”的主人公维斯康提着迷。格林将卡特视为现实中的维斯康提。在《失落的童年》一文中，格林说，读了《米兰的毒蛇》，让他仿佛一下子有了题材，让他开始写作。这本书让他明白，“善只一度在人的肉体找到完美的化身，以后就再也没有了，而罪总是能在人的肉体找到家。人性不是黑白之分，而是黑与灰之分”(单德兴译文)。卡特对格林的欺侮其实并不只是欺侮，还是一种“提点”，如醍醐灌顶，让他有了此种发见。事实上，格林是弱一号的卡特。日后，格林通过小说试图表达：忠诚、怜悯一类的品质会产生灾祸性的影响。心怀怜悯的人、忠诚的人会因焦虑、过度工作而早殁。《问题的核心》中的斯考比，就是因怜悯堕入地狱。可问题是，格林确信自己的判断吗？确信了，是否依此去实践？斯考比这个灰色人物，有着圣人的光环。格林的世界，底色还是非黑即白的，难以调和，只能游移，用格林的话说就是，只能做一个双重间谍。这就是格林式的焦虑之源，也是他教给我们的务实的处世之道。
英国评论家约翰·史柏龄(JohnSpurling)的格林评传中说：“童年和青少年对格林的影响极大，所以始终不擅于创作成人的主角。他塑造出类似中学校长的斯考比，但手法笨拙，与自己的个性格格不入，他甚至忍不住把这个与自己个性不合的角色拆毁。他认定成人就是青少年加上酒、色、鸦片、愤世嫉俗。”在我看来，史柏龄的批评是对的，格林的童年从未失落，他从未从中走出。可是，多少人走出过呢？尽管如此，史柏龄认为《问题的核心》仍是格林最好的小说，斯考比这个人物身上有着巨大的张力。
《生活曾经这样》记述到格林二十七岁左右的生活，童年之外，也包含格林的青年时代生活，比如牛津大学时期被德国招募为间谍的经历、在《泰晤士报》的工作经历、最初的小说创作经历等等，占了差不多一半的篇幅，都是相当吸引人的。
虽然《生活曾经这样》也想“简约出某种条理”，但不同于格林那些控制力过强的长篇小说，《生活曾经这样》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势。正是这一特点让《生活曾经这样》显得更丰富，更值得去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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