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2020年9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美国社会危机》（第十四版），这是一本擅长运用通俗易懂的说法深入浅出的将美国存在的问题解释清楚的图书，另外，它还擅长把学术文章和新闻文章结合起来，揭露美国的社会危机。
《美国社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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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作者：[美]杰罗米·H.什科尔尼克,[美]哎利奥特·柯里
译者：楚立峰
出版时间：2020年09月
本书为《美国的制度危机》第十四版，为普通读者和相关研究者带来数十篇引人入胜的文章，集中反映了美国的社会问题，并鼓励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批判性思维。其中许多文章研究的是近些年美国社会日益加剧的危机，包括几十年间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关于移民的两极化争论、经济不平等的持续加剧、健康护理成本的迅速增长等。部分议题在上一版的基础上做了大量扩充与修订，包括挥之不去的贫困、日渐增长的监禁人数、全球变暖中的政治，等等。
《美国社会危机》（第十四版）以真实的调查访谈、严肃的思考与坦率的批判，再现了美国从外到内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大企业的巧取豪夺、不当策略积累下来的外交困局与内部危机、高昂的医疗卫生费用、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与阶层流动固化、因孩致贫与福利改革、破产的年轻人与他们的债务增长、大规模监禁的持续加剧、全球变暖中的政治博弈……作者通过细腻而平实的笔触、开阔的视野以及有温度的社会关怀，从宏观、中观、微观多层次剖析问题、批判当权者、探讨可能的出路。
在本书前言中，作者表示新的版本补充了更多新内容，剔除了一些过时的内容，加入了对于贫困问题的讨论，比如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以及弱势青年的特殊困境等急需解决的问题，揭露了美国令人忧心的医疗问题，而且围绕着移民的神话、企业努力否认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性以及美国监狱人数膨胀等全民关注的话题展开了叙述，总之，本书涵盖了从经济危机到种族主义，从家庭到环境，每一个话题都关乎美国人民。非常适合那些对美国社会现状及其历史成因等感兴趣的普通读者以及美国社会问题的研究者们阅读，也适合那些想了解美国真实现状的读者们。
【不容错过的精彩书摘】
第12章·美国贫富差距拉大，阶级流动停滞
戴维·韦塞尔美国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在这里，每个孩子长大都可以当总统，成为精英，智慧与雄心比父荫和阶级更为重要，这种观念可以追溯到本杰明·富兰克林。富兰克林是家里的第15个孩子，他的父亲是个蜡烛、肥皂制造商。一开始，富兰克林只是个身无分文的印刷所学徒，但日后变得非常富有，在42岁时就转而投身于政治与外交。
大多数美国人依然认为，纵然一个美国孩子生于贫困之中，也不一定终身穷困潦倒。小布什总统出身于豪门望族，但也因一些内阁成员出身寒微而欣喜若狂。他说，他的司法部部长“在一栋双卧室房子里长大”，是“连小学都没上完的移民工人”之子。他又指出，他的商务部长出生于古巴，第一份工作是为家乐氏公司开卡车；在家乐氏公司的最后一份工作是总经理。
但是，美国流动性的现实比传说更复杂。自从1970年以来，贫富差距拉大，出身贫穷孩子变富或者富裕家庭的孩子跌入中产阶级的可能性依然微乎其微。尽管平权法案得到普及，社区学院不断扩张，还有其他旨在让各阶级民众都有机会成功的社会变革，但跟35年前相比，美国人超越或者低于其父母经济水平的可能性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
虽然美国人依然认为跟阶级分明的欧洲相比，美国这片土地有着异乎寻常的机会，但证据却表明事实恰恰相反。在过去的十年里，学者们逐渐认识到，美国社会的流动性并不像他们原先相信的那么大。
就在不久之前，20世纪80年代末，经济学家还认为父辈的优势并没有多少传递给后代，可能仅有20%。按照这种说法，富人的孙辈比穷人的孙辈几乎没有多少优势。
“三代之内，后代所有收入方面的优势或劣势都会消失，”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及1992年诺贝尔奖得主加里·贝克尔写道，“贫穷好像不会成为影响几代人的‘文化’。”
但是，在过去的十年里，更完善的数据和更多的数据分析使得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达成了新的共识：流动性的增加变得更缓慢了。大量研究发现，至少45%的家长收入优势传递给了孩子，甚至高达60%。按照较高的估计，不仅你父母的金钱数量会产生影响，甚至连你曾曾（外）祖父的财富也会给今天的你带来巨大的优势。
许多美国人相信他们的国家有着无限的机会。这个观点解释了一个现象：美国人远比欧洲人更能容忍近些年不平等现象的加剧。许多美国人似乎认为，只要他们的孩子有充足的成功机遇，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并不要紧。
这个持续的信念塑造了美国的政治和经济政策。技术、全球化、自由市场往往会侵蚀底层的薪水并增加上层的薪水。而美国人选出的政治家反对动用政府力量遏制日益扩大的不平等。这些政治家断言，提高最低工资或者要求雇主提供健康保险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损害是难以接受的。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美国依然是一个流动性强于欧洲的社会，但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还是说，最近几十年来，欧洲大陆（或者加拿大）出身贫寒的孩子有较多的机会获得成功。
加拿大国家统计机构经济学家迈尔斯·乔拉克编了一本关于欧洲和北美社会流动性的书，最近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整理了美国、加拿大、欧洲国家的几十份研究报告，以便比较。他发现：“研究中的富国，美国和英国似乎是最缺乏流动性的社会。”法国和德国流动性略强于美国；加拿大和北欧诸国流动性更强。
甚至连芝加哥大学教授贝克尔也不情愿地改变了想法。“我确实相信有一点没有改变，如果你出身卑微，在美国成功的概率要大于其他地方，”贝克尔说，“但是，我们得到越来越多的数据表明并非如此，我们也逐渐接受了那些结论。”
尽管如此，社会流动性的阶梯仍在继续发展。去年秋天，四年制大学接近三分之一的新生说，他们的父母也就上到中学。经济的发展提升了每个人的生活水平，典型的美国人生活比父母富足。今天的人享受的服务——手机、癌症治疗、因特网——父辈、祖辈从未拥有过。
我们难以精确衡量美国人的繁荣富足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父荫，因为这需要把几十年的收入数据联系起来。美国的研究几乎完全依赖两项长期运营的调查报告。一项是开始于1968年的密歇根大学报告，现在可以追溯7000多个家庭的6.5万多个个人的情况；另一项是1966年由劳工部创设的调查报告。
这些调查报告的一个缺点是它们没有考察到新移民及其子女的经历，这些人中许多人都经历了非凡的向上流动。比如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指出，去年的在校本科生中有52%父母双方都不是在美国出生的，这还不包括数量相对较少的家人住在国外的学生。
无论如何，这两项调查报告提供了衡量美国人的经济成功或者失败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父母的最佳方式。密歇根大学经济学家加里·索伦是这个领域的权威。他说有一项结论显而易见：“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美国的代际流动性并未发生显著变化。”
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经济学家巴斯卡·马宗达最近把政府调查报告与成千上万1963到1968年出生之人的社会保障记录结合了起来，想要搞清楚他们在接近三十岁或者三十多岁的时候能挣多少钱。父亲收入居于收入阶梯后10%的人之中，只有14%到达了收入阶梯的前30%。父亲收入居于收入阶梯前10%的人之中，只有17%跌至收入阶梯的后30%。
白手起家者的土地
本杰明·富兰克林是“美国这片土地是一个流动性社会”的最佳例证，并最早公开宣扬这种观点。“他是白手起家者的典范，他的一生是典型的美国成功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一个人从社会最底层起步，变得腰缠万贯，成为国际上的重要人物。”戈登·S.伍德在2004年写道。戈登·S.伍德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众多传记作家之一。
1828年，14岁的爱尔兰移民汤姆斯·梅隆阅读了富兰克林广受欢迎的“自传”。后来，他把这件事描述为生命的转折点。“这就是富兰克林，比我还穷，但是，他勤奋，努力用好每一分钱，勤俭节约，因而变得博学、英明、富有、声名卓著。”梅隆在回忆录中写道。年轻的梅隆离开了家里的农场，成为一名成功的律师和法官，后来成立了一家机构，这家机构日后发展为匹兹堡梅隆银行。梅隆在匹兹堡梅隆银行的大门口竖起了富兰克林的雕像。
甚至连卡尔·马克思也接受了美国是一片充满无穷机会的土地这一图景，并以此来解释美国为什么没有阶级意识。他在1865年写道：“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挣工资只是权宜之计，他们有朝一日肯定会摆脱靠工资糊口的状态。”
白手起家的实业家安德鲁·卡内基1890年在《纽约论坛报》撰文，列举了以职员和学徒为起点的“工业巨子”，他们“在最严苛、最高效的学校之中接受了训练，这所学校就是贫穷”。
历史记载表明，这一关于19世纪美国人们普遍认同的理念不仅仅是神话。“无须别人告诉你，你无时无刻不在践行这一信念。即使你没有，那你的邻居也这么干了。”西北大学经济史学家约瑟夫·费里说。他梳理了美国和英国的人口普查记录，这些记录记载了成千上万对生活在1850到1920年间本土出生父子的职业。总之，在19世纪末的美国，无一技之长者的儿子有80%以上流动到了薪水更高、地位更高的工作中，而在英国这一比例不足60%。
费里先生说，最大的原因是，美国年轻人可以做一些大多数英国人无法完成的事：从农村小镇搬到繁华的大都市，以便迅速攀爬经济阶梯。比如，1850年，詹姆斯·罗伯茨14岁，是一个日薪工作者的儿子，住在纽约西部小村庄凯萨琳。手写的人口普查记录揭示，30年之后，罗伯茨先生是个簿记员——在阶梯上上升了许多——与妻子和四个孩子住在纽约城第三大道2257号。
在20世纪，教育变得越发重要——先是中学，然后是大学——在阶梯上跃升开始需要富裕父母才能提供的东西：允许他们的孩子待在学校里，而不是工作。“上至1910年，下至1929—1933年大萧条，在这之间的岁月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费里教授说。
美国和英国在社会流动性方面曾经明显的差距在20世纪缩小了，费里教授断言，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的地区经济越来越趋同。单纯依靠搬家已经很难实现经济阶梯上的跃升。
因为缺乏数据，很难判断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流动性发生了怎样的改变。个体的人口普查记录——费里教授研究的那种——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依然处于封存状态。由密歇根大学和劳工部创设的两项国家级调查报告的数据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大批解禁。
富兰克林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美国是个流动性极强的社会。别管事实如何，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随着“二战”后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移民子孙的兴旺发达，这一印象仍根深蒂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伤心故事发人深省：贫穷是一种痼疾，将几代人困在低层，而且非洲裔美国人没有取得白人那样的进步。但是，大批美国人都认为，毋庸置疑，他们的孩子会青云直上。
由来已久的判断土崩瓦解
1992年，密歇根经济学家索伦先生粉碎了传统的学术判断，他在《美国经济评论》上指出，早期的研究依赖“满是错误的数据、不具代表性的例证，或者两者兼而有之”，错误地比较了父母和孩子仅仅个别年份的简单情况，而没有进行长期考察。“流动性比早期研究所表明的要少得多。”索伦先生说。后续的研究工作证实了他的说法。
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经济学家马宗达在新书中的《苹果就落在树的不远处，比我们预想的近得多》一章中阐述了这一点。
为什么无法青云直上呢？除了遗产这一明显但影响有限的因素之外，要算清父母如何传递经济地位并不容易。而教育好像起到了重要作用。与20世纪70年代不同，大学文凭在如今的就业市场上价值日升。有一个趋势：一个大学毕业生跟另一个大学毕业生结婚，并把孩子送到较好的小学和中学，直到大学。这个趋势给予他们的孩子持久的优势。
有个很有吸引力的观点：聪明、成功之人的后代也会聪明、成功，父母和孩子智商数值之间存在着联系。但是，大多数研究表明，在预测经济成功时，智商并不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在美国，种族似乎是孩子的经济成就与父母类似的一个重要原因。密歇根大学长期运营的调查报告记录了6273个家庭32年的数据。通过这些数据，美利坚大学经济学家汤姆·赫兹计算出，收入居于后10%的家庭之中出生的白人有17%在成年后踏步不动，而黑人为42%。或许是由于这个原因，民意调查显示非洲裔美国人比白人更加青睐政府再分配计划。
有这样一个趋势：富有的父母拥有更健康的孩子，或孩子遇到健康问题时更可能得到救治，这个趋势可能也发挥了作用。“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会有更多的健康问题，儿时的健康状况确实能影响成年后的健康状况，成年后的健康状况也确实能影响业绩。”哈佛大学著名社会学家克里斯托弗·詹克斯说。
把性格特征传递给孩子可能也是一个因素。马里兰陶森大学经济学家梅利莎·奥斯本·格罗夫斯考察了政府长期运作的国家纵向调查之中195对父子的心理测试结果。她发现，生活态度的相似性与父子收入联系产生的影响占11%。
然而，和几个世纪以来一样，美国人一如既往地珍视他们自我设定的形象：一片独一无二的土地，过去和出身并不会限制机会。在自传中，富兰克林简单明了地写道，他已“从出生和成长时的贫困的卑微中解脱出来，终至富裕状态”。但是，在一个已经成为标准的19世纪课文的版本中，富兰克林的孙子坦普尔换了几个词汇，来强调这一历史悠久的信息：“我自力更生，终至富裕状态……”
（本文资料均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提供；责编：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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