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客·两情》 萨苏 编 金城出版社 2012年5月版
当时的延安，是无数渴望自由与理想的中国先进青年的圣地，就像欧洲艺术青年向往的巴黎左岸，现在中国小资心中的香格里拉。当时很多资产阶级、大地主和知识分子家庭的儿女毅然背叛了他们的那个阶级。“宰相府里走出的大小姐”孙铮说，“大家庭有什么留恋的，我不要金银财宝，我要坚决走抗日的路！” 1933年成立的延安女子大学里，有八成以上的学员如孙铮者，来自中小资产阶级家庭。
梳短发、穿制服、扎腰带、登草鞋，这是延安年轻女性的典型形象，也有个别女同志自己缝制列宁装，还要把红绒线球或红布条缀在布鞋、草鞋上。1944年，中外记者组团到延安采访，彼时延安刚刚经过整风和大生产运动，记者们发现“女性的气息，在这里异常淡薄。”然而年轻生命的适应力和生长力是任何艰苦环境都无法阻挡的。她们很快就和物质条件极其匮乏的根据地融为一体，工作起来不让须眉。十八岁的米脂姑娘周生荣是延安县妇女部长，“到乡下，把成千上百的婆姨召集一块儿，就站在碾盘子上挥胳膊作动员。” 周荣生无疑是幸运的,因为她嫁给了中意的人。在男女比例极其失调的延安，女同志的压力显然比男同志更大，她们主观上没有过早考虑婚姻问题，客观上却不得不服从组织安排。《史客·两情》一书集中揭示了“中国革命进程中最初不为人们所料到的，以后又为人们所讳莫如深的矛盾”。
你相信革命圣地有“汽车旅馆”么？当时很多革命军人结婚后并不是共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仍然分住集体窑洞，只有在周末才能在青年宿舍团聚。“屋里只有一张床，被褥自己带，一次五毛钱。每到周六，小两口背着被褥住一晚，第二天回到各自的战斗岗位。”苏区最早的婚姻条令是从苏联引进的，后经陕甘宁边区政府改进，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 必须指出的是，该法的执行实际上受制于组织纪律。根据地医疗条件有限，再加上边区政府严禁打胎，使婚后的女同志饱受生育之苦。抱着救亡救国的革命热枕奔赴延安的年轻女性，没想到还要面临婚姻与生育的压力。连贺子珍都感叹“生孩子实在生怕了”（毛泽东与贺子珍前后生育六个孩子，夭折两个，下落不明三个，只有李敏很幸运）。
我们先简单看一下1937年至1945年延安革命先辈结婚时的年龄差异吧。相差岁数：林彪张梅13岁，罗荣桓林月琴12岁，叶剑英危拱之8岁，陈云于若木14岁，毛泽东江青19岁，邓小平卓琳12岁，贺龙薛明20岁，彭德怀浦安修9岁，高岗李立群16岁，林伯渠朱明33岁……相差较小的极少：胡耀邦李昭6岁，何其芳牟决明同龄。田家英董边4岁，新娘比新郎大，这是很特殊的例子了。事实上，她们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的贡献与牺牲绝不低于在前线浴血奋战的男儿。最直接的反映是她们巩固了大后方的稳定，为革命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后生力量。与这些赫赫有名的革命家结婚的女性，大多是幸福的，因为他们的丈夫不仅是决胜千里的将才，而且饱读诗书，能够理解和爱惜自己的妻子。但从田地山间走出的革命队伍中，仍是以“泥腿子”为主。经过革命洗礼的农民与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仍存在着隔阂。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段子，女：“晚上咱们到河边看看月亮吧。”男：“一个破脸盆子有啥好看的？回家睡觉！”
该书有意选辑了一些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的爱情婚姻故事，比如戴笠与陈华、陶希圣与万冰如，使读者能够看到中国当时两个完全不同状态下的情感史。书中值得推荐的《延安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与《延安时代女性生活史》一起，为我们了解延安及延安文人的经济与女性革命生活有极大帮助。仅举一例：1937年中央征集红军史料，稿费为五角至二十元。当时的五角钱能买半头猪。虽然当时延安物质匮乏，缺少现金，但从这点来看，中央政府对文人与其劳动是极其重视的，足以叫现在的撰稿人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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