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百道网·黄贺强专栏】生于上海，旅居东京的黄贺强本科毕业于上海大学，研究生毕业于上海社科院。先后供职于世纪出版集团学林出版社、《编辑学刊》杂志社。曾参与编写《出版专业理论与实务》（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著有《方寸之间——日本藏书票之话》（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等，在出版领域有所建树。她将在百道网开通专栏，发表自己的独到见解，与读者共同交流。本文为第一篇专栏文章，探讨了日本国民阅读习惯的养成以及重要性等问题。
黄贺强
3·11东日本大震灾发生后，我们都非常惊讶日本国民的素质，他们能在混乱的灾后环境中冷静地展开自救和互救活动。其实我们不需要花时间去寻找日本国民为什么具有如此高的素质，因为从抗震救灾的活动中就可以找到必要的头绪。
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在大震灾发生后，日本积极向灾区发送了很多物资以及志愿者，其中有一项重要的物资就是出版物。在震后一个月内，有30多万册书籍、杂志、漫画被送往灾区。在灾区，失去店铺的书店经营者没有撤离，而是借了其他企业的停车场，开办了临时书店，受灾的图书馆也没有先着手修复场馆，而是立刻出动装满图书的改装车辆在灾区巡回，以流动图书馆的形式向受灾的人们提供阅读的机会。更令众人感动的是，因轮转印刷机受损而无法开动的报社坚持每天发行手工抄写的报纸，及时地把各种信息传送到大家的手上。从这些图书报刊在灾区深受欢迎的现象来看，这样的救援显得非常及时。
在抗震救灾的紧迫环境中，为什么日本的出版社、书店和各地志愿者们会想到有必要立刻向灾区送图书报刊呢？不言而喻，东日本大地震带来的灾难和伤痛是极为巨大的，除了物质上的重建，精神上的重建同样非常重要。在重大灾难和危机发生时，阅读不仅能帮助大家及时地安抚精神上的创伤，而且还能给大家带来战胜灾害的力量。诚如日本文部省在震灾发生半年后发表的《国民阅读的推進》报告中提到的那样：这场前所未有的灾难让我们不得不面临前所未有的重大课题，即如何做人、如何重建社会。为了从危机状况中站起来，获得构筑新未来的力量，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先人遗留下来的智慧结晶——书籍。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所有人都需要阅读。
其实，日本一直以来就把图书等出版物列为重要的抗震救灾物资。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也有大量图书很快被送到灾区。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最先得到重建的也是出版和印刷业，因为当时的政府和国民已认识到书籍在灾后重建中的重要性。而在危机发生后对于阅读的高度重视，正是基于日本国民平时所具有的良好的阅读习惯。他们都认为国民的阅读习惯与国民的素质有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与国家的竞争力有密切的关系。因为阅读不仅能够提高国民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现力和交流力，形成个人丰富的生活基盘，也是接触社会的途径，更是是创造知识的关键，而这些又都是社会不可或缺的文化基础。所以，国民个人的阅读不仅是个人的事，也是事关国家兴亡的大事。震灾后，日本各地向灾区赠送大量的图书报刊，正是对阅读认知的一种体现。
正是由于认识到国民阅读与国家竞争力之间的关系，日本全国上下都非常重视阅读，从出版物市场规模的实际数据来看，也从反映了这种紧密关系。在日本的经济不断上升的时期，图书市场也在不断扩展，日本国民的阅读量也不断增加。到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的国力开始下降，而日本的图书市场也在1996年创新高后就一路下滑。日本上下对此充满了忧虑，他们认为：远离活字、远离读书的现象日益严重，读解能力和语言能力的衰退，是引诱日本精神文明变质和社会退化的主要原因。事实上，现在很多日本人都对自己的读写能力信心不足，给生活和工作带来负面影响。为此，近年来日本展开了积极的阅读推动运动。
资料来源：出版科学研究所《出版指标年报2021版》
早在1999年日本就通过了“将2000年定为儿童读书年”的国会决议。实际上这就是“少年强，国家强”的体现。2001年更是制定了《儿童读书活动推进法》，在法律上明确了国家和地方对读书环境建设的责任，规定了在义务教育中必须增加 “亲近读书”的措施。同时，针对一般国民，日本政府也制定了《文字、活字文化振兴法》等相关法律，日本国会还通过一项《关于国民读书年的决议》，以唤起全民性的读书运动。在决议指定的“2010年国民读书年”里，日本各地举办了超过一千场以上的与国民读书年相关的活动。日本政府和民间机构通力合作，举国上下共同努力，再度推动了日本全社会的阅读风气。
日本政府除了追加中小学的图书馆预算之外，还对公共图书馆进行了充实。1964年以后日本的公共图书馆一直在增加，到2019年已经增加到3303所。不仅各地都设置了图书馆（都道府县的设置率为100%，市(区)为98.0%，镇为59.3%，村为22.3%），还非常注意图书馆的网点分布。比如东京都三鹰市，虽然只有1所市立图书馆，除了中央图书馆之外还设有3个分馆，且有意识地分布在市内各地区。之外，还有11处公民馆也兼有图书馆的功能，且这些设施是相互连通的，市民可以在任何一个分馆或者文化设施里借阅中央图书馆或者其他任何一个设施的图书。不仅如此，三鹰市图书馆还周期性派出流动图书馆，到车站前或者深入居民区，尽可能地创造机会让市民方便借阅图书。也就是说，市民可以就近借阅整个三鹰市图书馆系统的图书，这样非常便捷的措施自然地让市民亲近了书籍。
一系列的读书推动活动起到了明显的成效，根据日本图书馆协会的统计，2000年日本公共图书馆的年借阅量为5.2亿册，到2018年达到6.8亿册，国民人均借阅量约为5.6册。而根据《每日新闻》社关于阅读的调查，虽然不及1990年代人均近20册的量，但2018年日本国民的人均读书量实际上超过了12册。更有意思的数据是关于他们的读书目的。调查数据显示，为了工作、考试的读书只占17%，而为了教养或者兴趣的读书占比达40%，这显示了日本国民读书的功利性不强，读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素质。而还有19%的人读书是为了改善心情或者消磨时间，这显示了读书生活对国民精神健康的意义。
不可否认，在国民阅读习惯的养成中政府的推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国民自身对阅读的认识。最近，“经济二流，政治三流但国民一流的话，国家就一定会繁荣昌盛”这样的口号在日本比较流行，因为这和目前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非常吻合。日本的经济实力已经从1980年代的顶峰大幅度下滑，日本的政治家也少有战略性格局，这都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日本的国民并不甘心国家竞争力的持续下滑，他们认为只有国民素质进一步提高，国家的竞争力也会得到恢复。实际上，成为一流国民也是从明治维新以来很多日本国民的梦想。1907年，富山房在推广他们的《日本家庭百科事汇》的时候，就提出了“要作为一等（流）国民阔步全世界的话，日本的家庭就应该从拥有百科全书的这一步出发”的口号。虽然说这只是商家的广告词，但也确实高度契合了当时脱亚入欧成为一流国民的日本全体的梦想，所以这套书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应，也让富山房成为明治时代日本代表性出版社。正是因为日本国民具有向往成为一流国民的向往和信仰，并且对阅读有足够的认识，所以阅读成为他们的生活习惯，并得以长期保持下来。
2010年代以前，在日本的电车、地铁车厢里，可以看到很多上班族都在阅读书籍或者报刊。实际上乘客有没有足够的阅读空间也是日本测定电车混杂率的标志性指标，把阅读与电车混杂率挂钩足可以说明阅读在日本国民生活中的普及程度。
资料来源：日本民営鉄道協会网站
日本国民的阅读习惯当然不是最近才形成的。一百年前，夏目漱石就曾经在《三四郎》中就描写了三四郎在东海道列车的三等车厢里读书的场景，而这样的场景在之后的岁月里反复出现，显示了阅读在日本国民的生活里已牢牢地扎下了根。在明治时代，阅读之所以能迅速地成为日本国民的生活习惯，应该说是源于与江户时代的积累。
在江户时代，努力读书并不能改变自己的身份，因为身份是世袭的，武士的儿子是武士，商人、农民的儿子只能做商人和农民。但提供给儿童就学的寺子屋却在不断地增多，到江户时代末期，日本各地已经有数万个寺子屋，数量之多完全可以和明治初年国家设立的小学校相媲美。虽然当时进寺子屋读书仅要交束修，而且还会影响家庭劳动，但寺子屋还是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这只能说明很多日本国民是愿意去读书的。虽然读书不能改变身份，但能提高个人的素质。京大教授内田银藏在《锁国是什么》中指出，在德川幕府统制的闭关锁国的三百年里，虽然日本在工业上远远地落后于欧美，但日本也在积蓄力量，那就是国民修养的提高。显然在这个过程中，阅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明治维新以后，时代的需求发生了变化，读书成为在新时代有用的处世立身的途径。明治时代的启蒙者也纷纷出来指导大家如何读书，畅销书作者矢野文雄就在《译书读法》中对当时的西洋翻译著作进行了分类，指导读者阅读。而学校教师出身的小野松塘在《学术研穷法》（又名《学生必读》）中指出了读书的顺序，即从法学开始，依次为财政、论理、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理、算术、博物、簿记、作文、农商工业学、书法等。从这类雨后春笋般的指导阅读的书籍来看，其重点都放在了实用和技能的角度。
然而，当大家知道这些实用和技能类的知识可以从日益完备的学校制度中可以获得后，日本的读书方向又发生了变化。1890年代，教养方面的图书再次受到关注。强调个人修养，从生活习惯到经济生活等各方面都作了细致规定的John Todd的The Student's Manual（学生手册）竟然3次被翻译成日文。特别是Todd所强调的读书可以形成人的风貌，读书可以积累知识，读书可以激励人心的观点深深打动了明治的日本人。西方的这种清教徒的价值观之所以为长期受儒家熏陶的日本社会接受，在于不只是强调精神方面，而是从个人的身体出发，去强调学习什么、如何学习。这时候的日本读者热衷阅读，已经不是在追求传统的社会地位，而是追求具有特定生活态度的人格。也就是说，读书不是成功者必经的阶梯，而是阅读本身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民阅读习惯的形成有几个必要的条件，即阅读不受身份和性别的限制、能够便利地获得图书、具有一定地阅读能力和以“读书提升人格”为目标的自觉性。这些条件在江户时代逐渐形成和成熟，到明治维新以后，印刷品的全日本流通、铁路网带来的旅行读者以及遍布日本各地公共图书馆的建设等，又催生了普遍具有阅读习惯的读书国民的诞生。实际上在明治时代，日本人就已经认识到，国民阅读与国家竞争力有着密切的关系。福泽谕吉和中村正直等人都认为，国家是国民的总和，国民的素质也决定了国家的形态，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所以，人民应该以自己的意志站起来进行自我变革，而读书无疑是国民自我变革的有效武器。这说明了读书国民的诞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涵，明治以后日本的崛起和二战后在废墟中重建经济强国的历史应该是国民阅读重要性的一种印证。
（责编：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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