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徐海:有没有“七年之痒“?——我在江苏人民出版社的七年

作者:徐海   2021年04月12日   来源: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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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编按】“七年,一个领头人可以带领一个出版社从低谷跃腾至山顶,成就七年之幸”(引自浙江大学出版社总编辑袁亚春)。优秀同行在朋友圈里看到凤凰出版传媒股份公司总编辑徐海分享的文章“有没有‘七年之痒’——我在江苏人民出版社的七年”时,纷纷为他点赞。九年前,徐海从江苏省新闻出版局调到凤凰出版集团,选择到当时困难重重的江苏人民出版社任总经理,在困难时期始终履行四项做事的准则,抓住关键少数,不仅使苏人社在图书市场打赢翻身仗,并且为出版社争取到掌握丰富资源的出版同行的支持、优秀学人作者的信任,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注入苏人社。特别是他始终以拼命三郎般的实干、诚实坦率、凝聚亲和的作风,赢得了出版社上上下下同仁的支持,团结骨干,培养新人,带出老中青一支优秀队伍,使出版社发展得以薪火相传。本文原载于公众号“东厢房”,百道网获徐海总编辑授权发布。

我常常感叹人生许多神奇的日子。如果你读过我在东厢房撰写的“我经历过的神奇缘分”一文,你会发现很多惊人巧合,但这种巧合没有披露:前天是我到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第九年——2012年4月9日,我从省新闻出版局调到苏人社;两年前的前天——2019年4月9日,是我在苏人社工作的最后一天,翌日我即调到凤凰传媒总部工作,因此,我在苏人社工作了整整七年。尽管后来有关部门认为苏人社重要而一直没有免去我苏人社社长职务,但我只是兼任,很少管事,直至去年年底彻底离任,由王保顶同志接任社长。

七年工作笔记

除我之外,很少人留意我是哪一天来苏人社的,奇怪的是苏人社汪意云。几年前的一天,她跟我说我是4月9日来的,我很吃惊;昨天收到原新闻出版局同事、现苏人社《董事会》杂志总编辑的陈欣发来消息,也提醒昨天是我到凤凰出版集团工作的整年日,我也非常吃惊。

1988年8月,我分配到江苏省出版总社工作。那时的省出版总社与省新闻出版局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2001年政事、政企分开,我留在了新闻出版局。2006年夏天曾有调动我到集团工作的动议,但没有调成,我也没有办法。2009年—2010年我被安排重新返校培训了一年,研修公共政策,自感大大丰富了知识、开拓了视野,各方面得到很好的锻炼,毕业后还是决定离开机关去出版单位工作,但并不顺利。2010年下半年到2012年4月9日到苏人社上班,中间等了1年半左右的时间,特别度过了2011年整年的难熬时光。那年我曾经说过我面临三座山:父亲生病直至去世、女儿升大学以及我的工作调动。

我感觉似乎世事轮转。整整十年后的2020年,我也遇到很多难以克服的烦恼事,新冠疫情、母亲生病直至去世等一件件痛事袭来,令人难以招架。

《老龄化》

[美]哈瑞·穆迪,詹妮弗·萨瑟 著

陈玉洪,李筱媛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在工作调动中,时任凤凰集团董事长谭跃和总经理陈海燕都给我以大力支持。估计已有眉目时,谭董约我谈一次话。那是2011年3月5日,我父亲已到弥留之际,家乡又在拆迁,尽管前晚身体发生神奇反应、彻夜难宁,我还是大清早开车前往镇江东乡大路镇办理房屋拆迁手续,然后回老家办好老宅水电以备父亲后事,中途发生更为剧烈的身体反应而不能动弹,只能停车休息。下午办完事回到镇江市区,接到谭董电话约我一见。我非常珍惜这次见面机会,立即驱车赶回南京。可那是周五,交通堵塞。我堵在玄武湖隧道不能前进,谭董不断问我到哪儿了,等我到达集团A座大厅准备进电梯时却看到了步出电梯的谭董。我们匆匆聊了几句并再约时间。我抬腕一看手表——18:05。

我立即回家吃饭,和妻子赶紧再回镇江。快到高资镇时,我姐来电话告诉我父亲很生气,说恐难见到我。我再次拼命开车,晚上9点左右又赶到医院,见到亲朋好友。我父亲也情绪大好,高涨地说了很多话,子时却在我手上平安离去。

半年后谭董调到中版集团任总裁,陈海燕接任凤凰董事长,继续帮我安排调动事宜,直至2012年4月叶建成副总通知我撰写简历、9日正式上班。陈海燕董事长、周斌总经理以及叶建成副总均送我到会,用周斌总的话就是“以显重视、以示支持”。

《公园城市》

谢正义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就我所知,集团拟给我安排的岗位有两个:凤凰传媒综合办主任和苏人社总经理,大部分熟悉我的人都不建议我去苏人社而建议我去综合办当主任。我去之前,新闻出版局副局长黄海宁给我看了他们到苏人社开展“三解三促”的报告,显示人民社困难重重;而我也分别找了三位熟悉的好友——人民社副总刘卫、老员工彭晓路和凤凰社社长姜小青。小青兄和我讲了很多实情,刘卫和晓路却还很乐观,看不出一丝丝忧虑。

海燕董事长对我讲了这样一句话:“调到出版集团,不做出版工作有什么意义呢?到出版社工作才是真正的挑战和锻炼。行政工作到处都一样。我全力支持你。”这样,我立即奔赴战场。

“王朝的终结”丛书

徐兴无等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两年后,当我还在艰苦卓绝地干社长、处在黎明前最难熬的时候,仍有一位领导跟我说:“叫你不要去出版社你非要去出版社。看,掉到泥坑里去了吧。”

我刚到出版社时单位的情况不是很好,在凤凰集团各出版社中属于“穷弱社”,士气不高,队伍略涣散,很多人上班不正常;生产方式更像淘宝网——各位员工在出版社平台上忙自己的事,基本放弃市场,只出版有经费保障的图书;经济很困难,一年200余万净利润还是凤凰联动的分红,而到了2012年底,凤凰联动就离开了人民社变成了集团的控股企业准备单独上市;人民社还有几百万欠款无法还清;2012年还是推行教育新政的一年,对我们的学生读物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我的学术小传》

胡福明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新加坡发展的经验与教训》

[新加坡] 严崇涛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我与译林——半生书缘一世情》

李景端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无知者无畏,有知者才有畏。我以前没有干过企业经营,如果我以前干过,那我一定非常害怕。我那个时候有点木箍(南京话,“呆呆的”“傻傻的”“稀里糊涂的”的意思),我夫人和我说:“你不要去了半年到一年就被人轰走,那洋相就出大了。”

在困难时期,我始终履行了四个准则:一是分秒必争,二是抓住一切机遇,三是诚实经营,四是团结并凝聚班子队伍——套用现在术语就是“抓住关键少数”。

所谓分秒必争,就是拼命地工作,没日没夜。到人民出版社从第一天开始,我每天上班时间是12个小时——早上七点到单位,晚上七到八点离开单位。我总是第一个到单位和最后一个离开单位的人。我经常对出版社的人说:“我们并不比别人聪明,现在落后于别人,我们和别人拼的只有时间了。我们只能用马克思讲的用延长劳动时间的方法剥削自己的绝对剩余价值。”苏人社的人还知道我常说的一句话“‘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绝对是个谎话。如果有一份耕耘便有一份收获,那全世界的人都会去耕耘。正因为一份耕耘没有一份收获,所以很多人才不去耕耘;有十份耕耘才有一份收获,因此,我们必须做出比别人九倍多的努力才能保证有一份收获。”

所谓抓住一切机遇,就是不放过一切实现发展的机会。有些因为能力问题抓住而没有用好,有些因为条件发生变化而不得不放弃,但面对每次机遇都不要放过。人生如爬山,你不能总是问现在离山顶有多远。当你爬得气喘嘘嘘,一问还差得远,你很容易放弃。你只管爬,不要放弃,最终会到山顶。我到人民社工作,只要有一丝机会,绝不放过,而不会问这个机会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能不能干好等问题。到人民社第一年,我们紧紧地抓住了《创先争优系列读本》《第一资源》《非公党建新起点》和十八大召开理论读物面临巨大需求带来的重要历史机遇,紧抓这些项目,与出版界构筑了极为重要的良好人际关系,特别是与大人民出版社黄书元社长、任超常务副社长建立起深厚友谊。前年,他们两位领导与我几乎同时离开了人民出版社系统。我们出版社分别获得全国十八大、十九大出版工作特等奖,全国第一;同时,我们也与中央党校、外交部、北大、清华、南开、南大、北师大以及中央有关部委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我和刘建超同志共同在外交部蓝厅举行过新书发布会。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和精力,在中宣部理论局指导下(时任局长夏伟东还专程来南京指导我们的研讨),出版了由洪银兴教授组织编写的马工程通俗读本《学好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为马工程大众化通俗化转化作了探索,也缓解了部分领导同志对此项工作的长期焦虑和期待。

《“一国两制”与基本法:二十年回顾与展望》

王振民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在1984》

刘金田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领读中国》

许金晶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在我负责苏人社工作这段时间,也是江苏理论工作开展得最好的时期之一(对过去几十年没有全面研究,为逻辑严谨起见,加上“之一”两字以便保险)。王燕文部长非常重视理论研究、理论探索、理论普及与理论宣传,不但培养了队伍,还产出了大量一流的研究和普及成果。就我所知,这些成果在全国遥遥领先。这些成果由我们出版后,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发行量也很好。《“四个全面”研究丛书》《精神之钙》《社会思潮怎么看(一)(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丛书》《领导干部思维丛书》《新发展理念研究丛书》是其中突出的部分。2019年元月,我参加北京年度社科书市时,看到了主管部门主办的“十八大以来全国重点主题读物专展”,当我看到我社数量众多的上述图书醒目地占据主要展台时,我的虚荣心怎样都按捺不住,可怕地在我心中急剧升起。

《中美关系:故事和启示》

倪世雄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中国抗战史演义》

杜惜冰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王燕文部长最初对我们的能力是有疑惑的。2012年下半年,在东部地区现代化研究项目讨论会上,洪银兴书记建议让人民社的同志一起参与进来,王部长说不必,稿件完成后直接交给我们编排就行。我悄悄地埋下我的头,怕被别人发现我羞得像关公一样的红脸。几年后,我们和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双传学、李扬以及规划办尚庆飞等领导深度合作,理论研究宣传普及与理论出版工作双促进。2013—2016年期间,省宣更是让人民社直接参与向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推荐学习用书的工作,王部长等部领导对我们也日趋信任和鼓励。

所谓诚实经营,就是我们从不玩滑头,一是一,二是二,对待出版的上游作者、下游经销商和作为最终消费者的读者从不欺瞒:该给的稿费一分不少,该付的租型费一本不瞒,印错的书损失再大也要全部收回。我们因为极其坦诚,无人不对我们充满信任。离开我们很久、对我们很有意见的张宪文老师等作者又回到我们出版社。而大作者刘东、钱乘旦对我们的信任也达到峰值。

所谓团结凝聚班子一帮人,就是领导带头。我一个人干不动,必须带领领导班子一起干,好在领导班子都很认真。我来之前,都说我们的班子涣散。我到社里最初半年也常常觉得如此,上班不正常、有事相互推的情况经常有。这使我很烦恼。我也曾经跑到陈董那儿去问他能不能调整一下班子,陈董说有点难度,因为一个动、个个动。现在想想我那时候很幼稚。我后来不断给社领导布置任务,并天天和他们一起商量事情。我很少打电话让副职到我办公室来,总是有事就直接到他们的办公室。我也经常到编辑部和发行部去跟普通员工一起吹牛,普通员工都很吃惊。这样,很短一段时间后,大家上班就基本正常了。从此开始,我和领导班子成员无话不谈,几乎成了兄弟姐妹。既然是兄弟姐妹,哪会遇事相互推呢?尽是相互体贴、谅解和补台。刘卫、佴永松很早就退休了,蒋子平帮我负责行政事务、人力资源以及老干部和部分财务工作,我基本不操心;我经常跟老干部交流谈心,老干部到社里来不再是争执和责问,而是到我办公室话旧;谢红负责文教分社,一段时间负责主题读物开发;府建明和王保顶负责学术图书开发,后来都做了总编辑;杨建平回到人民社接谢红负责政治理论读物开发;胡德林全力推动发行工作,韓鑫则负责与大机构的合作、江苏文库、北京中心和镇江分社。他们每件事都做得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作为报答,好几年在春节放假的前一天晚上,我和蒋子平、府建明、曹斌、王保顶总是在高云岭边上芝麻大的小酒馆里按(人数-1)的标准备酒,饮酒到子夜时分,检讨一年得失,而准备好行李准备天明回老家的服务员默默在一边看着我们,揪心不已。

《南大往事》

徐有富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二战的决定性战役(德国观点)》

王振民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天边有一块乌云》

刘东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我按照上述四原则做事,大家团结一致,别无二心。我自己则全身心地投到策划组稿、机构合作、发行营销三个方面的工作中去。每年年初进行的工作部署和年底工作表彰,我都进行大概三个小时的年度动员和部署,然后约社领导一起掏钱请大家吃饭喝酒,直到禁酒令开始。我的年度动员报告和年底总结报告都是我一年年的心血结晶,希望大家有记录稿的人将记录稿交给我以便我保存,可惜没有人这么做,只有一年进行了录音,但并没有整理出来发我。我觉得十分可惜。

《欧洲文明的轨迹》

朱邦造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大运河的变迁》

朱偰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年,我到出版社时提出三大目标:赚钱、出好书和育新人,九年过去这三大目标基本达到。经济效益不断创新高,九年实现9倍增长;好书不断上榜,市场回款不断增加。以前市场回款少,发行部没有人愿意去。好不容易安排一位女同志去却在我面前眼泪一把、鼻涕一把,以为到了收入最差的部门。今天,发行部已成为人人眼红的部门。我认为,一个出版社编辑差只差一个部门,发行部差则整个单位都差,因此,我将全部精力都放在发行上。上榜图书不断出现,多本图书获得中国好书,年度获得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和资金数位于全国前10。这都不足以引起我的喜悦——真正使我高兴的是一年年引进的青年员工茁壮成长,数量急剧增长,素质不断提高。每位新员工或多或少都有和我共同组稿、共同出差、共同编书的经历。共同出差不一定是为了组稿,我还默默观察这些新员工在出差过程中买票、订饭、接待、安排会议中的细节,看他们是否勤奋、主动、灵活、周到,看他们能否和作者有很好的交流。几趟差一出,他们处理问题的能力便清晰可见。

九年过去了,物是人非。前面讲过,刘卫、佴永松早已退休;蒋子平、府建明、胡德林、韩鑫均已到二线,只有几个月便全部退休,谢红去了少儿社做总编辑;祁智离开人民社后去集团任办公室主任,也已到二线,即将退休;财务部主任吴宁珍已经退休,办公室主任兼人力资源部主任祁冬云调到凤凰科技出版社。好在,王保顶做了社长,蒋卫国、曹斌、戴亦梁提拔成出版社副社长或副总编辑,卞清波提拔到股份公司任出版部副主任,谢山青从译林出版社来到人民社做总编辑,一批新人成为中层骨干,出版社薪火代代相传。

《世界现代化历程》

钱乘旦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中国美学通史》

叶朗 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中国文化二十四品

徐兴无,陈洪等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在出版社七年也好,九年也好,除了好书倍出、青年人才辈出、经济效益大幅上升外,我也收获了同事之间的友谊和深厚感情,以及个人的荣誉。就在我彻底离任社长之际,获得了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称号。当然,与这个荣誉同时收获的还有高血压和颈椎病。现在,当我感觉如果前面一个荣誉是由后面两个荣誉带来的话,我三个荣誉都想放弃。如实说,除了早先退休的刘卫、佴永松和调走的祁智、谢红外,和我一起坚守到二线和退休班子成员,没有一个不是病歪歪地离开岗位的。这使我后悔地痛下感慨:但愿后来者努力工作而不要拼命工作,因为身体不是钢铁炼成的。

离开人民社时的新老班子(缺谢山青和韩鑫)

(责编:令嘉、肖歌)

作者:徐海

(本文原载于:东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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