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翻古文运动的典范叙事，从天书运动说起——专访《从天书时代到古文运动》作者张维玲

张维玲是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曾任哈佛大学东亚系、费正清中心访问学者，目前担任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历史与文化学系助理教授。她的专长领域是宋代政治文化史、晚唐至明初地方社会史，后者以福建莆阳为个案研究。她正在进行的地方史研究，除了与“南宋士人地方转向”展开对话，也希望对“宋元明转折”的课题有所贡献。

她的著作《从天书时代到古文运动：北宋前期的政治过程》繁体字版出版后，收到了不少出版简体字版的邀约，她因为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过去出版过不少关于宋代古文运动的著作，在该领域具有很高的专业性，最终选择将简体版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本兼顾学术与大众阅读的著作，通过梳理北宋前期的政治过程，分析宋代古文运动展开的历史脉络：一方面从大众熟知的古文运动延展开来，并为读者展示了少有人关注的天书运动，一方面从一场文化思潮的变迁影射出文化、经济、政治的密不可分与深刻的批判和反省。

全书上篇探讨1008至1033年的所谓“天书时代”，如何在宋真宗与徐铉后学的合作下，融合汉唐经学、谶纬学于一体；下篇探讨宋仁宗朝的古文运动如何在批判天书时代的政治文化中诞生。为探讨此一政治过程，全书所关注的士大夫群体远多于范仲淹及其政治支持者，从而深化仁宗朝古文运动的历史过程。作者在书中提出，天书时代是赵宋君臣将汉唐君主对“太平”的想象与操作，进行总结性的重组与展示，以为统治的正当性张本；天书时代在宋仁宗朝的破产，意味着此时士大夫反省，甚至放弃汉唐儒学所赋予的政治理念。因此，从天书时代到古文运动，可谓是中国政治史与儒学史典范转移的关键时期。

张维玲在书的自序中写道，若要用心里的话来介绍这书，她想说的是，它挑战了两个旧的典范叙事。第一是以“城下之盟”的故事，来解释宋真宗朝的天书封禅事件；二是以“柳开提倡—杨亿反动—尹洙、欧阳修重倡古文”的三阶段框架来解释北宋前期的古文运动。这两个典范叙事，其实并不是当代学者的发明，而是北宋仁宗时便已形成的历史叙事。

《从天书时代到古文运动：北宋前期的政治过程》书中表述，宋真宗天书时代的天书、封禅、西祀、圣祖、遵奉道教等种种作为，皆非创新，而是援引大量的汉唐儒家经典诠释，并参考了汉唐君主对太平盛世的想象与期待。紧接于天书时代后的古文运动，则是真、仁之际，不同士大夫群体对天书时代的反省与批判。“因此，他们批评的也就不仅是针对真宗的天书时代，同时也是对汉唐经典诠释与政治文化的深刻批判与反省。这些士大夫群体，不仅包含范仲淹及其政治支持者，也包含他们的政敌。拙著之所以给后者较多的关注，是因为他们在仁宗统治前期的重要性，不在范仲淹与欧阳修等人之下。”张维玲说。

张维玲

百道网：天书时代是在大众的历史阅读读本中并不常见的一种说法，这具体指的是哪一个历史时期？

张维玲：“天书时代”是一个操作性定义，拙著用以指称宋真宗祥符元年（1008）到刘太后（968-1033）过世的明道二年（1008-1033）。宋真宗在大中祥符元年获得天书，从此，真宗依照天书指示的统治概念，进行了一连串的祭祀礼仪。因此，这样的指称，不仅在于“天书”在这个统治阶段，被君主视为政权正当性的主要象征，也在于这段时期的政治文化，由于天书的存在而有其特殊性。要强调的是，虽然“天书时代”的称法，将真宗统治的大中祥符（1008-1016）、天禧（1017-1021），与刘太后主政的天圣（1023-1032）、明道（1032-1033）视为一个整体，但本书也梳理了从真宗到刘太后统治期的差异与变化。

百道网：天书时代这个概念的提出，有什么具体的历史和时代背景？它的形成有哪些具体的原因？

张维玲：这个问题即是本书一到三章探讨的问题。首先，真宗朝奉天书而行的大礼，无疑与强化赵宋的统治正当性有关。但为何天书时代会是以今人难以理解的方式（祥符元年十月到泰山举行祭天的封禅大典，祥符四年（1011）二月到汾阴祭地，隔年，真宗自言道教神仙同时也是赵宋祖先的“圣祖”，亲自降临在他面前；祥符七年（1014）正月，真宗到亳州朝谒老子太清宫，天禧元年（1017）奉上玉皇、圣祖圣号宝册。）展开？则牵涉到真宗朝君臣对汉唐“太平”盛事的理解与运用。具体来说，他们挑选了儒家经典中的“孝治”、“先天之道”、东汉兴盛的谶纬学等，以及唐玄宗时代的道教统治模式，将这些概念与仪式重组成“天书时代”。换言之，天书时代有很丰富的汉唐思想资源在支撑，绝大部分的内容，不是真宗君臣的“创见”。

百道网：本书梳理的是北宋前期的政治过程，借此分析宋代古文运动展开的历史脉络。但按全书的历史逻辑性来说，古文运动早从唐朝就兴起，天书时代却是在宋朝的事情，二者之间有哪些必然的联系和逻辑？

张维玲：就如我在拙著中提到，如果是进行文学性的探讨，将唐宋古文运动放在一起绝无问题。但如果我们想要还原宋代古文运动的历史脉络，将唐宋古文运动视为一个连续发展的整体，或许不是好的策略。因为两者之间有数百年的时间差距，中唐的韩愈、柳宗元，不可能跨时空“影响”宋仁宗朝提倡古文的士大夫。宋初的柳开，也不可能在过世后半个世纪，还影响石介、孙复或欧阳修。

因此，我的研究方法是探究宋仁宗朝，即古文运动大盛的时刻（我论证这发生在宋仁宗亲政的景祐年间），到底谁推动了古文运动，而他们当时面临的政治问题为何？可以看到，这些提倡古文的士大夫，就是在天书时代成长起来的。天书时代由于中央自认太平，朝野士大夫与士人积极撰写歌颂时政的华美文字。这就是仁宗前期士大夫亲身经历、并企图且加以批判、打倒的政治文化。这里面有个观点︰中国传统士大夫关心的总是他们当下遇到的政治课题，而非早已成为过去式的唐代或五代的政治问题。

百道网：近年来研究宋朝文化、政治的书很多，这部作品突出了哪些方面的内容，有哪些独特性？

张维玲：也许这个问题应该由读者回答更为恰当。如果要我自己说的话，可能有两点，第一是打通政治史与思想史的界线。过去一般是历史学者讨论天书的问题，中文学界的学者讨论古文运动的问题，但我认为，天书时代有很丰富的经学、道教思想在作用，古文运动也有深刻的政治脉络。第二是在史料运用上，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一般被认为是北宋政治史的关键材料，这部史书当然很优秀，但在真宗朝和仁宗朝，这部史书的史料选择其实带有一定的立场或偏见。因此，我强调了《宋会要集稿》与士人文集在讨论北宋前期政治上的重要性。

百道网：纵观历史，宋代古文运动的特点和影响是什么？研究宋代古文运动的意义在哪里？

张维玲：按照我的观点，古文运动深刻批判了天书时代，而天书时代不仅是属于宋代真宗到仁宗初期，里面也包含了大量的汉唐儒家思想与政治文化。因此，古文运动可说是对汉唐政治思想遗产的总反省，从而为帝制中国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反省至少有三个重要意义。第一，重新确立儒教，而非道教在统治上的合法性（虽然儒教的最高统治原则在徽宗朝再次遭到道教的挑战，但最终没有削弱儒教在南宋以降的权威）。第二，使汉唐形成的儒家经典诠释，也就是官方版本的十二经注、疏的权威性遭到破坏，从此，宋儒开始根据己意，直接解读儒家经典本文。此后，才有不同的儒学流派彼此竞争着正统地位。第三，帝制中国对“太平”的期许与想象发生了深刻变化。例如，汉宋时期认为，王朝自认太平了一定要封禅告天，汉武帝、光武帝、唐高宗、玄宗、宋真宗就是在这样的信念下跑去泰山封禅，但此后就没有帝王再封禅泰山了。又如，认为真命天子将获得上天赐予的“河图、洛书”，这在真宗朝就表现为天书，汉代至少汉光武帝、唐代至少武则天、唐玄宗也获得过形制不一的河图、洛书。天书时代以后，基本上没有再发生类似的事件了。

百道网：本书探究了政治史与儒学史的内在联动。其中有哪些有创新性的发现和结论吗？

张维玲：从宋仁宗以降，学者基本上认为天书时代是真宗与王钦若的合谋作伪，对于天书时代的内涵因此很少讨论。拙著则指出，天书时代的成立，里面包含了丰富、多重的汉唐经学、政治思想，天书时代的各种概念与礼仪，多半不是创新，而是真宗君臣对传统思想资源的选取与组合。古文运动的展开，则被放在其政治脉络中来重新考察。

借此，我也提出一个观点，宋代古文运动的典范叙事︰“柳开提倡—杨亿反动—欧阳修、尹洙再倡而盛”，最早出现在范仲淹为好友尹洙写的文集序，既然是为好友写的书序，难免放大好友的贡献，其实不能当作信史来看。我认为，能够改变一世学风的︰从天书时代撰写歌颂太平的华丽诗赋，到强调撰写阐扬儒家圣人之道的古文，还是在科举考试标准的明确改变，而非单一个人的登高一呼。而这个改变，发生在仁宗亲政的景祐年间（1034-1038），而非晚至庆历改革。景祐年间主导这个文风方向变革的，则是拙着谈到的柳开后学与杨亿后学。他们在过去受到的关注相当有限，但他们在仁宗统治前期的影响力其实很大。

我也想强调一下，研究传统中国政治史，特别是当我们讨论的对象是儒臣时，必须对当时的经学思想有一定的了解，才更容易读懂他们的修辞与理念。

百道网：通过对北宋初期古文运动的研究，这项当时著名的文化和政治运动对政治、经济、文化的作用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维玲：这个问题可以理解为“从天书时代到古文运动”，如何影响、改变当时的政治文化。在政治上，当然表现在庆历改革，这是前人都谈过的。拙著则进一步认为，古文运动瓦解了天书时代的政治文化，这个政治文化认为政治已经太平，不需要进行任何大规模的改革，如果有天灾，则是天地运行自然发生之事，而非天对政治的警醒。但在古文运动与庆历改革后，仁宗承认了父亲的太平盛世在他手上失去，因此，改革政治是必要的，灾疫的发生是上天对君主的警告，此时，也更需要、容忍谏官对时政的各种批评。换言之，对“太平”与否的认知转变，连带影响了与之相应的政治行为。因此，庆历改革虽然失败，但此后赵宋君臣都还是认为应该要改革，政治改革的正当性并未被否定，而后，如我们知道的，神宗朝迎来了王安石变法。至于在经济方面，我没有研究，不敢多说。

百道网：在写作时，您参考了很多重要史料。选择史料的时候，您的标准是什么？十年成书，查询、利用资料和写作的过程中，最难、最花费精力的地方在哪里？

张维玲：我在利用史料时，大概考虑两个关键。第一是史料写成的时间点，我倾向用较早成书的史料。例如，当代士大夫的文集就是一手材料。又如，如果《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会要集稿》都收录同一条史料，我通常用后者。至于北宋晚期以后的文人笔记，我基本上不用，如果用，也是讨论北宋以后的人如何看待这段历史，而不是用来重建北宋前期的历史。第二是考虑作者的立场、文本的性质与写作的动机。这也是我认为在研究真宗朝，要小心使用《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原因，因为仁宗以降的宋人，基本上鄙视天书时代，我们自然不能期待他们做出客观的评论。又或者前面提到范仲淹为尹洙写的文集序，也要小心作者放大好友重要性的问题。

最难的地方在于结构的调整。拙着是以我的博论为基础改写而来的，原来写了七章，是按照议题来写的，现在大家读到的仅有五章，且大致按照时间顺序编排章节。博论写成后，我感到时间线很不清楚，很多地方在不同章节有所重复。但要重新调整，必须先自我解构一番。因此我转去作地方史，博论放了几年，等到差不多失去身为作者对作品的同理心的时候，再重新加以整顿。这时候，我才能对自己的作品变得挑剔与狠心。原博论写了四十七万字，我删到剩二十六万字。我删去了一些繁复论证的脚注、大篇幅引用的史料。有读者说觉得删去了一些值得保留的地方，我想这个问题是见仁见智吧！

然后，因为这是书，不是博论，我要面对的不仅是宋史的学者，而是更大的读者群。因此，我在改写的过程中，花了很多精力去关注如何对读者更为友善。包含各章前言、结语尽量言简意赅，许多原本冗赘的篇幅被我删去；我也关注各章节、小节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每个段落是否有主旨句。以求让读者能清楚掌握我想表达的观点。

百道网：您希望未来的学者如何延着您的研究进行深化和发展？您自己目前的研究方向和重点工作是什么，未来还有哪些出版规划？

张维玲：我想没有任何一个研究是完美的，拙着必然也会有所不足，但提出了一个重新理解北宋前期历史的角度。我想，政治史与思想史本身就有许多可对话之处，这个研究方法，或许还未来可以应用在别的朝代。

我本人从2016年开始从事地方史的研究，以福建莆阳（介于福州与泉州之间）为研究区域，这是一个诞生了蔡襄、蔡京的地方。目前在《新史学》、《汉学研究》、Journal of Song Yuan Studies等期刊发表了若干篇论文，未来希望能写成一本英文专书。我探究的课题包括地方学术与理学的关系、地方政府与地方士人、地方社会的关系，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士人的长期互动。另外，我也会重新研究南宋中期的政治史，我的硕士论文研究过这个课题，但如今看来有许多不足，这个研究也希望以书的形式出版。

作者：刘瑞丽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