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俞晓群专栏】关于书，与其做出好与坏的认定，不如做出“可读与不可读”的划分更为合理。“可读的书”需要有一种思想解放的态度，所谓读书无禁区、开卷有益；“不可读的书”有可变性，此一地彼一地，此一时彼一时，都会不同。另外，关于书，有三个权力需要得到尊重，即写作、阅读和批评的权力。
在中国文化中，“书”字大体有六个含义，即写作、文字、书法、书信、《尚书》和书籍。本文所言是最后一项“书籍”，它的定义见于《说文》：“箸于竹帛谓之书。”较早的例说，又见《论语·先进》：“何必读书，然后为学。”
至于好书与坏书的区分，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或者说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我这样说，你可能会反驳：“不对啊，在我们的阅读生活中，每时每刻都在谈论着哪些是好书，哪些是平庸的书，哪些是坏书。况且古往今来，古今中外，留下那么多禁书的故事，怎么能说它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呢？”其实，这正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们需要厘清的一些基本常识。
关于书，与其做出好与坏的认定，不如做出“可读与不可读”的划分更为合理。“可读的书”需要有一种思想解放的态度，所谓读书无禁区、开卷有益；“不可读的书”有可变性，此一地彼一地，此一时彼一时，都会不同。
有一些通常的概念需要建立：其一，抛开内容而言，在法律的意义上，或曰在知识产权的原则上，盗版的书、抄袭的书、拼凑的书，一定不可读。因为那是侵害作者的权益，是一种思想偷窃的行为，是道德与法律意识的缺失。其二，就内容而言，引导读者反人类、反常识的书，缺乏对生命尊重、对他人尊重的书，思想极端的书，无论著作者出发点如何，还是不读为好。其三，就品流而言，恶俗的书，平庸的书，或称不入流的书，其水平不高，问题多多，读那样的书最有风险，它会杀死你的精神生命，耗费你的物质生命，甚至把你引向人生的歧途。此类书中的绝大多数，甚至配不上“书籍”的称号，一定是不可读的。
关于书，是否可读的界定与时间有关。
首先是年龄，人生的不同阶段，书籍的评定标准也会不同。波兹曼《童年的消逝》说到，西方建立“童年”的概念，应该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事情。从那时起，西方才开始出现禁止雇佣童工的法律，还有少年罪犯与成人罪犯的区分等。对于童年时期的阅读，也开始出现儿童版与成人版书籍的区分。
《童年的消逝（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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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作者：[美]尼尔·波兹曼 著
译者：吴燕莛
出版时间：2015年05月
十七世纪洛克的著作《对教育的一些想法》认为，一个人的童年是他进入成年的预备期，他们需要预先接受一些正确的教育，为走向成年社会做好准备。童年时期，首先需要树立名誉感和耻辱感，以此来对抗未来百无禁忌的成人社会；以此为基础，建立童书和好书的概念，不读那些不适合儿童阅读的坏书。
十八世纪卢梭与洛克的观点不同，他认为成人是“堕落的儿童”，所以他在《爱弥儿》中说，童年是最接近自然状态的人生阶段，儿童与生俱来的许多美德，如自发性、纯洁、力量、欢乐，应该受到赞美和培养，不应该引导他们走向堕落。因此儿童只读一本《鲁滨逊漂流记》就可以了，从那里学会在自然环境中的生活和自我控制；至于其他的书，都是多余的、不可读的坏书。接着还有弗洛伊德和杜威的进一步阐释，他们均以年龄为背景，做出阅读的是非评定。
《爱弥儿（上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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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作者：（法）让-雅克·卢梭
出版时间：2016年11月
《鲁滨孙漂流记（新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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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作者：(英) 丹尼尔 笛福 著 , 王晋华 译
出版时间：2017年03月
正是童书门类的出现，童年内容的鉴定标准不断得到完善。也是十九世纪以前文化传播的载体有限，因此书籍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用书籍来限定儿童该读什么、不该读什么，便基本上控制了他们的学习内容。不过随着电视、互联网等电子媒介的产生，孩子们可以跟着成年人一起“阅读”电视节目，继而又有网络阅读与电子书的兴起，纸质书限制阅读的功能，逐渐变得弱化。如今我们会在新兴媒体中，见到“儿童不宜”或“此片限于××岁以上观看”的提示，可以看做是阅读约制的延伸。
其次是时代，一个社会的不同时期，书的评定标准会很不相同。有消息说，前不久英国某机构评选出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二十大禁书：《变形记》《宠儿》《等待戈多》《愤怒的葡萄》《黑暗物质三部曲》《农村姑娘》《桥头眺望》《人权论》《人鼠之间》《撒旦的诗篇》《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物种起源》《杀死一只反舌鸟》《尤利西斯》《麦田里的守望者》《查泰来夫人的情人》《一九八四》《美丽新世界》《国富论》《紫色》。组织者请人们再投票，从中选出影响最大的一本禁书，最终结果是《物种起源》。显然，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于这些书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究其原因，无非是政治、认知和道德三个因素的变化在起作用。
关于书，是否可读的界定又与空间相关。粗略类分，人们起码有三个生存空间，会与书籍的评定紧密联系。
首先是社会的评定，这里有文化群落的划分，还有社会制度的不同，都会对书的好坏给出不同的评价机制。更多的时候，社会与时代相伴而行，在时空的概念上，人们鉴定的标准又有历史与现实的区分。一般说来，历史的记忆是宽容的，现实的认定是严格的。
其次是家族或民间的评定，这一存在的单体范围，没有社会评定那么高大上，但其数量巨多、影响巨大，一个家族的文化传承、家风建立、书香氛围、人物风貌等，都与他们的阅读差异大有关联。清代陈其元《庸闲斋随笔》记载许多关于书的故事，如《红楼梦之贻害》一篇，讲到杭州一个富人之家，女儿读《红楼梦》成瘵疾，父母将书烧掉，女儿大哭：“奈何烧杀我宝玉？”遂死。还有《小说误人》一篇，开语便说：“小说家无稽之语，往往误人”，直言做事要以信史为鉴，切不能以戏说为据。再有晚清《女子二十四孝》，最后一个故事《直言谏父》：女子兰贞看到父亲批阅《西厢记》《红楼梦》，就趁父亲不在，把书烧掉。父亲问为什么？女儿说：“你愿意让我做崔莺莺、林黛玉吗？”这些民间故事，堪称关于书的“警世恒言”。
另外还有藏家的评定，他们貌似仅以金钱衡量书品，书的好坏往往取决于版本价值。实则里面蕴含着更多的价值取向，诸如孤芳自赏、政治取向、疏离社会、不入俗流等等，更重要的是藏家的私密性，在有意于与无意之间，对抗世俗社会对于书籍的残害。
关于书，是否可读的评定，经常会涉及到禁书的概念。前文提到，好书与坏书没有明晰的定义，禁书的概念却自古有之。《辞源》记“禁书”一词有两个含义，一是秘藏之书，《史记·仓公传》：“臣意即避席再拜谒，受其脉书上下经、五色诊、奇咳术……接阴阳禁书，受读解验之，可一年所。”二是禁止刊印流通之书，宋代苏辙《栾城集》：“即不许卖禁物、禁书、及诸毒药。”
关于禁书，做一些提示：它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区域性特征，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往往由一些复杂的历史事件组成。对此，我们可以从布拉德伯里《华氏451度》（译文社，二〇一七）中得到启示，那是一部经典的负面乌托邦作品，书名“华氏451度”是纸张的燃点，作者讲述了一个焚书的故事，进而阐释禁止阅读的恶果。不过在历史上，禁止阅读更有效的方法是制造文盲，正如波兹曼指出，中世纪带给民众的四大恶果：读写能力的消失、教育的消失、羞耻心的消失和童年的消失。直到十七世纪初，英国还有几乎半数的人是文盲。这一点可以从一段记载中得到印证：一六一二年至一六一四年间，米德尔塞克斯郡二百〇四名死囚中，有九十五人申请读一句《圣经》中的话，从而按照当时的法律免于死刑。由此可见，没有请求阅读《圣经》的那一大半人中，除去异教徒或视死如归者，大多是文盲。
关于书，有三个权力需要得到尊重，即写作、阅读和批评的权力。还有一些附带的重要事情，本文不再多言。其实上面论及的所有问题，无论历史或现实、正面或反面的例子，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展开的。
（本文编辑：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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