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俞晓群:日记中的李学勤先生

2019年05月06日   作者:俞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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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网·俞晓群专栏】今年二月二十六日,李学勤先生逝世,终年八十六岁。近日有人整理李先生的资料,向我咨询有关情况。我的日记中有多条记载,还记有十几封信件。一桩桩一件件,略记如下。

今年二月二十六日,李学勤先生逝世,终年八十六岁。一时怀念之声不绝,我的心中也有许多思念与感叹。翻阅我的工作日志,看到第一次拜见李先生,可以追溯到一九九〇年,在“国学丛书”编委会的聚会上。最后一次与李先生通电话,大约是在二〇〇六年,我约他来北京华侨大厦,参加一个书稿座谈会。李先生说太忙,实在没有时间,再三表示致歉。而最后一次见到李先生的面容,是在近年央视一档节目中,李先生接受记者采访,精神矍铄,言辞清晰,但面容明显有些衰老。当时我叹道:时光飞逝,李先生也老了。

近日有人整理李先生的资料,向我咨询有关情况。我的日记中有多条记载,还记有十几封信件。一桩桩一件件,略记如下:

一、“国学丛书”

那是在一九八九年末,我们开始组织“国学丛书”,编辑部由葛兆光、王焱、冯统一、陶铠、李春林、梁刚建等人组成,他们提名组成一个编委会,编委有王世襄、王利器、方立天、刘梦溪、汤一介、张政烺、张岱年、庞朴、李学勤、杜石然、金克木、周振甫、徐邦达、袁晓园、梁从诫、傅璇琮。主编张岱年先生。当时在这个阵容里,李学勤先生还是小辈吧,好像最年轻的是刘梦溪先生,再就是李先生了。我的印象:李先生是一位谦谦君子,他为人礼貌热情,知识面极广,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研究所所长,也没有一点官气霸气。与李先生交流时,他仪态谦恭,口气和蔼,喜欢连声说:“好,好!”让人感到温暖,容易接近。

在研究“国学丛书”编写方式时,编委会与编辑部确定,编委们不参加撰写,而是推荐中青年学人执笔。但是编辑部又觉得能够聚齐这样一些大人物,不出版点什么东西真是太可惜了。于是决定请每一位编委写一篇文章,构成一部文集,名曰《国学今论》,列为“国学丛书”的第一部。书中包括:张岱年《论道统与学统》、汤一介《再论中国传统哲学的真善美问题》、金克木《主题学试用》、胡道静《古籍普查和情报工作问题》等。李先生的文章题目《〈今古学考〉与〈五经异议〉》,讲廖平的代表作《今古学考》,讲康有为与廖平的交往与友谊;进而评说廖平对许慎《五经异议》研究的得失。其中可见李先生根底深厚,且文字明白清楚。这些是我对李先生第一印象。

再者,编委有推荐书稿的权力和责任,此事只有张岱年、李学勤先生做得最好。一年后王世襄先生来信说,他难以完成任务,还将编委策划费退了回来。一九九三年六月十六日,李先生来信,推荐南开古籍所赵伯雄《春秋经传研究史》。一九九七年六月一日,李先生来信,他写道:“我所指导的博士刘国忠,日前已通过答辩,并留清华执教。闻葛兆光兄言,您已慨允将其论文《五行大义研究》出版,极感欣幸。《五行大义》迄今国内罕有研究,刘文据日本侍本及日、法学者著作,做了系统讨论,且将原书详加校订标点附后。您精于数术方面研究,于其价值自然了然于胸。这也是我要专门致谢的。”

二、“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丛”

一九九一年,四月间,我曾与郭书春先生策划,出版一套“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丛”。具体工作由郭书春先生主持,他建议请李学勤先生做主编,几经邀请,李先生才肯出面。李、郭二位先生为人极好,宽厚通达,做事认认真真。李先生知识面宽广,书目精熟。四月十二日,郭先生来信说:“为此事我征求了几位同志的意见,褒贬不一。薄树人等认为不好做,卖不出去。潘吉星认为很有意义,肯定有销路。席泽宗也认为可以做。”后来这套译丛中出了许多好书,如郭书春《九章算术》、江晓原《周髀算经》、胡维佳《新仪象法要》、姜丽蓉《洗冤集录》、孙宏安《杨辉算法》、廖育群《黄帝八十一难经》、汪前进《岛夷志略》等。

在本年四月初我们召开的第一次编委会上,发生一点情况。当时宣布李学勤做主编,郭书春做副主编,潘吉星等做编委。潘先生参加了会议,散会后,在七月十五日至十九日间,潘先生连续给我写了三封信,最长的一封达六页。他主要谈三个问题,一是对编委会的评价,言语激烈,我不复述;二是他谈了许多好题目,确实有水平,例如,他在谈首批书目时写道:“我提出《天工开物》、《齐民要术》、《花镜》、《洗冤集录》、《饮膳正要》、《救荒本草》。闵宗殿提出的《农书集锦》也很好,一本不成,再来一本,把讲斗鸡、斗蟋蟀、养鸟、养金鱼 、栽果树、饮茶等都投放出去,看的人一定不少。”三是谈他研究《天工开物》的著作。潘先生曾在我社出版过他的专著《肖莱马》,还为《数理化信息》组稿写稿,很有水平,与我们有着很好的业务往来;这一次他说:“我可以参与搞一些东西,但退出编委会。”

三、“人类考古五大发现”

那时我正在出版“人间透视大型书系”,已经出版几套子书系如“东方人生五大难题”、“中国古代五大奇观”等,很受欢迎。我一九九一年间,我跟李学勤先生商量,能否搞一套“人类考古五大发现”。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我收到李先生来信,他同意为“人类考古五大发现”组几本稿子;下午,我与李先生通电话,又向他请教了一番。李学勤建议作如下题目:《中国殷墟》《埃及吐坦哈蒙墓》《两河流域与乌尔遗址》(或特洛伊)。后来涉及到几位作者:林通雁《殷虚》,王迎《埃及》,毛君炎《苏美尔》等。有一次我到京组稿,李先生请几位年轻人来坐,他们已经写了提纲,但最终没有做成,原因是什么?我还要去查日记。

四、《九章算术》汇校本

郭书春先生《九章算术》汇校本,李学勤先生极为赞赏。此书由我责编,一九九一年三月出版。五月五日李先生来信,其中附有对《九章算术汇校本》的评价函。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席泽宗、数学所副所长李文林、辽宁师范大学梁宗巨诸位先生,也都分别写了评价函。此后不久,此书即荣获全国教育图书一等奖。如今已成经典著作,多次再版获奖。

五、《数术探秘》

一九九四年,我的著作《数术探秘——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义》在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一九九五年四月十四日,《光明日报》的《书摘》杂志,从我的《数术探秘》中摘取一段《诊断的功能》。李学勤见到此文,还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在《书摘》今年第四期拜读大作《诊断的功能》,所论极是,也是应向您表示钦敬的。”

六、《走出疑古时代》

一九九五年四月十四日,李学勤先生曾来信写道:“前年辽宁大学出版社逸梅同志印了我的一本小书《走出疑古时代》,我已看过校样,年末年初有两次我负责的会,本想在会上发一批,但未及出版。前些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次会上,有同志提过我这一语(‘走出疑古时代’),引起不少注意,因此我很希望书能早日印出。知您一直关心此事,故敢奉烦,代为促进一下,不胜感谢!”今天,我复信:“大札已阅,逸梅给您打电话大概已说明了情况,大作《走出疑古时代》近日即可面市,勿念!”

这里面还有一段小故事:逸梅是辽宁大学出版社的编辑,是我的妻子。辽大出版社想组织重点书稿,逸梅去找李先生;但组稿之初,她并没有说明这一层关系。逸梅说,当时李先生手头有几部稿子,她就挑上了这一本。最初的稿名是《李学勤考古论文集》,但她在审稿时提出,这本书内容极好,只是题目不够明确,是否可以选用其中一篇文章的题目,作为全书的题目呢?像其中的“走出疑古时代”,多好的名字啊!当时逸梅打电话到李家,李先生不在,是他的儿子李缙云接的电话。缙云在文物出版社工作,听罢逸梅的说明,他连声说:“好,好!就这样改好了。等父亲回来我再告诉他,我想他是会同意的。”事后逸梅还说,缙云说话语气谦和,很像他父亲。此书出版后反响巨大,有朋友对我说,曾几何时,北大的学生在校园内散步时,都以拿着一本《走出疑古时代》为时尚。至于此后围绕着这一主题发生的学术讨论,更是风起云涌,波及广泛。一九九九年,此书获得第三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一九九七年六月一日李学勤来信,他写道:“前蒙逸梅女士赐电,允及早出版《走出疑古时代》增订本,深为感谢。”一九九八年六月十四日,李先生来信写道:“另外,我十分感谢逸梅女士那里出了《走出疑古时代》的增订本,此书在北京书店中很畅销,曾在报端推荐书单上排第二位。新书印制很好。”

七、“当代汉学家论著”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四日,我的日志写道:今年共收到清华大学李学勤先生来信二封,葛兆光先生来信四封,其中主要谈的是请辽宁教育出版社参与“二十世纪国际汉学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国际学术研讨会。我社同意资助此次会议,但是提出两项要求,一是会议主题之一有“从‘国学丛书’看二十一世纪中国人文学术的趋势”;二是利用会议之便,组织一套“当代汉学家论著丛书”。十月二十一日兆光兄信云:“晓群兄出的点子极好,我们已草拟了一份随邀请函分发的组稿函(不是每个被邀请者都有),说明拟出‘当代汉学家论著丛书’云云,相信会有一些汉学家参加进来的。此外,有一本杨百翰大学得《汉学史讲义》,一本剑桥鲁惟一等人的《古代中国典籍导读》已经版权在手,看来问题不是太大,只是找专门人才翻译,还需专门家来校对,才是真正的麻烦。另外,关于‘国学丛书’,与李先生谈了一次,我们均以为如要再出,恐需重新设计选题及人选,选题若无更新,恐难有第一批之社会影响。所以我回家后又考虑了一次,认为如果要出,恐需加入类似‘中国历代植物志研究’(专门研究如《南方草木状》一类,《梅花谱》一类)、‘四裔志书研究’(对四裔之记载的考察与中国边缘地区文化研究)等较生僻的内容,及比较现代的如‘近代乡绅与城市地主的互动’(即中国特有的城乡一体化业主在近代之作用),‘近代中国民间信仰中的经济伦理’(用韦伯理论)等较活跃的内容,不知你以为如何?”我称赞:葛兆光是一位大智之人,开口无空话,落笔无虚言,每论出版,大有胡适之遗风。

一九九八年六月十四日,李先生来信写道:“日前我前往美国,参加关于新出土竹简《老子》的会,碰见一些外国老朋友,他们听说清华翻译的《中国古代典籍导读》(鲁唯一)已由您社排好,即将印出,都非常高兴,让我向出版社转达,这是我写这封信的原因。”

八、爱书人俱乐部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李学勤夫妇来沈阳,为爱书人俱乐部讲座,题为“考古新发现与中国文化”。李先生的沈阳之行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即参观辽宁故宫博物院的青铜器。我们与辽宁文物界的关系很融洽,再加上李先生的学术地位,王之江陪同,自然会安排得很好了。在观看一柄青铜剑时,李先生希望看一看剑的背面,博物院也满足了他的要求。

九、“新世纪万有文库”

一九九六年“新世纪万有文库”启动,李先生出任传统文化书系中的专家。总顾问:陈原、王元化、李慎之、任继愈、刘杲、于金兰;传统文化书系学术指导:顾廷龙、程千帆、周一良、傅璇琮、李学勤、徐苹芳、傅熹年、黄永年;近世文化书系学术指导:金克木、唐振常、丁伟志、黄裳、董桥、劳祖德、朱维铮、林载爵;外国文化书系学术指导:董乐山、殷叙彝、陈乐民、蓝英年、汪子嵩、赵一凡、杜小真、林道群。

一九九八年,这一年李先生来过两封信。其中一封信与“新世纪万有文库”有关。即三月十一日来信,信中附有侯外庐长女侯寓初的一封信。原因是“新世纪万有文库”第二辑中,收入了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但是版权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其女特来询问。李先生信中写道:“现将侯寓初同志的一封信转上,他是著名老史学家侯外庐先生长女,是一位老同志,曾任北京宣武医院党委书记多年。盼能交贵社人员处理。”

(本文编辑:安宁)

来源:百道网·俞晓群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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