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迷恋真实》：当“做自己”成为新的枷锁

《我们为何迷恋真实》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于2025年10月出版，是一部探讨当代文化中“真实性”议题的深刻作品。作者为英国作家和记者埃米莉·布特尔，她毕业于牛津大学，曾任职于《新政治家》杂志，现为《The i》报纸的文化撰稿人。本书由马雅翻译，译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的自由译者，其译作包括《制造消费者：消费主义全球史》等。

在编辑推荐部分，本书开篇即提出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真正的自由是否是拒绝被任何模版收编？当“做自己”变成一种令人疲惫的命令时，我们或许需要的不是更加本真，而是被允许“不那么本真”。书中指出，经济上行周期伴生的“做自己”思潮可能正在退潮，在当下的周期里，许多人每天念叨着“算了、随便吧、无所谓了”，而解药或许正是“放下自己”。当“活出真我”变成一种强制要求时，我们是否恰恰已经丧失了真实？本书系统剖析了“做自己”如何从一种自由选择演变为新的文化规训。社交媒体与资本逻辑将“真我”包装成必须达成的成就指标，让人们陷入“还不够真实”的焦虑之中。作者追踪了“活出真我”从浪漫主义、哲学概念一路演变为社交媒体口号的过程，指出“真实性”这一理想在滤镜修饰、自我叙事和身份政治化的语境下，早已成为一项表演任务。真实性原本承诺自由，如今却成了自我规训的新工具。

在“个人品牌”时代，每一个“我”是否都成了待售商品？本书通过明星文化、网红经济、匠人消费主义等案例，细致解构了名流文化与网红经济如何将“真实性”与“个人品牌”深度绑定，使之成为商品卖点。从金·卡戴珊的社交媒体运营到真人秀节目中的表演性亲密，从自我揭露到人设维护，在这个时代，真实性不再是内在的感受，而成为一种可供认领的符号和标准化模板，鼓励人们将自我修剪成可复制的商业化人设。

在算法制造的无限选择中，“放下自我”是否才是新的出路？作者从“真实”与“真诚”的历史区分出发，透视了我们为何沉迷于以“做自己”为名的标签与路径选择，梳理了这一概念在数字语境中如何变得混乱且自相矛盾。当“真诚”被简化为展示脆弱，“接地气”成了表演公式，所谓的“真实”逐渐沦为滤镜下的幻觉，而“选择的自由”往往只是数字资本主义精心设计的选项菜单。在私人领域政治化与公共空间人格化趋势的裹挟中，在无限推荐和自我展示的算法逻辑中，也许真正的自由不是再造一个“更好、更真”的自我，而是诚实地面对自我，可以放下、不必完满。

内容简介部分强调，真实性是当代文化最强有力的号召之一，但“做自己”真的意味着自由吗？作者从文化批评的视角出发，深入剖析了数字文化与资本主义如何制造“无限选择”的假象，使我们在追求真我的过程中陷入另一个表演的陷阱，并探讨了催发我们内心深处对真实性迷恋的种种因素。她以锐利而优雅的文笔，跨越社交媒体、名流文化、网红经济等表象，揭示出这一看似解放性叙事背后的深层约束。书中结合哲学理论与流行文化案例，审视“活出真我”这一现代信条背后的意识形态，在充满表演与伪装的时代，为“我是谁”这个问题带来新的思考维度。

本书获得了多位文化界人士的高度评价。英国皇家文学学会院士乔纳森·科埃赞誉其为一部优雅而犀利的文化批评杰作，认为作者以手术刀般的精准剖析了社交媒体如何重塑我们的身份认知，解构公众对名人艺术家的新型期待，并揭示现代社会将每个人推向表演者境地的深层机制。《月刊》杂志评价这部作品及时而发人深省，对“真实性崇拜”的泛滥进行了锋利的文化诊断，在叩问中揭开其内在悖论。《新政治家》文化版副主编安娜·莱什凯维奇称布特尔为当代最敏锐的文化评论家之一，当她将X光般的视线投向网红经济、金·卡戴珊现象、占星热潮、匠人咖啡崇拜、简·奥斯汀的现代变奏以及那些自诩“创意人”的人文学科毕业生时，她揭示了一个贯穿所有领域的集体幻觉——我们对塑造并展示某种“本真”人设的执念。文化专栏作家艾玛·加兰则指出，在这个私人领域政治化、公共空间人格化的时代，当我们凝视手机前摄镜头，难免用妮琪·格拉汉姆式的诘问逼视自己：“这究竟是谁？”布特尔以智识的勇气触碰整个禁忌丛林：从明星的“接地气”人设到个人品牌经营，从养生产业到“活出真我”的主流叙事，这部作品带我们进入后网络时代最有利可图也最支离破碎的奇观——被重构的自我。

《我们为何迷恋真实》不仅是对当代文化现象的深刻观察，也为所有在“做自己”的焦虑中挣扎的现代人提供了一面镜子，让我们重新思考真实与自由、自我与表演之间的复杂关系。

精彩书摘：

引 言

在当代文化中，我们熟知“真实”（authenticity）这一概念，以至于觉得追求真实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然而，它并非一直作为一个概念存在，而是在18世纪晚期才出现，在那之后，它的含义一直在慢慢变化。在当今的西方，这个词已经无处不在：二手名牌包或艺术品使用“真实”一词来让买家确信自己买到了好货，一线明星使用“真实”一词写作个人简介，H&M将“真实”一词印在袜子上，“真实”一词还成为民粹主义政治的武器，最重要的是，“真实”成为一个坚定的人生目标，烙印在我们的脑海中。

这个词很流行，我们很容易接受这一点——事实上，“真实”的无处不在甚至已经到了我们可能完全意识不到其存在的程度。“真实”是非常方便的一个词。在我们的世俗社会中，它为我们提供了追求的目标，它要求人们自我反省，而在这信条之中，它就是灵性般的存在。它给了我们一个理由，让我们能专注于追求个人幸福，而不是更困难的集体目标（尽管许多人追求自我的真实是为了更好地帮助集体）。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开始质疑“做真实的自己”这一使命，在我看来，这件事并不总是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有帮助。

在探讨“真实”（我们很快就会讨论其定义）之前，我们还要先提到“真诚”（sincerity）这个词。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在《诚与真》一书中详细论述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我在本书的某些部分也借鉴了这本书的观点。该书详尽阐述了这两个概念在文学作品中的演变过程。在17世纪和18世纪，真诚学说都指导着人们生活，正如《哈姆雷特》中波洛尼厄斯告诉雷欧提斯的那样，你应该“忠于自己”（to thine own self be true），这样才能维护社会结构的稳定。现在很多人把“sincerity”理解为“活出真实的自己”，但实际上，这个词更侧重于诚实——目的是避免欺骗他人，而非欺骗自己。你的身份与你的社会地位、阶级、职业或其他社会角色一样，都与你与生俱来的个性或本质息息相关。将个人作为一个独立实体来实现自身价值视为一种终极目标—那时的人们并没有这种观念。

“authenticity”一词出现于18世纪末，是浪漫主义萌芽的一部分，而浪漫主义正是一场崇尚个人自我表达的艺术运动。它的基本概念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真实的自我，即一个“真我”（real me），这个“真我”与所有非“真我”的事物都是分离的。它促使人们积极推翻社会结构或环境——也就是任何与个人灵魂无关的东西——来解放真正的内在自我，好让真我主宰一切。从词源上讲，“authenticity”源于希腊语的“auto”，意为自我的、自己的或自身的。正如查尔斯·吉尼翁（Charles Guignon）在《论真实》（On Being Authentic）一书中所说，它是“一种拥有自我、实现自我掌控的理想”。当我们考虑到当代的“个人品牌”概念时，吉尼翁说的这个定义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因为它将“拥有自己”的概念推向了极致。

当人们追溯“真实”这个概念的源头时，最常被提及的是著名思想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就像提起浪漫主义运动的时候人们也会联想到他的标志性地位。卢梭将人类社会的规则视为痛苦的根源，主张回归自然状态以重获人性的本真。为实现这一理想，他通过《忏悔录》开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我书写实验，试图通过足够全面的叙述，完整传达他的本质以及关于他自身的一切。卢梭主张，要成为一个“真实”的人（尽管他实际上并没有使用“authentic”这个词），你不仅要做你自己，还要让别人看到你在做自己。别人对你的认识应该和你对自己的认识保持一致——在两个多世纪后的社交媒体时代，这一观点显示出一种微妙的反讽。

到了20世纪初，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等早期的精神分析学家们也开始试图帮助病人理解他们隐藏的内在自我，从而让他们过上更完满的生活。此后数十年间，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也对“真实”展开论述：他认为，如果在特定情境中过度扮演社会角色，个体的自由将会受到限制。整个20世纪，“真实”的概念逐渐渗透至社会肌理中，到了现在，它已成为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个人主义的道德基石，最近几十年来，它被包装成一种令人向往——但又难以界定——的商品特征，重新兜售给大众。

如今，“真实”一词在公共话语中衍生出多重含义，常被混用或模糊。当放在上下文的语境里，我们通常可以一下就看懂它的含义——这也是我在本书中相对自由地使用这个词的原因——但为了避免歧义，我还是解释一下几种不同维度的含义。第一种含义指的是一个对象的真实性，即与其宣称的属性完全一致。第二种含义是指某种品质：这种情况下，“真实”就是质朴、有机或易于共情的同义词。第三种含义，也是对本书最重要的一个含义，指的是自我的真实性，即每个人都有一个待实现的独特“真我”和一个必须践行的人生真理。尽管我仍怀疑“真实”这个概念是否真正有意义，但为了表现我的开放态度，而且为了便于阅读，在本书中我还是按照人们通常的用法使用了这个词，而不是在文中处处挑战这个概念。

既然人们认为“真实”始终以对抗性存在——即抵抗那些将你从“真我”轨道上推离的外部力量——那么这一理念在当代会变得如此流行就不令人意外了。可以说，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上述第一种含义的“真实”，因为社交媒体（乃至整个互联网）为虚假与欺骗提供了巨大温床，催生出人们常说的“后真相（post-truth）社会”。同时，它也通过在线互动赋予了我们某种可能性（正如我将论证的，这种承认往往需要借助第二种定义来实现），使我们的“真我”（这里又说的是第三种定义了）得到他人的认可。尽管企业已将“真实”的议题收编为牟利工具，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反向操作，把这个概念当作解毒剂，来抵御西方文化中的超级资本主义，挖掘某种内在自我意识，至少能让我们免于被工作彻底吞没。

我并不是哲学家，也不是学术研究者，因此我这本书自然不能与卢梭、萨特或任何其他经典哲学同日而语。虽然东方哲学对自我的本质有着丰富的思辨，但我也同样没有试图把这本书放到东方哲学的语境中。如果你对“本真性”的思想史感兴趣，我推荐你阅读吉尼翁的《论真实》一书，这是一部全面概述类的作品；如果需要文学的视角，我还向你推荐特里林的《诚与真》；从相对现代的批判角度来说，我则会推荐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本真性的伦理》（The Ethics of Authenticity）。我希望这本书是一份当代文化诊断：揭示并质疑“本真性”无孔不入、渗透现代生活的种种形态。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