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旭生年谱》出版暨徐旭生与夏文化研究学术座谈会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隆重举行

2025年12月6日，《徐旭生年谱》出版暨徐旭生与夏文化研究学术座谈会在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成功召开。此次座谈会是“中国考古学会考古遗产专委会与中国博物馆协会考古遗址博物馆专委会2025年学术会议”的重要分论坛，由大象出版社与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联合举办。大象出版社孟建华副总编辑、营销策划部单明宇主任等受邀参加。

当日上午开幕式上，举行了《徐旭生年谱》新书发布仪式。下午，来自考古学、历史学、博物馆学、出版界等领域的十余位代表，与徐先生家属一同，围绕该书的学术价值及其所体现的学术遗产进行了深入研讨。

一、填补空白：首部徐旭生年谱正式出版 

《徐旭生年谱》由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徐有礼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海涛副研究员、河南美术出版社谭玉先副编审共同编撰，是大象出版社重点策划出版的学术著作。该书被学界公认为国内第一部详细、系统记述徐旭生先生生平事迹与思想发展历程的编年体著作。 

编纂工作历时数年，克服诸多困难。徐有礼教授坦言，起初深感责任重大、任务艰巨，但在大象出版社的积极推动和鼎力支持下得以坚持。编纂团队以高度的专业精神和严谨态度，广泛搜集并系统梳理档案、日记、书信、著述等大量一手资料。特别是徐旭生先生的文集和日记出版后，团队及时进行重要补充与修订，确保内容翔实准确。这些珍贵的资料不仅为编纂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还生动展现了徐旭生先生的人格魅力与精神风貌。例如，谭玉先副编审就特别提到，在编纂过程中，他了解到徐旭生先生晚年曾主动撤回入党申请书，而后又再次提交的事迹，徐旭生先生对信仰的执着追求和自我要求的极致真诚，令人由衷敬佩。

《中国博物馆》编委会主编刘曙光先生在座谈会上高度评价《徐旭生年谱》的出版，他指出，该书的成功编纂与出版，充分体现了大象出版社在学术出版领域的社会担当与前瞻眼光。作为学界公认的首部系统研究徐旭生学术人生的集大成之作，该书不仅填补了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也为深入梳理中国现代学术史，特别是夏文化研究学术源流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有力彰显了专业出版机构在推动学术传承与创新中的重要作用。

二、致敬先贤：再现一代学人的风骨与贡献 

徐旭生先生是我国现代学术史上学贯中西、建树卓著的大家。与会学者一致认为，长期以来，对徐旭生先生的系统性研究与公众认知，与其卓越贡献不相称。《徐旭生年谱》的出版，有效填补了这一空白，也是对先贤学术精神的庄重致敬。 

该书清晰勾勒出徐旭生先生跨越晚清、民国、新中国的传奇人生与学术轨迹。他早年留学法国攻读哲学，回国后投身教育、历史研究与考古事业，曾出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所长，领导西北科学考察团等工作，其人生与中国现代学术兴起紧密相连。学者们特别指出，徐旭生先生展现的“天下君子”（傅斯年语）人格风范、严谨自律的治学态度、真诚炽热的家国情怀，以及晚年对理想信念的严肃追求，在年谱中生动体现。

与会学者也对其学术思想与贡献进行了深入阐发。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海涛副研究员、洛阳博物馆高西省研究馆员等指出，徐旭生先生确立了中国考古学的信古方法论与田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其提出的早期文明多元互动理论和对传说时代的重新阐释，为中华文明探源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些深刻见解在年谱中得到了扎实的文献支撑与脉络梳理。

徐旭生先生之孙徐十周先生动情表示，年谱不仅系统再现了先辈的学术人生，更已成为后人理解其思想、追寻其精神足迹的“宝典”，让家族深切感受到跨越时代的精神传承与力量。

三、聚焦核心：奠定夏文化探索的学术基石 

座谈会重点探讨了徐旭生先生对夏文化研究的开创性贡献，这也是《徐旭生年谱》着力呈现的核心内容之一。1959年，72岁高龄的徐旭生先生依据文献线索，亲赴豫西进行“夏墟”调查，发现了震惊学界的二里头遗址。这一发现被誉为夏文化考古研究的里程碑，为持续六十余年的夏文化探索奠定最关键基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许宏研究员、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李旻副教授等学者深入剖析了徐旭生先生的学术方法论，认为他成功将传统文献史学与新兴田野考古学相结合，创立“由文献到田野”“信而有征”的研究范式。该范式强调在批判性分析文献基础上进行田野验证，既不同于单纯的“疑古”，也区别于“考古自证”取向，为探索中国早期文明提供切实可行路径。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孙英民会长指出，年谱出版有助于学界更清晰理解夏文化研究这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的学术源头与思想脉络。

这一范式在二里头遗址的发现过程中得到具体体现。洛阳市文物保护员郭振亚作为二里头遗址发现过程的亲历者与研究者，在发言中提到，他依据徐旭生1959年的考察日记，考证出村民赵法在最早提供文物线索、文管所长高文让协助踏查的关键细节。徐旭生先生在此基础上，凭借文献素养与田野眼光，迅速判断出遗址的重大价值。这段历史不仅展现了“从文献到田野”方法的具体实践，也凸显了此次调查的及时性与抢救性意义——若行动稍迟，遗址恐遭不可逆的破坏，由此足见徐旭生先生判断之精准、行动之关键。

四、激活研究：为多元学术探索提供新支点 

《徐旭生年谱》的价值远不止于个人传记。与会专家认为，它犹如一把钥匙，为多维度、跨学科学术研究开启新空间。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立东教授提出鲜明观点：徐旭生先生是中国考古学两大主流学派之一的“开派祖师”。以他为代表的学术传统（通过苏秉琦先生等传承），与以李济先生为代表的另一传统相辅相成，共同塑造中国考古学品格。徐旭生先生强调文献与考古结合、擅长宏观综合研究的风格影响深远。 

南阳市人民政府蔡坚副秘书长、郑州市文物局顾万发局长、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祁堔云院长、北京联合大学谢肃教授等从地方史角度指出，年谱为研究徐旭生与河南家乡（南阳唐河）、与河南大学的深厚渊源，以及中原地区考古学发展史提供宝贵资料。南阳文物保护研究院董全生院长结合年谱中关于徐先生赈济乡梓的记载，阐述其爱乡情怀的现实意义。这一点，也在座谈会前举行的“徐旭生先生参与唐河县赈灾功德碑拓片捐赠仪式”上得到呼应——唐河县文管所曾丹所长通过此拓片，具体介绍了徐旭生先生服务桑梓的贡献与精神。

五、展望未来：在传承中推进夏文化研究 

《徐旭生年谱》的出版，被与会者普遍视为一项重要的学术基础工程。它不仅系统梳理和保存了这位杰出学者的生平史料，更起到了重新发现徐旭生、激活相关学术史研究、深化对夏文化探索起源认识的关键作用。 

座谈会最后，学者们结合“考古中国  夏文化研究”项目新进展，展望未来研究方向。以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为代表的机构，正持续利用考古新发现深化对夏代社会与文明的认识。与会专家认为，在新时代，继承和发扬徐旭生先生“实事求是”“文献与考古相结合”的治学精神，坚持科学探索态度，对厘清夏文化内涵、实证中华早期文明发展脉络具有重要意义。 

《徐旭生年谱》的出版与本次座谈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对徐旭生先生及其学术遗产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当前，我国正深入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加强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的传播。大象出版社将继续秉持文化使命，深耕学术出版，推出更多彰显中华文明精髓的精品力作，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出版力量。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