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主编贺喜、科大卫：我们不可忽略在文字中失势的人的历史

【百道编按】《浮生》是卓越学科领域计划的团队成果之一，这个历时八年的计划，其中的一个目的是要让中国学术走出去。2016年，英国劳特里奇（Routledge）出版社出版了本书的英文版。2021年6月，中西书局出版了《浮生：水上人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文版不是简单的英文翻译版，而是面向更了解中国历史的中国读者的再度创作。本书主编贺喜在接受百道网的专访中表示，完成本书给她最大的冲击是摆脱陆地经验，真正用“水上”的眼光去看它本身的社会形态的难度。

2021年6月中西书局出版了《浮生：水上人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该书是卓越学科领域计划“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的成果之一。该书希望以历史人类学的眼光，来记录水边社会的历史，为在文字中失势的人群发声，并回答在序言中提出的问题：我们如何可以把水边社会住在船上或临时棚屋里的居民写进更广阔的中国历史？ 

百道网就《浮生》一书的缘起以及写作与编辑经历采访了本书的主编香港中文大学贺喜教授与科大卫教授。

主编 贺喜

百道网：对于“水上人”的研究，国外和国内有哪些进度上和观点上的差异？为什么大家会关注“水上人”的历史？

贺喜：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在学术史回顾里面我们有比较详细的交待。我们认为并非国内和国外的差异，而是从什么角度出发看待“水上人”，究竟是岸上的眼光，还是水上的视角。这里面牵涉到对于书写的掌握。我们知道在长时段的中国的历史上，成千上万的人居住于水边，绝大部分介乎船居与寮居之间。这些人并不被科举体系所接纳，在诸多地方也没有上岸定居的权利。因此，关于水上的文字记录，是出于岸上的观点。或者，是因为征收赋税，或者是出于对于水上生活的想象，甚至是诗意的美化。

科大卫：近年来，得到大家关注的水域社会的法律文书，其所采用的原则，有相当部分也是从管理土地的角度出发。历史学者长久依赖文字资料，因此，我们在文献上看到的水上人往往在岸上的边缘，是正统的异态。正因为有这一类的身份上的分歧，在历史上上岸了的水上人也往往会隐讳地选择对于水上历史记录的遗忘和寻求岸上的定居正统。这是我们面对材料时的实在困难，但是了解历史上没有发言权的人群的历史也是我们作为历史学者的责任。

百道网：那么，您怎样从历史人类学去研究“水上人”的历史呢？

贺喜：在这本书，我们要求文字的资料面对田野的经验。田野考察，可以看见水上人，——现在绝大部分是上了岸的水上人——宗教仪式的遗存和听到他们的阐释和表达。通过观察他们现在还在维持的风俗，我们试图触摸上岸过程所引起的社会变化。我们也利用近代的记录，包括一些新闻报道和官方档案，重构历史的现场。

广东省湛江市硇洲岛三月坡

山东微山湖“续家谱”仪式中展示的卷轴

对我们的思路很有启发和影响的研究包括刘志伟老师、萧凤霞老师等长期以来对广东珠江三角洲疍家的研究。赵世瑜老师最近在江南研究中也大力提倡要看到其水上传统。但是在国内，对水上人的研究，以往大都主要集中在南中国，我们这本书尝试把研究地点引申到中国的其他区域，并进行比较。我们相信了解水上的结构，对于讨论其他区域的发展进程，同样重要。在国外，人类学者弗理德曼（Maurice Freedman）与华德英（Barbara E. Ward）也就广东的疍家提出对于中国社会认识的见解，给我们启发甚多。但是，也应该提到在东南亚研究中，人类学者卡斯滕（Jenet Carsten）的家屋理论。我们考察南中国的社会形态，长久以来都把问题的重点放在宗族，尤其是宗族与礼仪在宋以来对于社会的形塑。在山区与水域中，家屋形态可能是历史更为深远的社会底色。

百道网：《浮生》这本书是原著的中文版，而不是翻译版。两者之间有哪些主要区别吗？

贺喜：《浮生》这本书，是我们面对中英文学术界读者的一次探索。本书是卓越学科领域计划的团队成果之一，这个历时八年的计划，其中的一个目的是要让中国学术走出去。2016年，我们在劳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出版了英文版。在出版英文版的时候，需要面对千里，甚至万里之外的读者怎样可以了解中国的水上社会，因此在书写上进行了很多铺垫。当中西书局的编辑伍珺涵女士提议出版本书的时候，一开始我们是打算出版翻译本。但是我们发现翻译稿并不能表现出中文的优雅畅达。这也不是译者的责任，而是当我们在用中英文写作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写不同的书。于是，我们与珺涵商量，我们还是希望出版中文版，这个提议同样得到了珺涵的理解和所有作者的支持。中文版的内容比翻译版更加丰富，讨论上也更为深入。

这里面其实也显示出一个很实在的问题，那就是语言环境对于阅读的影响。归根到底，面对中英文世界其实我们是在面对文化背景非常不同的读者群体。我们只有考虑读者的处境，才能得到读者的共情。

百道网：您认为在国内出版《浮生》中文版的意义是什么？您认为研究水上人的生活轨迹对我们倾听历史声音和当下社会的发展有哪些推动作用？

科大卫：历史学者不可以忽略在文字中失势的人的历史。在中国历史时期有大量的，不可计数的人口生活于水上，我认为只有将他们的历史放入大历史之中，历史的书写才能完整。同时，水上人上岸是二十世纪以后的，尤其是1949年以后的社会巨变之一，此前关注有限，这是非常伟大的一个变化。这个故事，我们还需要继续记录。

广东湛江硇洲岛坐着摩托车的神像

百道网：本书作者众多，并且经过大量田野调查。你们是如何跟这些作者，以及出版社的编辑进行沟通与和合作的？有哪些难忘的印象？

贺喜：本书的作者，都是我们研究项目团队的成员。我们有长期的共同研究的经验，在项目的进行期间，不少作者都曾在港访问，我们定期举办工作坊、研讨会进行讨论。我和科老师也走访了微山湖、鄱阳湖、太湖、洞庭湖，以及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的沿岸，所有本书作者涉及的研究地点。我们是在彼此了解不同研究地域的情况下进行比较，因此我们一直强调本书并不是论文集，而是我们对一个共同问题的探讨。当然，这样的工作，往往放在现实的考评考量上，可能吃力不讨好。但是，我们认为非常值得做。深入研究一个地点往往需要花费数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一位学者又有多少个十年呢，因此需要有机会将共同的问题整合起来。

贺喜教授、科大卫教授访问

科大卫：难忘的事情有很多。当然最重要的是，学术是孤独的事情，能有志同道合的伙伴，是一种幸运。

百道网：这本书的英文原版的封面用了一幅日本人实地拍的水上家庭的照片，为什么中文版没有使用？选择现在的封面有哪些考量？

贺喜：我们在这方面主要是接受了出版社的意见。

百道网：请谈谈两位目前在“水上人”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未来你们有什么研究和创作计划？

贺喜：未来主要有几个方向的发展：其一，本书只是一个开始，上岸虽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二十世纪的变化，尤其是二十世纪后半期的变化是影响深远的社会改革。我们希望继续“上岸”这个主题。其二，科老师正在写一本书，讨论宋以来的礼仪变化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我自己则比较关注普通人在二十世纪的历史。我希望可以写一本《近代中国的普通人》。

水上人的研究经验都会在我们未来的研究中出现。

（责编：肖歌）

作者：刘瑞丽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