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愿意保持冷静的红色作家——专访《追花的人》作者张品成

【百道编按】充满客家民风民俗的赣南，古老而精妙的围屋建筑，密不透风的封锁，宁死不屈的牺牲……2024年1月，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张品成的新作《追花的人》，小说展现了革命党人威武不能屈的坚定信仰，普通百姓善良淳朴的美好品德，国民党人认清现实后的幡然醒悟。本书的叙事贴近那个水深火热的时代氛围，用故事诠释了少年艰辛的成长之路，将坚忍、乐观、奋进刻进年轻一代的精神底色。这本书背后有怎样的创作故事？百道网对此专访张品成。

《追花的人》作者 张品成

张品成认为，红色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必须给孩子树立一种精神信仰，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精神谱系。同时，他的作品非常关注题材内容和精神的当代价值，“虽然是历史题材的作品，但我的立足点是它必须让任何时代的儿童都能够阅读到感兴趣的东西，或者是能让他有感悟的东西。它不是单纯的一部红色历史书籍，单纯地进行一些红色教育。这本书的内容要和孩子的个人成长紧密相连，一定不能脱离当代孩子的阅读兴趣和他的成长经历” 。

张品成的童年经历决定了他创作文学的方向。他从客家乡民的身上学到了红军精神，这是一种坚韧，是一种不屈，是一种向上迸发的力量。他创作的目的，就是把这些精神传递给读者们，照亮他们的成长之路。张品成的新作《追花的人》就是一个阳光的故事，它讲出了以采蜜为生的追花父子的经历，也暗喻共产党是一朵花，“追花”是在追求光明。

张品成在《追花的人》中，融入了客家文化、乡间情趣、地方语言，给小读者带来一场沉浸式的想象盛宴。在他看来，提高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语言和语境是关键。“首先，文学是一门语言的艺术，恰当的语言表达能让作品更加出彩，这也是我在小说中使用客家方言的原因；其次，好的语境能使孩子们提升阅读兴趣，从中激发写作灵感。”

这本书以20世纪30年代赣南乡村的父亲季米与少年宽田在革命战争时期的跌宕命运为主线，讲述了他们在危难关头，救助受伤的红军战士，并在国民党蓝衣队的围追堵截下，掩护受伤的红军战士转移，最后终于等来了红军救援队的故事。季米等人也由最初对战争的懵懂转变为因亲身经历战争的风云而种下革命理想的种子，以一种特殊方式完成了自身的成长。

作家张嵚表示，张品成的作品最广为人知的特点就是，里面有永远读不完的红军小故事，有永远读不够的精彩，《追花的人》也不例外。小说写的是在最艰苦的第五次反“围剿”时期，一对父子和红军的特殊关系，以及几个少年在那个时代里的特殊的茁壮成长经历。正如张品成之前的所有作品一样，他笔下的人物的性格、故事、人生，都有那个年代无数的真实英雄的影子。“这是一部点燃每一位青少年的作品，是一部让父母重新找回童年、找回青春、找回热血的作品，读《追花的人》，归来仍是少年。”

作为张品成几十年的好友，儿童文学作家、资深出版人刘海栖表示，他和张品成相识时，张品成还在鲁迅文学院上学，后来专攻儿童文学，他从里到外都浸透着热情，洋溢着奔腾的鲜血，非常有阳刚之气。“他三十年如一日地发自真心地去写红军题材小说，从不赶时髦，他的心一直没有变，我非常感动，也在向他学习。做张品成的读者很幸福，读者的家人也很幸福，因为张品成不只在讲小红军的故事，他还为我们真实地展现了过去那个时代中国城乡的风貌，让孩子们知道自己的祖辈小时候的生活是怎样的，了解历史，了解文化，忆苦思甜。”

张品成，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作品获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第二届、第三“巨人”中长篇儿童文学奖，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第十四届冰心文学奖，首届方志敏文学奖，第十七届中国电影华表奖，第二十八届电影金鸡奖提名奖等。

 “追花”就是在追求光明

百道网：《追花的人》这个书名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您创作这部作品的初衷是什么？

张品成：我在赣南生活的时间比较长，一直以来有一个印象刺激着我的想象，就是赣南的春天满山都是花，很多蜜蜂在采蜜，有一批人从很远的地方跑过来追花。把十几个蜂箱放在这里，蜜蜂一阵子就可以把周边几公里的蜜都采光了，采蜜的人就需要追着花期一直迁移，因此这种职业叫作“追花”。各个地区的植物不一样，花蜜也不一样，比如北方有槐花蜜，南方没有槐花，可以采油菜花蜜，还有杨朔在一篇散文里写的荔枝蜜。

这篇小说我主要写的是一对父子。有个家庭一直盼着要儿子，好不容易生下儿子，母亲却得病死了。父亲一个人带大这个孩子，却发现他是智障儿。父子两人遭到村民的歧视和欺负，田地也被地主占了。父亲想带儿子离开这里。于是他们养蜂，然后沿着花期走，到深山里面去追花。他们搭起棚子在山里生活的时候，遇到了开辟秘密交通线的红军，棚子成了红军歇息的地方。然而国民党也在寻找和追踪着，想破坏红军的交通线，切断他们粮食和盐的运输。

《追花的人》这本书描写的场景很小，红白两股势力在这里纠缠，读者通过父子和这两拨人的接触，可以看到善与恶的对比。这种善和恶的区别不是我编造的，历史真实情况常常就能反映出来。从政治的角度来看的话，你说为什么共产党当年能凭借弱小的力量，打败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因为共产党和人民的关系像鱼水之情，他们站在了人民的一边，他们对老百姓是非常善良的。我写作不喜欢任何说教，我就是用两种人介入善良的父子的生活，让读者去感受，我们当年为什么能团结到一起，为什么能在战争中获得成功。所以，这个书名还有一个暗喻：共产党是一朵花，“追花”就是在追求光明。

虽然在故事里，在一个时代的历史潮流里有好人、坏人，有人逆潮流而动，有人顺潮流而动，但是具体到个人是很难说好坏的。国民党里的“坏人”，可能在国民党这个集体里是个品德好、工作努力的优秀的人，只是他跟的人不对。此外，现在有智力障碍的人比我们小时候少了很多，但是残疾孩子也依然存在。通过这篇小说，我还想给孩子们树立一种尊重残疾人的观念，这也是对人、对生命的尊重。

故事里融入了客家文化、苏区精神谱系

百道网：您在南昌部队大院长大，十一岁随着家里下放到红军战斗过五年的江西赣南革命老区，听了大量红军故事，也对赣南非常熟悉。这些经历对您的这部作品的创作有哪些影响？

张品成：我青少年时期生活的宁都县，在江西省赣州市，是中央苏区的核心区，是当年国民党围剿最厉害的地方，也是长征的出发地。当年宁都县只有十几万人口，里面有5万名红军，我们那个村庄才30户人家，20多户家庭里都有红军。过去有一句话形容宁都县，“这个县城的红军尸体可以铺到延安”，这还不包括当地很多死去的村民。我过去和很多亲历者聊天，认识了很多间接接触战争的人，有老年妇女讲她老公的故事，有儿子讲爸爸的故事，这种故事非常多。也因此，我更加了解红军的故事，我有历史知识，看过、听过真实的东西后，更能感同身受，我的故事也让读者更感同身受。

我在这个故事里融入了客家文化。如果你的历史小说，不融入环境周边的文化，就会像论文、党史。你把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都干巴巴地叙述出来，这种写法不好看。赣南红军和老百姓生活在客家环境里，他们讲客家语言，我把他们的语言、风俗、民情、道德规范这些都融入赣南的文化背景中，这就叫苏区精神谱系。无私奉献、英勇顽强、勤俭节约，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如果再细化一点，就是客家当地人的精神品质。只有把这些精神品质和文化背景融入小说里，人物才能鲜活，故事才会感人。

比如红军死后，当地人为了尊重红军，会按照客家文化的风俗习惯为红军进行丧葬。怎么选棺材，怎么选风水地，怎么把石头安置好，我可以很详细地阐述殡葬过程。这里的每个细节都体现了战士对老战友的怀念，或者说老百姓对红军的爱，不是一句话就讲完的。当然你说“他在战争中死了，我们很爱他，很怀念他，把他埋了”也可以，但是分量不如前面讲得那么重。

所以写小说必须写出文化元素，这也是为什么到现在我每年都要出去走走的原因，现在还流传着很多地方文化、革命年代留下的文化。红军长征的故事都是打仗，他们要克服各种困难，他们要大量接触人，要面对社会。如果我写红军进梁山，那么他们打交道的就是彝族，我必须写出彝族的生活状态，这才是好的小说。《追花的人》里就涉及了赣南当地的建筑、饮食文化、百姓生活和心理状态等东西。如果没有这些信息，故事是虚的。

我是一个愿意保持冷静的作者

百道网：在写作的时候您个人是一种怎样的状态？您更喜欢带着情绪投入创作，还是做一个冷静的写作者？

张品成：我喜欢做一个平静的写作者，我写很多书都是不带情绪的，这一点很重要。我从1982年大学毕业后开始写红色主题小说。1987年我到北京，进了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我和余华、莫言、迟子建、杨志军都是同学，我们班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家。1989年的时候，我已经是专职作家了。我在江西的大型文学期刊《百花洲》上发表了一部红军题材长篇小说。这部小说在评论界引起了争议。它引发的批评对我打击相当大，此后三年，我没写东西。我在1991年从江西调到了海南，当时一度打算放弃写作。但是我对红军题材的关注以及对红军的情感，不是一天形成的。我放不下。我觉得中国文坛里面，像我这样热爱写红军的作家不多。我做的那些采访、搜集的素材如果浪费了也太可惜，所以我还是要写。不过，我把主人公的年龄放低了，我开始写成长阶段的小红军，写儿童文学。

我的代表作《赤色小子》经常和《闪闪的红星》《小兵张嘎》放在一个套系里卖，很多读者告诉我，他们觉得我的作品和《闪闪的红星》《小兵张嘎》完全不一样，但是又具体说不出来哪里不一样。其实我在写儿童文学的时候，就系统地把过去的儿童文学都看了一遍。这两部作品我都读过，我看完了以后心里其实非常不以为然，因为《闪闪的红星》《小兵张嘎》和当时所有的红色小说一样，都是一个套路：

第一，主人公是孤儿；第二，他的亲人被地主、反对派或者日本人杀害；第三，杀死他家人的就是他的仇人；第四，他懵懵懂懂，仇恨的苦水在肚子里翻滚，无法报仇；第五，组织来了，他投入组织的怀抱。不管是八路军、红军还是游击队，反正是共产党把他收留了，教育他什么是阶级、坏分子、帝国主义、反动派，把仇恨对象明确化，告诉他组织是要为天下的劳苦大众求解放，为大家报仇的。在这种情形下，主人公往往会擅自行动，结果吃了亏，差点把命丢了。这时候组织再教育他，要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同伴的力量，“一根筷子容易掰断，十根筷子掰不断”。最后，主人公终于明白了，在组织的带领下完成了报仇任务。

这个套路在大多数的小说里都有，但我看了就问自己，怎么能这样写呢？这是把小孩子全部搞成复仇人物了。但是后来我明白了，战争状态是惨绝人寰的，缺战士的情况下妇女和儿童免不了参加战争，主人公是小孩子是可以理解的。1949年前，我们确实鼓励孩子参加战斗。1949年之后，1950年到1953年，抗美援朝打了三年，1956年又要和印度打，之后好不容易有了简短的和平，又和苏联有了军事冲突。我们小时候大街小巷经常见到两条标语，“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老百姓每天都在做战备工作，这都是为了打仗。实际上，虽然我们几十年来一直处于和平阶段，但整个意识形态都是战争状态，因为随时可能打仗。抗美援朝就是局部战争，国家处于准战争状态，我们当然要鼓励孩子准备打仗了。所以过去写《闪闪的红星》《小兵张嘎》等作品的那一批作家都没错，这些作品是战争的延续。

进入和平年代后，再写这种书是不行的，我们要培养和平精神和文化。我们这一代人，处理战争文学的时候，不要光写战争，也不必把复仇作为重心，但是必须呈现当年孩子的勇敢和成长，这是绝对没错的。我和那些老作家哪里不一样？态度不一样，理解不一样，观念不一样。所以他们的目光放在打仗上，充满了激情，必须热烈。而我是一个愿意保持冷静的作者，我会写一个孩子看到一只蚂蚁在地上爬行。

乡间情趣和客家方言让小说有艺术感染力

百道网：您曾经提到，您写历史题材的作品的立足点是，它必须让任何时代的儿童都能够阅读到感兴趣的东西，或者是能让他有感悟的东西，不能脱离当代孩子的阅读兴趣和他的成长经历。《追花的人》是怎样集历史和现代于一身，给予孩子阅读趣味和吸引力的？

张品成：孩子们其实对党的故事接触挺多的，电视和课本里也有很多，但是为什么不是每个孩子都消化，这就是食品有问题。比如吃猪肉，你用粗糙的原始做法，孩子不消化，这时候就可以精加工，让猪肉的营养物质更好地在体内分解，孩子吃下去更容易吸收。我对红色历史素材的加工，首先就是分析孩子感兴趣的地方在哪里，它必须是活的元素，比如之前我提到的文化元素；第二是乡间野趣，陌生的生活形态，好像让孩子走进一个新的世界；第三是特殊的语言。

乡间情趣让小说有艺术氛围、艺术感染力。当代孩子对野鸟怎么养是很陌生的，他们往往都是在宠物店看到鸟笼里的鸟，说“妈妈给我买一只鸟”，这样一点意思都没有。我写养鸟的时候，会从野鸟生蛋的时候写起，孵出小鸟这整个过程就是情趣。我小时候还有个真实的故事，柿子树先掉叶子，秋天成熟的时候，光秃秃的树枝挂着很多的柿子。一般村里人在果还青的时候就摘下来了，但是有几个柿子是摘不到的，就吊在树顶。我就奇怪，为什么柿子已经黄了，鸟还不吃，总是在那几个柿子边上飞来飞去？我问老人，老人说：“你傻啊，柿子熟了引虫子，鸟要吃虫子。”鸟聪明得很，它等着柿子引来虫子，这就是乡间情趣。我还写过客家人小时候怎么去河塘里抓王八，都很好玩，孩子是很爱看的。

特殊的语言也是我写小说时很注重的一点，我是用方言、用客家话写作的。

我们现在很多作者都用欧化语言，这是一种规范语言，读起来很美，但是有点做作。就像我们旅游，你去吃宾馆的菜都是规范操作去烹调的，千篇一律，没有特色，而镇上的、山里的炒菜就很特别，全国的孩子都爱吃，文学上来说，这就是地方语言的魅力。我可能是最早阅读沈从文作品的读者之一，我读的第一本《边城》是繁体字，竖版的，我看后就不由自主去研究语言，对语文重视起来。现在老师教作文，如果光让学生背，没有动力学，是很难学好的。有特色的语言是有张力和感染力的，孩子可能说不出来，但是读的时候他们知道。我希望孩子们在我这部正能量的小说里，感受语文的力量，爱上语文，爱上文学，这对他们写作是好事，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更大的帮助。

作者：刘瑞丽

终审：李星星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