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百道编按】八岁登基，十四岁亲政，在位六十一年，他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擒鳌拜、定三藩、复台澎、逐沙俄，废太子、苦立储、亏国库、巡江南……他是盛世之君，也是孤独守望人，是深谋熟虑的政治家，更是立储的“拖延症患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在金碧辉煌的紫禁城中，爱新觉罗·玄烨，这位高高在上的帝王开始步入风云激荡的暮年时光。盛世之下，暗流涌动，帝国肌体悄然生出裂痕，历史的巨轮滚滚向前。在皇权面前，一代雄主要如何在亲情、家国和人性之间艰难抉择？大清王朝的命运又将面临怎样的戏剧性转折？答案尽在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年出版的新书——《圣人的迟暮：康熙晚年的帝国变局》。
《圣人的迟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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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作者：汪恒
出版时间：2024年09月
康熙四十七年，正值大清帝国的辉煌巅峰，然而对于康熙而言，却是命运急转直下的起点。盛世之下，暗流涌动，帝国肌体悄然生出裂痕，历史的巨轮滚滚向前，不可阻挡地重塑世界的格局，康熙及其后继者均被这股洪流裹挟，不可自拔。
2024年10月，广东人民出版社推出了大众历史作品《圣人的迟暮：康熙晚年的帝国变局》（以下简称《圣人的迟暮》）。该书聚焦康熙在位的最后十余年，截取九王夺嫡、驱准保藏、钱粮亏空、江南巡游、畅春风雪等关键历史切片，结合翔实史料和心理学洞察，侧写鲜为人知的康熙形象，同时折射十七十八世纪全球大变革时代的东西方变迁的深层脉络。
作者汪恒，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国政系，是一位文史研习者，同时也是一名资深媒体人。他曾主理纸媒专栏与多个新媒体平台，是“得到”金牌讲书人和腾讯“读书人老汪”主理人。二十多年前，汪恒尚在燕园负笈，却已经对中国历史上那些并不惹眼、却对后世数百年走向具有深刻影响的转折年代，产生了浓厚兴趣。康熙这位清朝著名帝王，其相对“非著名”的中老年时光，正是这样的一个转折年代。汪恒废寝忘食地阅读和收集相关的各种史料和研究著作，常常一头扎进图书馆不舍得出来。那时的他，还没有想过有朝一日会亲手写下一本有关康熙的书。
一年多前，汪恒与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做编辑的老友相聚，席间谈到了出版社对人文社科领域的深耕和口碑，他对此大加赞扬。老友知道汪恒对文化与文明变迁历程的热爱，也清楚他在这一领域积攒了二十多年的研究和写作经验。想到他过去的那段“着迷”时光，出于朋友之义与编辑之责，老友当即提议：不如试着写一写有关康熙的书？
汪恒眼前一亮，与老友一拍即合。两人快速确定了这本“康熙作品”的切入角度、内容框架和文本风格，又针对每一个灵光一闪的行文思路展开讨论。兴之所至，侃侃而谈，通常聊着聊着，铜锅里的羊肉都翻滚过了头。
从收集材料到最终成稿，只用了一年左右，汪恒便完成了《圣人的迟暮》的创作。这归功于他多年的积累，也有赖于母校的支持。“我要特别感谢母校北京大学，让我在毕业多年之后，仍然可以以校友身份回归校园，在图书馆自由地徜徉于典籍之海。还有众多师友，无论在是史料、文献，还是视角、观点，都给了我莫大的启迪与帮助。”
康熙时代距离现在不算太远，相关史料和研究文献都比较丰富，当时来华人员的记录资料也能为汪恒提供多样的观察维度。但正是因为资料体量过于庞大，梳理和提炼的压力不容小觑。他必须在比较纷繁复杂的历史细节中整理出头绪，找到一个贯穿全局的思想干流，弄清楚究竟是什么在主宰历史长河的滚滚洪流。这既需要艰苦的“拼图”过程，也需要刹那间的“顿悟”。创作的过程中，汪恒总有一种抽丝剥茧、曲径通幽的感觉，这种感觉让他沉醉和快乐。
作为一代雄主，康熙八岁登基，少年和青年时期功绩赫赫，一开局就是擒鳌拜这样的经典热闹的场面，让后世读史者心潮澎湃，一些文学作品和影视剧也爱着眼于此。可在汪恒看来，康熙晚年时期的精彩程度一点不比青壮年时期差。封建社会晚期权斗宫斗集大成者的九王夺嫡，主要就发生在康熙晚期。三征噶尔丹之后，清廷和准噶尔之间在纵横万里的广阔战场展开第二轮殊死决斗，也是康熙晚期的重要事件。从这里着笔，聚焦康熙晚年生涯的研究和书写，显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人们对康熙认知片面的遗憾。
更重要的是，康熙晚年是清帝国各种矛盾酝酿爆发的集中时期，也是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长河中一个很关键的阶段。这一时期，政治、军事、文化、财政等方面问题纵横交织，在晚年康熙的意志和手腕之下，汇聚成一个巨大的政治合法性问题。而康熙围绕政治合法性建构的种种努力，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而是为未来历史埋下了隐忧。这也成为十七十八世纪全球一体化起步阶段的历史洪流中，老大帝国逐渐呈现颓势的一种解释。
从晚年生涯入手，解读康熙的帝王心术与整个清朝的政治格局，还有助于解释一个长期存在的巨大矛盾——康熙究竟是励精图治的一代明君，还是拖慢整个文明历史进程的糟糕统治者？或者换个角度来问，看上去花团锦簇的康熙盛世，到底是黄金时代？还是不堪回首？它对中国历史发展和在世界历史中的命运沉浮而言，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这本书中有很多称得上‘解密’的地方，比如，康熙多次前往江南巡游，到底是为了什么？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我梳理了一系列史书文献，以及他在各地留下的遗迹，衷心地希望能够把这些探索的乐趣分享给读者。”汪恒说。
即便是一部通俗历史作品，《圣人的迟暮》中依然抽丝剥茧地触及了人性和哲学的极精微处，对晚年康熙的思想历程进行了深入探索。例如，在描写九王夺嫡时，除了对康熙诸子明争暗斗格局的描写，汪恒还着重描摹和融入局中人的心境，重现一种比较深沉的宿命感；写到康熙晚年对汉文化的复杂心态时，他又写出了康熙内心深处的复杂撕扯，一边有抵触、有隔膜，害怕根基深厚的汉文化对统治集团形成无法掌控的同化，一边又需要摆出一副深通儒学的模样以收服人心。这种撕扯不仅塑造了晚年康熙的文化判断与认同，也对帝国政治格局和精神风貌产生了巨大影响。
九王夺嫡也叫九子夺嫡，是中国封建帝制时代最后一场大规模的皇子争储事件。虽然它的绝对烈度不算特别高，没有演变为残酷的宫廷政变甚至战乱，但它参与角色众多、持续时间漫长、过程一波三折，加上离现代不远，一直是各类文学影视作品津津乐道的话题，严肃的研究著作也非常丰富。汪恒在描写九王夺嫡的时候，除了对事件本身的描述和剖析、推断与解密之外，也非常关注这一局面出现的历史背景，以及康熙作为帝国主宰者所扮演的角色。
在将晚年康熙放在一个大的历史变局背景中加以审视之后，他突然发现，九王夺嫡局面的出现，其实是康熙将八旗传统的竞争性继位习俗、群体推举式政治传统，与汉地嫡长子宗法制度结合的产物。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康熙优柔寡断、首鼠两端，以至于最后关头都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引起了雍正上台的合法性危机，其本质正是制度杂糅的结果。康熙不仅没能完成这个过渡性的、融合性的制度建设过程，还在这一过程中，基于八旗集团政治合法性至上这一理念，做出了一系列加剧混乱的判断和选择，暴露了他在融合满汉同时确保满洲中心的合法性建构方面，始终无法做到称心如意。
“九王夺嫡局面和康熙晚年的政治乱象有一定关系，它的结果还算不错，经过一番搏杀脱颖而出的雍正，具有较强的资质与能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和晚年康熙的弱项形成了互补。不过，因为康熙并没有完成制度构建，所以雍正继位从当时到现在一直都面临很多质疑，并在当时引起了实实在在的合法性危机。他在即位之后的刻薄，对兄弟的一系列报复，也和这种情况直接相关。”
晚年的康熙，似乎变得没有前期那么英明神武，出现过很多失误，除了接班人选择外，连处理官员贪腐时，也显得有些优柔寡断。除此以外，康熙中晚期，清朝财政开始出现纰漏，准噶尔的军事威胁卷土重来，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激化，官吏的腐败又一次抬头，社会矛盾也出现了上升的苗头。这些，都是当时大清帝国出现的变局。造成这些变局的原因，既有个人心态和治理方式的变化，也有制度本身的局限——传统专制政体已经走到了末期。此外，统治集团以少数人口、相对落后文化入主中原也造成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在王朝草创时期的康熙前期或许还不明显，但当中后期局势相对稳定后，就会慢慢暴露出来。
更有甚者，康熙在晚年时，坚定了维护八旗集团作为少数集团的政治合法性的政治使命，并以此作为贯穿于各个领域的施政原则，从而导致了资源投入不够，或必须做出妥协等各种弊端。
“比如，康熙晚年出现了严重的钱粮亏空问题，对于国家财政破坏很大，但康熙却一味‘宽厚’，不能很好的清理整顿，除了执政太久之后形成的惯性，重要原因就在于他需要以此换取官僚集团的支持与拥护，在一定程度上被迫妥协。这就是合法性高于一切的必然后果。总体来说，康熙是一位资质较高、励精图治的君主，但他并不是完美君主，也有很多局限性。有一些是个人能力和判断的局限，有一些则与时代及所处的角色有关。一个人不能脱离他所在的时代，也很难脱离他所在的价值体系、政治分野与利益集团。”
长期乾纲独断的专制统治，对晚年康熙的信息获取与判断，产生了消极作用。维护八旗集团作为少数集团的政治合法性的政治使命，让他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以是否有利于巩固政权合法性为绝对判断标准。这种方式或许可以维持小圈子、小集团的统治尽量长久，可对国家、对文明来说，却很可能导致相反的后果。
康熙执政跨越十七、十八两个世纪，其晚年的十八世纪，正值世界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前夜：英国已经完成“光荣革命”，工业革命正在酝酿之中；法国的路易十四正在东征西讨，强化集权，大革命的萌芽在思想文化界悄悄生长；俄国彼得一世正在锐意学习西欧制度，尝试对原有的东方式专制国家进行改革。这一时期即便不能当做东西方竞争的转折点，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而康熙治下的清帝国，虽然很多领域达到了传统封建王朝的顶峰，在奠定近现代中国疆土边界等方面，也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但它终究没有走出历史传统的周期律，在循环蹉跎中丧失了宝贵的历史机遇。这种局面的形成，康熙有着无法推卸的责任。
很多人都说康熙晚年变得昏庸糊涂，不似青壮年时期锐意进取、英明贤德。汪恒在创作时，也以“迟暮”入书名，来描写晚年康熙“权力的巅峰，内心的崩塌”。之所以选用这样一个词语，一来是因为康熙晚年身体和精神方面的衰老影响了他的判断、决策和施政，让他虽然不至于到“昏庸”“糊涂”的程度，却也的确从一个明君慢慢向不那么“明”的方向滑落。这其中，除了自然规律，也有权力的腐蚀。二来，“迟暮”也可形容当时的清帝国。虽然立国尚不足百年，本该呈现出勃勃生气的样貌，可由于政治合法性上的先天不足，这个帝国已成颓势，处处暴露出衰老的气息。另外，从整个大历史和全球发展的大时空来看，传统封建专制政体也走到了“迟暮”。虽然技术层面不断打磨，日臻完善，但整个政体的框架已然老旧，在全球性激荡即将到来前夕，这种衰老是致命的。
由此可见，“迟暮”是康熙自己的无奈，是清朝的无奈，也是历史演化的无奈。因为各种原因而导致的帝国的力量被迫过度集中于内向型的政治合法性建构之中，而且始终走不出来，始终以是否有利于大清稳定统治作为行事标准，对康熙和清朝来说，都是一个深沉的遗憾。
《圣人的迟暮》中说，康熙晚年表面是盛世王朝，实际上却潜流暗涌，大清王朝开始缓慢步入衰落。然而，后世却又有“康乾盛世”的说法。对此，汪恒表示，这种矛盾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本书研究与写作的意义所在。
“也许断言清朝早在康熙年间就已经步入衰落，稍微有一点夸张，但至少可以说，在康乾盛世烈火烹油的繁华景象之中，这个王朝的各方面隐患已经逐渐暴露，它本应是青壮年，却已经呈现出了某些衰老的气象。这种衰老是历史循环的积累，也是统治阶层先天不足的虚弱所致。换一个角度来看，‘康乾盛世’的评价，更多是从传统专制王朝的维度，是和其他时期的横向对比。但十七十八世纪的世界历史，对中国这样一个文明提出的要求，是应当跳出这个维度，才有可能在空前残酷激烈的全球性激荡中占得先机。康熙对于政治合法性的偏执，是这一跃进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也是从康熙晚年应当汲取的历史教训。它对清朝之后历史的影响，比任何一个具体方面的政策或者说问题，可能都要更大一些。说到底，我们在这种偏执、狭隘和蹉跎中，很遗憾地丧失了很多历史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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