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百道编按】刘士林偶然的机会踏入大运河研究的领域，之后便一直深耕，接连承担国家级项目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不仅成为有关部门、城市申报世界遗产必备的案头书，而且填补了把运河城市作为一种独立的城市形态和发展模式的学术空白。他的最新力作《六千里运河 二十一座城》以运河两岸二十一座重要城市为中心，深入挖掘其历史文化资源，系统整理其文化资产和生活方式，融合地方志、文学艺术、民俗等方面的生动素材，对运河文化形态及精神价值进行了全面研究，着力阐述了其作为中华民族精神根脉的重要内涵。在他看来，通过研究和写作本书，既增加了很多的“新知”，又提升了对大运河的“深情”。
《六千里运河 二十一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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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作者：刘士林 著
出版时间：2022年02月
中国大运河的历史是一部运河城市发展史。运河城市不仅对中国古代社会向更高水平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也在岁月沧桑中积淀为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与文明遗产。2022年2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六千里运河 二十一座城》，在城市研究领域上，本书以运河两岸21座重要城市为中心，提出运河城市代表了经济型城市的中国模式与经验，主要功能在于对已成型的农业文明模式与经济社会格局进行变革和再生产，目的在于推动中国古代世界的内循环与可持续发展。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马俊亚认为，这不仅为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古代城市提供了一把钥匙，对当代运河沿线城市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借鉴意义。
扬州大学中国大运河研究院副院长、教授黄杰表示，书中对运河各城市的功能与城市文化形成的描述与阐释非常有意味。如天津与运河的军事功能息息相关，城市的基本功能保障运河运输安全与拱卫京城。运河使沧州成为天下官商巨富行走的要道，刺激了保镖护商的镖师行业发展。由于沧州人的正直、刚烈和高超的武术本领，“镖不喊沧州”成为南北镖行共同遵守之常规。“诸如此类的生动文化叙述，在每个运河城市中都可以被读到。相信读完此书，会对运河与运河城市产生一些全新感受。”
百道网专访《六千里运河 二十一座城》作者刘士林，请他介绍本书的亮点，以及自己多年研究大运河的成果。
刘士林 《六千里运河 二十一座城》作者
百道网：您是研究江南文化和大运河文化的专家，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它们，又是基于什么样的缘由走上这一方向的研究之路，并坚持至今的？
刘士林：这个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我最早知道大运河，是在80年代的大学校园，当时在读刘绍棠的运河小说，那些活泼可爱、敢恨敢爱的人物，还有带有异乡风情的运河社会生活，曾给过我们不小的惊奇和感动。但我真正进入这个领域，却是纯属偶然。
大概是在2005年末，孙逊先生对我说，新浪网策划一个运河汽车拉力赛，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造势，想请位专家写篇文章助力。当时我主要在做都市文化研究，对大运河并无涉猎，但由于孙先生坚请，写了一篇《孤帆远影：大运河上的江南文化》，后又发表在2006年10月23日的《中国教育报》上，这是我研究大运河的第一篇文章。未曾想到，文章被素味平生、远在沈阳的辽宁人民出版社编辑刘一秀看中，在他的游说和鼓励下，我们团队完成了《中国脐带——大运河城市群叙事》，并于2008年1月出版。然而更出乎意料的是，这本书不仅广受欢迎，还成为有关部门、城市申报世界遗产必备的案头书。也是因此，我们还承担了有关部门的《世博会与京杭大运河自驾游房车游线框架研究》，从理论走向了实践。
此后，我们一直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展开，特别是2019年，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国家战略的提出，我们在同一年承担了国家发展改革委重大项目《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全年实施情况评估和分地区实施绩效评估》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运河文化建设研究》，形成了一支以城市科学为基础理论方法、同时兼顾理论与实践的学术团队。
现在回过头来看，在偶然性中也有必然性。一是我们的江南文化研究，其中有一部分和江南运河是相叠合的；二是我们的城市科学研究，由于不管是大运河的历史文化研究还是当代建设，运河城市都是主体，因此我们进入运河研究领域也是比较容易的；三是我们十余年倾力构建的人文城市学派，当今大运河的主体功能，已从历史上的交通、漕运等实用功能转化为文明遗产、文化资源等传承保护利用功能，这正好为我们持续研究人文城市、探索文化引领城市和区域发展新模式提供了一块重要的试验田。
百道网：此前运河历史与城市的关系这一课题，在学界存在哪些研究空白？您创作本书的初心是什么？
刘士林：大运河在学术界一直还是很受青睐的，有专家就提出过建设运河学的设想。但以往的研究主要分布在历史学、文献学、经济学、社会学、民俗学乃至水利工程等专业领域，虽然也会涉及到运河城市，但多半是不成系统的。从城市科学的角度，把运河城市作为一种独立的城市形态和发展模式，可以说是一个空白。
我们想做的工作是，一方面，运用城市科学的理论方法，深入研究大运河对运河城市空间、经济、人口、商业、文化等方面的具体影响，探索运河城市特有的发生机制与发展原理；另一方面，运用人文城市的理论与方法，重点探索运河城市对运河文化生成发展的作用及后者对前者的反作用，以解释运河文化与运河城市之间复杂的相互影响关系，由此为大运河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一种系统性的理论框架和现代性的价值参照。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充分学习、吸收、借鉴了有关研究成果，感谢他们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持。
百道网：在本书中，您通过城市或城市群的角度研究大运河文化，讲解和讨论的最重要的主题有哪些？
刘士林：从城市的角度研究运河，我们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三方面：一是提出了大运河城市群。因为大运河的纽带，运河城市不是孤单和相互割裂，而是形成了一个有着合理层级和分工体系、彼此之间联系密切的城市共同体，也就是今天人们讲的城市群。它们除了城市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高度的协同性和一致性，也最大限度消解了地理和行政区划对城市发展的约束。比如说，一个地处北方的运河城市，它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千里之外的江南运河城市相差不大，相反与自己周边的城市往往显得格格不入，这主要是由大运河塑造和决定的。二是重点探讨了运河和城市的相互作用机制。即，一方面探讨大运河的开发开凿怎样影响了运河城市空间形态和文化功能的变化，另一方面则努力揭示运河城市的变化又怎样反过来影响大运河的兴衰，为深入研究大运河及运河城市在历史中的各种细微变化提供一个理论框架。三是结合世界遗产保护和大运河文化带建设，重点研究了大运河城市的文化模式。阐述其与传统农业文明、农业城市、乡土文化的区别与联系，探索其中包含的具有现代性功能的城市因素和文化要素，在此基础上探寻推动大运河文化实现现代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的逻辑可能和现实路径。
百道网：请简要梳理中国大运河发展的历史和由它代表的精神发展脉络。为什么说“许多城市的命运与大运河的兴衰联系在一起”？
刘士林：关于中国大运河的发展史，可以有不同的分期研究方法。从运河主体功能变革变迁的角度，我觉得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春秋时期运河开凿到隋唐大运河的全线贯通，这也可以称为“古运河”阶段。这个阶段的大运河主要承载的是军事和政治功能，如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邗沟，主要目的是运兵运粮打仗。此时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功能并不明显，因此可以把古运河称为“政治的大运河”。第二个阶段从隋唐大运河开始到清代漕运废止。这是中国大运河最繁盛的时期，也是运河城市大发展的时期，在这个阶段，运河的功能实现了全面发展，除了延续“古运河”的政治、军事功能，经济和商贸功能日益成为主体功能，社会和文化的功能同时也跟了上来，因此这个时期的大运河也可称为“经济的大运河”。第三个阶段是当代的大运河，以2014年大运河成功申报世界遗产和2019年大运河文化带上升为国家战略为标识，大运河的政治、经济等实用功能逐渐退居二线，未来的发展目标是建成“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和“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标志”。也可以说文化功能成为当代大运河的主体功能。由此也可把当代大运河称为“文化的大运河”。但由于在世界遗产保护和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不仅传承了历史上的大运河文明和文化的精华内容，同时也与我国当代政治、经济和文化需求紧密结合在一起，因此这条“文化的大运河”是一个文化战略大概念。由此可知，从古运河到大运河文化带，本身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历史发展进程。
关于运河城市与大运河的密切联系，是大运河城市群的一个普遍的原理。比如，大运河的开凿及通航，会使一些地方迅速繁华起来，也就是极大地提升了这些地方的城市化水平。如天津明清时期的城东门和城北门，之所以成为城市最繁华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两个城门正对着运河的“区位优势”。又如北京齐化门外东岳庙一带，也是因为借助了运河漕运之利，才成为京城人士的辐辏之地。比如，一些原本并不起眼的城市，也是因为运河带来的商业贸易和人口集聚，而迅速发展为具有中心职能的大城市。如今天很不起眼的山东临清市，在明清时代曾发展为华北一带的商业中心，也是因为其处在运河咽喉的地理位置。其他如大家熟悉的扬州、苏州、杭州等，也都是因为运河才发展为当时的世界大都市的。再比如，一些运河城市的衰落，最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运河先衰落了。其中最典型的是扬州，还有曾有“淮水东南第一州”之称的淮安，清朝末年，由于海运兴起、铁路建成及运河淤塞，它们的繁华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百道网：在书中您指出，运河最主要的功能是联系交流，能否举具体例子来说明，在文化联系与交流方面运河在历史上的贡献有什么？
刘士林：大运河作为国家交通主干道，其最核心的功能是打破地理的和行政区划的阻隔，促进各种要素集聚、碰撞和融合，因此成为推动古代中国发展的“大动脉”。在文化联系与交流方面，大运河的主要贡献是“内联外通”，内联主要是极大加强了中国内部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联系，促进各类资源要素的高效配置与交换。如何荣昌先生说：“自从隋炀帝开江南河之后，不但改善了江南水陆交通的面貌，更重要的是使江南地区与中原联系在一起，从此，江南地区与全国各地发生了广泛的经济文化联系，对江南地区以及东南沿海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外通则是进一步把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极大地拓展了中华文明的视野和胸襟，如田余庆先生说：“大运河的作用，也不限于唐宋帝国内部。大运河的一端通过明州港以通海外诸国，另一段则从洛阳西出以衔接横贯亚洲内陆的‘丝绸之路’。可以说，大运河起着沟通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巨大作用。”
随着商贸和人员的大规模集聚和流动，必然也带来了更高水平的文化交流。就中国内部而言，如江南地区的生产技艺、生活方式、文化风俗等，都是沿着大运河而传遍了中原乃至更为广阔的北方地区，就中外交流而言，则是我国的丝绸、陶瓷、建筑、造纸、印刷、指南针等工艺技术传播到世界各地，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百道网：本书内容涉及大量历史文献，您常常引经据典，能否给我们分享一下在查阅资料上您遇到的困难或收获？创作过程中您好像未对运河和相关城市进行野外考察，这出于什么考虑，对写作有什么影响？
刘士林：我们的大运河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城市史和文化史研究，必然要涉及到大量的历史文献和资料，同时，由于城市研究几乎包括了各个学科，因此文献资料的繁复也是可想而知的。我们主要通过两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一是加强日常的阅读和积累，作为一种基础性的储备；二是在研究过程中有意识地去收集一批资料，使手中的文献尽可能的详尽。关于田野考察，我们是有的，尽管在本书中看不出来。由于长期从事城市和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我们平时在各地的调研很多，其中和运河有关的也不少。如2012年在山东调研时，就去看过著名的戴村坝。在研究江南文化和长三角城市群时，江南运河最好的东西我们也全都考察过，有的还不止一次。另外，我们参加过很多运河沿线城市举办的会议，一般也都安排有当地运河的考察，所以并不缺乏感性认识。
百道网：在今天，中国大运河遗留下来了怎样的痕迹？我们该如何通过大运河历史，研究中国当代社会与文化？
刘士林：在今天运河沿线8省（市）的城镇、村庄、建筑、闸门、码头、驿站、桥梁上，随处可以见到中国大运河留下的有形和无形痕迹。据统计，其中物质文化遗产超过了1200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超过了450项，所以人们把大运河看作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富集区。同时，大运河文化还承载着丰富的时代价值，如燕赵文化中豪爽阳刚的英雄主义精神，如江南文化中如诗如画的审美主义气质，还有中原文化的谨厚、京津文化的包容、淮扬文化的融汇等，是中华民族书写在大地上的一部宏伟史诗。加强大运河文化的保护、挖掘和阐释，传承弘扬其精神价值内核，对于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百道网：通过这次的研究和创作，您收获了哪些对历史的纵深理解和新思考？
刘士林：研究和写作本书，给我和我的团队带来的收获可以说是多方面的。简言之，一是增加了很多的“新知”。比如过去都说古代中国“重农抑商”，但在运河城市中却可以发现“重商”的另一面。比如过去说中国传统社会“封闭保守”，但在运河文化中绝对不是这样的。比如过去认为古代中国“科技落后”，但古人治理运河的智慧却足以让今人汗颜。二是提升了对大运河的“深情”。这主要是一个思想和情感的变化过程，在对大运河2500多年历史、数十个城市和无数的细节进行触摸和沉思之后，作为世界遗产和国家战略的大运河，就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和符合，而是深深融入到我们的生命中，成为我们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并由此激发出一种更加成熟、稳定、持久的对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情感和价值认同。而这种思想情感，如果不是亲历，是很难体会到的。也可以说，在这个研究过程中，我们实际上也实现了自己人生的一次升华。
百道网：本书落地到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有什么故事？在出版过程中，该社主要给予了哪些支持？
刘士林：本书落地到交大出版社其实很简单，当初交大成立城市科学研究院，一个目标就是要建设城市研究的交大学派。我们以人文城市研究为基本特色，为更好地传播我们的研究成果，2019年城研院和出版社共建了城市文化传播中心，大运河既是我们人文城市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双方合作的一个重点领域。这种稳定的合作关系，易于从选题策划、图书编辑、版式设计、传播推广等形成默契，并不断提高双方的水平。
百道网：目前您正在展开哪些研究？接下来有怎样的创作计划？
刘士林：除了我们常规的城市政策、发展战略规划等研究，目前在大运河领域，我们主要有三项工作，一是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运河文化建设研究》，预计在年内结项完成，这个研究更注重大运河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在历史研究基础上的延展；二是重点结合江南运河开展江南运河城市研究，江南运河不仅在古代影响大，在世界遗产保护、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上也有重要的示范意义；三是有计划集体撰写一本《运河文化12讲》，是一个普及性质的著述。另外，如果精力许可，有合适的合作伙伴，我们还想做一些视频节目，使大运河文化的价值能被人们更多地感知和了解。
【图书作者简介】
刘士林，著名人文城市学家，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城市文化传播中心主任。历任国家发展改革委、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委及多个省市的专家委员和咨询专家。在大运河与江南文化领域，兼任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暨中国大运河专业委员会主任、光明日报城乡调查研究中心副主任、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省文化和旅游促进共同富裕专家委员会委员、华东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苏州石湖智库咨询委员会主任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运河文化建设研究》、国家发展改革委《〈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全年实施情况评估和分地区实施绩效评估报告》、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和旅游消费报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传统村落文化特征分析与评价研究》、教育部重大项目《江南城市群的历史源流与都市文化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江南文化资源研究》、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江南城市文化与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等。主要著作有《江南诗性文化》《江南文化理论》《江南文化资源》《江南文化读本》《江南城市群文化研究》《人文城市的中国话语与思想历程》《中国脐带——大运河城市群叙事》《六千里运河 二十一座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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