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中华读书报》于2019年1月16日第14版刊发了由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编辑出版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频撰写的文章《改革开放出版家的思想结构》。文中谈到，如何联系四十年改革开放社会背景，认识改革开放出版家群体特征及其个体品格是重要的出版文化理论命题。陈昕属于改革开放出版家群体，他们思想的视野与方式、品格及思想晶体不仅关联、影响其行为，而且决定了改革开放历史出版进程的开掘深度与思想高度。这一代出版家写就的改革开放出版史，更具有出版思想和行为继往开来的样本意义。陈昕达到的出版思想成就或许可以这样描述：仅就改革开放思想的首创性、深广度而言，在他前头的人屈指可数；而思想的结构特征更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理论研究的空谷足音。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编辑出版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频
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家群体中，近40年崛起了一个改革开放出版家群体。如何联系近40年改革开放的社会背景以认识这一出版家群体特征及其个体品格，是重要的出版文化理论命题。
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多获赞誉。如何在经济与政治、文化成就的差异格局或者说非同步改革中认识中国出版业及出版家？
这一问题的提出是致敬、评析改革开放出版家的理论前提。出版及其出版业历来属于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的矛盾焦点，脱离这三方面矛盾的纠结、交织以及引致的出版行业影响与出版产业绩效，就无从理解改革开放出版业，也无从理解矛盾焦点灼照下的改革开放出版家。灼照程度依出版家由社会责任感驱使的改革与开放的前沿程度而定，灼照还是灼伤则取决于出版家个人及团队的理性高度及平衡力。
陈昕先生1977年入职上海市出版局，2015年卸任世纪出版集团总裁、董事长，职业时段契合出版业改革开放40年，属于改革开放出版家群体。改革开放出版史由这一代出版家和他们的前辈共同书写，他们思想的视野与方式、品格及思想晶体不仅关联、影响其行为，而且决定了改革开放出版历史进程的开掘深度与思想高度。陈昕这一代出版家写就的改革开放出版史，更具有出版思想与行为继往开来的样本意义。
陈昕长期沉潜出版，融通出版领域的方方面面，因而雕刻了立体多面的思想侧影。读陈昕著作，不难领会他思想丰沛而饱满。他经济学编辑出身，主编“当代经济学丛书”三十余年，长期接受经济学理论熏陶，鲜明突出的知识结构奠定了他思想结构的基本样态，砥砺而成他特有的出版专业逻辑理性。
他的《出版经济学研究》率先拓疆经济学与出版学的交汇地带，卓成一家。陈昕书评选是他作为编辑专家，尤其是经济学编辑专家的思想集粹，热情洋溢而又理性沉炼。正如书名“书之重，评之轻”，那种敬畏知识、敬重知识生产的境界，真不是当下用滥而又呼唤难回的“工匠精神”可以概括的。
陈昕出版演讲录汩汩流淌着他出版家的理性，书名“高擎火把的人”是自励更是自况，与其说是价值判断，不如说是事实陈述。演讲的场域、话语方式不同于专著、书评，陈昕作为出版家的身姿及其思想也更自然地表达于公众，更充分地交汇于出版改革的洪流之中。只有联系40年来中国出版改革的艰难复杂性，才可以体会他冷静简明话语的思想激越。正如只在跨入21世纪之后，历来稳健自持的陈昕才偶尔让自己的思想奔放而不如此前那样深水静流。
为了出版社会的公共利益，他作为先行觉悟者开始呐喊，以出版经济学家、经济学编辑专家、改革开放出版实践的见证者为思想基础，而又不太受这些身份局限大声疾呼，把改革开放出版史反思的沉痛消解于自我内心，以求思想的纯粹。这就是我倾向于把他的《高擎火把的人》等著作看作40年改革开放出版史思想底稿的由来，也希望他人后人对此予以更广泛的认同。
眼前的《出版留痕》未必是陈昕最重要的著作，无疑构成了陈昕已出重要著作的重要补充：他伴随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个人思想演进的重要节点和路径更显清晰，如《出版竞争与创新》记录了他对市场经济体制下香港出版业市场竞争的田野观察，《我的出版观》集中凝练地表达他的出版价值观，其核心观点、主张在“补遗”和“复述”中更易为他人把握，他作为改革开放出版理论家的思想结构特征亦隐现书中。
▲ 陈昕先生
01 在机制与体制之间
体制与机制之间是出版家的行动空间。改革开放出版家因为改革开放而比他们的前辈更充分感知感受到出版体制与出版机制之间的内在张力。这张力成就了陈昕这一代出版家，又制约了他们，成为这一代出版家的专业宿命。他们在中国出版史上的群体特征与此深重关联。
陈昕出版思想、理论的显著特征和重要发展可以也应该追溯到出版运行机制。1986年，他在《上海出版》发表了《开展社会主义出版运行机制研究》。该文篇幅不长，在中国出版理论发展史上拨头功甚多。他在文中提出出版机制和出版体制关联研究的重要理论命题：“对出版运行机制的研究离不开对出版主体行为的研究，从而必须以既定的出版体制为前提。”陈昕此前已在包括《中国社会科学》在内的报刊上发表多篇经济学文章，他初涉出版研究就觉察到出版理论的制高点。出版机制、主体行为、出版体制以及三者之间内在的结构关系并未为后来诸多的出版理论工作者理解、深悟，至今依然是出版理论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 陈昕著作
在体制与机制之间，陈昕立足企业，理性审视1990年代以来中国出版产业的结构变迁。立足企业是他作为出版家的本能，立足企业看产业是他思想的自然延展。关于出版业的结构变迁，陈昕是清醒的：“传统出版的巅峰时代早已逝去，我们这一代人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为应对结构变迁，他提出理性审视出版产业的方法论命题：内容、资本、技术是影响全球出版产业发展进程的三股力量，“从产业的角度来观察出版有三个维度：内容、技术和资本，哪一个都不能轻视。”。针对内容产业，又自觉地观察、解析其信息、知识、智慧三个层次。他对出版业及其转型的系统性观察、结构性思考就愈加清晰、明确。
出版理论研究从运行机制起步，且结合出版体制进行系统性观察思考，使陈昕察他人所未察，并形成鲜明突出的出版理论个性特征。如他认为沉重打击实体书店的是出版业“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竞争，而其联动机制则是“发端于实体书店，恶战于网络书店，越演越烈的折扣战”（第158页），如此定性判断结合机制分析或者说关联分析，是陈昕言说中常见的话语方式，其背后坚实存在的是娴熟的方法和理论自觉，这种自觉增强了他话语的解释力和言说的有效性。
陈昕理性地认同：“理解出版业的现代转型不得不考虑资本的因素、资本的力量、资本的作用。资本力量介入出版业后，一方面加剧了资本意志与文化价值之间的巨大冲突，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两者之间的融合。” “问题并不在于我们要不要资本，而在于怎样对待资本，是做资本的附庸和奴隶呢，还是利用资本、驾驭资本以达到出版更多好书的目的。”陈昕是如此理性。
02 在改革与开放之间
改革开放是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主题，更是一代出版家生存发展的社会环境。改革开放的艰巨性、复杂性冷酷、严峻地铸就了陈昕这一代出版家的时代宿命，体会他们的思想光芒与行为风采当然首先追溯改革开放对他们的牵引和激励。
以组建集团、“中盘”崛起为标志，1995年以后20年的中国出版业深深烙上陈昕的思想痕迹——他主张的、他否定的；他观察的，他质疑的。尽管如何认识认同陈昕的思想背影尚未提上议程，但出版集团和发行“中盘”至今巍然屹立在省会城市或特大城市，不仅作为城市地标，更是出版业改革开放的象征。
如果认同改革开放出版史上20世纪末21世纪初那个时段的研究价值，如果认同出版集团凝聚了一代出版人的向往与挫折、改革与开放、再改革与再开放的谋划与再出发，那么，陈昕就是首选的思想者。他总站在旗舰的瞭望塔上观察国际出版风云，他作为出类拔萃的思想者走向成熟的思维路径，浓缩了他所属群体、所属时代的出版精神走向。所谓成熟，并不意味着符合一时一地的某种导向，而在于他基于他独立的观察，用他自己的话表达他的专业理性，提出他自己的出版实践问题并试图做出理论解释以明确行动方案。
出版集团作为深刻改写中国出版业态的新型市场主体，铭刻了中国出版业改革开放的重要里程。它肇始于陈昕的一个观念：中国出版业的市场化改革需要培育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出版组织。这观念来源于欧美出版业与中国出版业市场规模、组织形式以及发展阶段等方面的对比观察，中国出版业“睁眼看世界”后的思想开放、观念更新莫大于此。以传播新观念呼唤改革为己任的图书出版业终于启动了以组建集团为手段的再次自身改革。陈昕便作为出版集团制度的重要设计者之一自觉而又顺应潮流，走向历史且将走入历史。
改革和开放是两个逻辑，各有其指向和领域。在改革与开放之间，陈昕立足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以确立他的出版价值观。历史既为思想者提供思想资源，又是认识现实预估未来的时空观照坐标。历史，也只有以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为坐标才能进行改革与开放之间的时空演算。
陈昕有清醒的历史感。“潜入历史，化作永恒”是他自觉的理性追求。他的历史感集中表现在历史认知感和历史实践感。面对一个分析或言说对象，他常常将对象做演变或发展的阶段划分，以寻找现实或思想的某种关联，以利寻求对策或启示。“信息技术产业自诞生之日起，经过长期发展，已经历了以系统为中心和以个人电脑为中心的两个重要阶段，现在正处于以网络为中心阶段”，类似话语方式多见常见于陈昕著作中，它显露的就是这里所称谓的历史认知感。
《中国出版业发展的三个阶段与新的出版组织的培育》以提出重要历史命题和重大实践命题而成为陈昕的代表作，且具一定的经典性。至于历史实践感，兹举一例：2001年12月11日，在中国正式加入WTO的那天，陈昕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编委会上发表题为《努力提高民族文化的创新能力》的演讲，其中说，“我反复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入世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又该做些什么？”以宏阔的时空视野认知当下即将走入而尚未走入历史的时刻，伴随着这一历史时刻有所行动以融入历史，是陈昕的机敏。在这一历史时刻，倾注强烈的现实关怀，提出分析现实并谋划未来的专业和行业问题，才是陈昕作为思想者的深度力度，更显他的风貌风采。
陈昕未必把现实问题、当下决策问题都处理成历史问题，但他确实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的把当前问题，对当下出版现象的理解建立在相应专业领域、知识领域的历史分析上。当其他同行只看到孤立的出版事实或出版事实的表象时，他看到了与之相关联的另外出版事实，或出版事实的内在关联及意涵。如果那些事实反复出现，引发他足够重视，他往往更加牢固地抓住改革开放出版的历史进程节点及深层的根本性问题。
中国加入WTO前后的十年里，中国出版业学美国成为时尚，以致有海外出版经历的同行友善地提醒：“出版业：向美国学习，还是从美国的错误中学习”。太多的专业人士对此未能保持应有的警觉，陈昕则进入“反思出版业蜕变的沉思之中”，尔后郑重报告：为了“从容应对出版业的现代转型”，“我们还是需要继续向美国学习”，“我们更应该重视从美国的错误中学习”。因为陈昕洞察到，由于中国出版业改革不到位，出现了“一些难缠的悖论，一方面市场化（管理、规范）不足，一方面市场化（野蛮竞争）过度”。这悖论既是改革不全面深入的结果，又是进一步改革的出发点，对于总体性认识出版业的改革开放，举足轻重。陈昕观点鲜明，话语铿锵，辩证逻辑背后强力支撑的是对中国出版业市场化改革不彻底的现实现状的深入分析。
以改革为动力却又受改革的制度约束与节奏约束，以改革为环境条件以开放的思想促成并转换为有限改革适度开放的组织决策与出版行为，理性追求媒介组织行为或者说组织行为的外部效益，既是陈昕这一代出版家的群体特征，也是他所在的世纪出版集团的“世纪”象征意义所系。
03 陈昕之问
2008年，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陈昕诊断中国出版产业“甚至陷入程度不同的困境”，2017年，改革开放40年前夕，他发出“陈昕之问”：“为什么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关系的偏差上会反复出现”。陈昕之问的现实语境是，“到了2005年出版业进行转企改制以及上市时，片面追求产值、利润而忽视质量的倾向一度又十分明显，似乎经济效益、经济规模成了主宰出版业的唯一力量。”陈昕自己给出的答案是：“我认为问题出在出版价值观的层面，在于我们不重视出版价值的研究和教育，没有正确的出版价值观引导，以致往往离开了出版价值观来讨论具体的发展问题。这里的教训值得记取。”。机敏好学而又深思慎取的陈昕如此提问，如此作答。所以将其指称为陈昕之问，首先在于出版价值观的全局性，关联深广的结构性；其次，价值观“偏差”及“反复出现”是认识、解析出版业改革开放进程中艰难复杂、进退失据的有效锁钥。
巢峰在1989年即大声疾呼“克服出版改革中的二律背反现象”：“就现行党和国家的出版政策而论，一方面强调出版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必须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另一方面，在出版经济体制上又完全搬用工业系统的模式，用一个利润指标承包。”“这种矛盾，就如同康德所说的二律背反现象：正题：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必须服从社会效益；反题：经济效益第一，社会效益必须以经济效益为前提。政策导向与机制导向（经营管理体制）背道而驰，有对立而无统一。” （巢峰著：《出版论稿》（增补本）第135～13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巢峰悖论自提出以来一直没有发挥其应有的预警功能便积淀20年后成为陈昕之问的另一答案。“巢峰悖论”与“陈昕之问”就这样一语道破了出版业改革开放40年反思无以回避的一个焦点难点。面对“巢峰悖论”，多少人心知肚明，多少人切肤沉痛，又有多少人置若罔闻。它不从出版改革始，但将伴随出版改革终；它就如此横亘于出版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成为检验真假出版改革的试金石之一。
价值理论是陈昕出版思想、理论结构的奠基石。“只有解决了出版价值观上的根本问题，我们才能够摆脱金钱、利润、资本的束缚，坚守出版‘启蒙大众、追求进步’的使命”。对出版物知识资源价值所代表的出版业价值的强调与矢志追求，构成了陈昕与其他出版企业家的显著差异。陈昕的出版价值观不仅指向单品种和大型套书的出版物个体价值，更强调出版企业总体性的价值取向。他不是服从组织决定决议，空泛道义地宣传、践行政府倡导的社会价值观，而是从中外出版历史和出版经济活动的规律出发，自觉发现、论证出版集团的出版专业价值观。
先看他价值观的主张时点和内涵。陈昕说：
2005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由事业单位改制成为了中国第一家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树立正确的出版价值观变得更为紧迫和重要。因此，我们在股份公司的章程中，把公司的使命陈述明确定为：“通过我们的选择，提供能够创造或增加价值的内容和阅读体验；通过我们的整理，传播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通过我们的服务，与读者形成良性互动，从而努力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我在各种会议上提出这一使命追求是集团的核心价值观，应融入每个员工的血液里，规范到每个员工的行为中，引以为自豪，为之而奋斗。
那时出版业转企改制风起云涌，上市更是争先恐后，片面追求经济规模、经济利益甚嚣尘上，可见陈昕高举公司使命的坚定信念和专业判断。诸多同行关注全球化重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区域市场的得失攻守，陈昕却沉思全球化时代中国出版的道路，执着于为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理想而构筑中国出版文化自信。后来，他在同济大学讲学时，为出版给出的定义是“出版工作是知识生产体系的重要一环，优秀的出版工作在知识生产、知识消费和知识积累的循环中起到引擎的作用，它是人类知识和文化传播的推进器；同时，它又为思想和学术的建设与创新提供基础和平台，引导人类文化的进步。”陈昕自觉于出版活动的人类知识资源系统价值，致力于“在一些最基本的出版领域为我们的时代提供新的完整的知识资源系统”，这是陈昕出版价值观的核心。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出版价值观的理论关联：人类知识资源系统而非其他。
再看他价值观的理论来源和论证特点。
陈昕的出版价值观深思熟虑，源于他对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1930年代上海出版业的思想文化价值认同。在德国考察时，陈昕注意到，苏尔坎普出版社毫不起眼的五层小楼却被德国出版同行誉为法兰克福的三大城市建筑标志之一。苏尔坎普出版社在1959年开始出版7个系列的丛书，后来被誉为开启了战后德意志民族的思想文化复兴之旅。在陈昕看来，苏尔坎普出版社与1930年代中国上海的出版业交相辉映，因为1930年代那批出版家“以一大批优秀的出版物为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提供了系统的高质量的文化知识资源，形成了完整的知识生产体系。这才是上海当时成为中国出版中心的根本所在。这一辉煌业绩的取得完全是近代上海出版人坚持正确的出版价值观自觉努力的结果。
”陈昕先生作为出版经济学家，非常清醒“出版创造的经济价值主要不是体现在出版产业内部，而是体现在出版产业之外。” 熊彼特说，“任何经济学体系的基本解释性原理始终是关于价值的理论。” “一个理论家对于经济世界的看法取决于他对价值现象的看法——这方面的牢固基础是最本质的。”可见，陈昕的出版价值观并非仅基于中外出版历史实践的归纳论证，而是结合了经济学理论方法而归纳与演绎并举的综合论证，其专业洞见总建立在令人信服的专业方法上。
“出版工作的功能、地位和任务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它仍然是人类知识与文化传播的推进器，同时又为思想和学术的建设与创新提供基础和平台。”陈昕依然这么说，这么做。作为他改革开放出版理论的压舱石。到底有多少人掂量出了这一压舱石的分量，那是出版社会该关心思考的。
04 陈昕的思想个性
读陈昕著作，我总萦绕一个问题，如果以改革开放出版家定格其个人职业历程，那么，他作为改革开放出版家群体中的一员，他的个性何在？思想、行为和成就的独特性何在？陈昕集首家出版集团创办人、出版理论家、出版经济学家、经济学编辑专家于一身，四种角色的重叠合成了陈昕先生的社会形象，四个方面的业绩促成了陈昕先生的独到成就。首家出版集团创办人、出版理论家于他只是妙手偶得，顺势而为；出版经济学家、经济学编辑专家才是他的矢志追求。
而他一个最具个性化的行为亦有助于后人他人对他独到成就及合成的省思。
这里所说的个性化行动及连带问题是，1999年陈昕率先组建了全国第一家出版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他执掌的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又是全国第一家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的，这两个“第一”为什么没有继续成为中国出版业的第一家上市公司且直到陈昕退休也没上市？而后起的出版集团上市数以十计。这样客观的历史事实所凝结的个性化应该说在改革开放出版史上并不多见常见。陈昕在《我的出版观》中就此做了详尽的说明，可视如他正面而又间接的回答。出版价值观表明他的思想深度理论高度，他对出版集团上市热的冷峻批判亦显他思想和行为的个性，尽管此文写于他退休之后。可据此推断今后的历史书写将会把世纪出版集团未上市事件认定为改革开放出版佳话，陈昕在其中主导的历史佳话。激流勇进凭胆识，激流沉思要智慧，激流勇退更需要胆识，另一种胆识。识源于价值观，胆则缘于群体共识的相互支持。
融汇西方经济理论和中国改革开放现实观照而发展出或者有望发展出另一种改革开放出版理论，既是陈昕所代表的一代出版家的幸运，亦可视如仅属于陈昕个人的成就。他达到的出版思想成就或许可以这样描述：仅就改革开放出版思想的首创性、深广度而言，在他前头的人已屈指可数；而思想的结构特征更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理论研究的空谷足音。
改革开放出版理论是对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出版实践以及未来发展规律的解释和说明。它以改革开放的时代命题、实践命题为中心，以现代化、全球化理论为参照，集中探讨以知识生产为核心的政治、经济、文化矛盾及其调适，出版物与文明传承、内容产业与社会文化发展、出版体制与运行机制等是其主要的理论内容。
在求解改革开放实践问题、发展改革开放出版理论的过程中，陈昕先生不仅成就卓越，而且日渐形成鲜明突出的理论个性：自觉的方法意识和维度层次分明的解释结构。以问题为导向的现实关怀。辩证话语背后较谨严的专业逻辑。篇幅限制，这里不再一一展开论述。
（本文编辑：陈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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