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中国编辑》专访资深出版家陈昕，请他谈从业以来一直坚守的出版初心，他在长达40年的出版工作中锻造出版精品，利用新技术放大内容价值等方面的实践，以及他在出版经济学方面的钻研与成就。
陈昕，编审，从事出版工作40 年。曾任上海三联书店总编辑、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总编辑、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上海新汇光盘（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等。曾当选为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
2007 年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2009 年被评为新中国60 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中国百名优秀出版企业家。是中央组织部专家库成员、首批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首批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主持、策划、编辑了30 多套丛书，共计3 000 多种图书。著有《中国图书定价制度研究》《数字网络环境下传统出版社的转型发展》《高擎火把的人》《书之重，评之轻》《出版经济学研究》《出版忆往》等十余部著作，发表学术论文及文章近200篇。
记者：从最初入行对出版的向往与敬畏，到通过多年实践逐渐形成的出版理念，再到个人出版价值观的树立，您在编辑、管理者、出版家的三重身份中实现着自己的“出版梦”。回顾往昔，可以谈谈您的出版初心和出版理想吗？
陈昕：我从事编辑出版工作有一定的偶然性。我出身于知识分子的家庭，父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留美理工科专家。从小受到的家庭教育是长大后像父亲那样成为科学家，“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我的理想破灭。16岁那年我离开上海，奔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务农，四年后参军。在那个年代，那样的环境下，我的自学不可能在数理化方面，尽管也做过一些尝试，但因为各种原因很快就转入社会科学领域，广泛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和当时可能买到的大多数社会科学读物，印象很深的有海思、穆恩、威兰合著的《世界通史》，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苏联的《哲学小辞典》。当兵之后我的阅读兴趣开始集中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并开始攻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严密的逻辑体系、独到的分析论证、深邃的理论思考，完全震撼了我。随着读书日多，我尝试着写起文章来，并在报上发表，于是被借调到团政治处做宣传工作，还担任了《解放军报》《前进报》等多家报社的通讯员。正是因为这段经历，1977年我退伍复员回到上海后，被分配到上海出版系统工作。
作为一个出版人，我是幸运的。这种幸运在于我是在中国近现代出版的发端地上海参加出版工作。上海出版界一百多年形成的传统和作风滋养了我，老一辈出版家的学识、胆略、担当、智慧浸润了我，他们的言传身教鞭策了我。前辈们的谆谆教诲，使我很早就明白了出版和出版人的价值，树立起出版的理想。我一直说：“出版是人类冲出黑暗和蒙昧的火把，出版人是一批高擎火把的人，他们引领着社会精神生活的走向和品质，直接参与了社会精神生活的建构……出版是历史长河与时代风云的镜子和明灯，映照着人类精神生活的波澜壮阔，回首观潮，总是心生豪迈和虔敬。”正因为如此，我十分重视出版的文化传播和文化积累的作用，努力把“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作为自己一生的使命和追求，一天都不曾动摇和放弃，即使是在出版向市场转型最艰难的日子里，也没有过丝毫的犹豫。除此之外，老一辈上海出版人，如赵家璧、胡道静、巢峰等善于谋划大项目、精于编辑业务的传统和做法也使我终身受益。我偏爱编辑工作，不管在何种岗位上，每年编辑和审读的书稿都在20种左右。
记者：从事出版工作40年的经历，您先后策划编辑了3 000多种图书，主持多项特大型出版工程，打造了不少具有影响力且双效俱佳的精品力作，成为“世纪经典”。在资本市场和技术革命的双向驱动下，出版行业亟须重唤精品意识。在您心中，什么样的作品能够称为精品？编辑出版人又该如何锻造时代精品？
陈昕：说起精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的“彩虹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民众的思想颓废、空虚，在这样一个极其艰难的历史时刻，以翁泽尔德为社长的苏尔坎普出版人毅然地站了出来，推出“彩虹计划”，重建战后联邦德国的思想文化“大厦”。“彩虹计划”，即用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标识出七个系列，分门别类地介绍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后来，“彩虹计划”中的不少图书被译成十多种文字，介绍到全世界各地。苏尔坎普出版社在出版“彩虹计划”的同时，还团结和培养了德国几乎所有的大师和著名学者。“彩虹计划”这个案例表明，精品力作既是人类知识的结晶，又是文化传播的推进器，还为思想和学术的进步提供基础，引导人类文化的前进方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成立后，我们借鉴苏尔坎普出版社“彩虹计划”的经验，推出了“世纪人文系列丛书”，旨在把出版工作和知识生产的几个关键因素——人文教育、学术研究以及人类思想的传承和普及勾连起来，从而为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提供最基本的文化景观和精神资源，为21世纪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中国人提供一个完整的人文科学知识谱系。
至于精品的锻造，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做法是抓规划、抓选题（项目）、抓质量、抓队伍。首先是抓规划。一方面，出版工作与新闻工作的不同在于，新闻在某种意义上是短线的，而出版则是长线性质的，精品图书往往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因此，做好长期出版规划就变得十分重要。另一方面，每家出版社从较长一段时间看，他们向读者提供的并不是某一本或某几本书，他们所承担的是向读者提供某一方面或某一学科或某一领域的知识体系；就一个大的出版集团而言，可能还有一个为全社会全民族提供较为全面和完整的知识体系的任务，所以精品图书的长期规划还要解决结构和布局的问题。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成立以来，先后抓了四个“五年出版规划”和一个“十年长远出版规划”的建设，为精品图书的出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次要抓选题（项目）。这是因为规划并不是几条空洞的原则和简单的战略描述，它还得落实到具体的选题和项目上。好的出版人都紧紧抓住重大选题和项目不放，近现代出版史上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我们继承前辈们的传统，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成立后，我们每年都要下到集团所属20多家出版单位一到两次，对年度选题计划的编制和重大项目的完成情况逐一“过堂”，认真审视。再次要抓质量。精品最终要落实到质量上，质量是出版物的生命，搞好出版工作必须坚持质量第一。内容质量的要求是多方面的，哪一方面都不能偏废。出版人担负的就是一个质量把关人的角色。最后是抓队伍建设。没有一批充满理想又脚踏实地、热爱出版又耕耘奉献、高瞻远瞩又善于谋划的出版家，没有一支懂出版、知技术、善编辑、会管理的专业出版人队伍，精品力作是很难涌现的。
记者：信息、知识、智慧是您几年前就提出的内容产业所包含的三个层次，请您对它进一步解读。传统出版社在搭上新技术快车的同时，应如何对内容进行增值，从而创造出更大的价值？
陈昕：进入互联网时代后，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新的业态、新的产品、新的服务不断涌现，内容产业明显地显现出信息、知识、智慧三个层次，而在前互联网时代这三者的边界并不是很清晰。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事实是，生产信息的先于生产知识和智慧的受到互联网冲击。例如，传统报纸过去始终是在信息和知识两个层面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但近20多年来，报纸在知识生产层面的专栏、品牌、内容日渐褪色，更多的资源和产品都集中在信息提供和服务方面，因此，当新媒体挟互联网浪潮蜂拥而至时，面对快捷、互动的海量信息，传统报纸在很大程度上被新媒体所替代，或转型为新媒体。而传统出版社主要集中在知识和智慧的层面，因此，相对传统报纸而言，它受到的冲击要小得多，因为知识尤其是智慧的生产是经年累月才能形成的，网络出版公司在这方面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过，对于传统出版社在互联网时代、数字化冲击下所面临的挑战也不能过于低估，一些媒体认为电子书对纸质书没有替代效应而只有提升效应，似乎不尽妥当。我一直认为，图书市场上电子书对纸质书主导地位的替代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这不仅是技术的原因，电子书的阅读体验还未能达到纸质书的水准，还因为人们阅读习惯的改变是需要几代人才能实现的。但是，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数字出版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而传统出版的边际成本是一个大于零的固定值，所以，从成本收益分析，传统出版的主导地位也可能会被数字出版所替代。另外，技术的进步往往会出现“加速度”的情况，对电子书也是如此，不能把目前电子阅读终端的技术瓶颈看成是难以解决的。
因此，对传统出版社来说，在数字环境下，转型融合发展是需要认真对待和加以解决的问题。传统出版社相对网络出版公司而言，竞争优势在于，历史和传统使其在内容创新和版权拥有方面有深厚的积淀，这是一个不断累积和叠加的过程。可喜的是，传统出版社在这十多年的市场经济浪潮中并没有中断这一进程，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努力。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为例，《辞海》《汉语大词典》《英汉大词典》《十万个为什么》等一些老的品牌不断得到维护，《中国通史》、“中华文化通志”、“话说中国”、“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等一大批新的品牌不断涌现。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在努力构建各个重要学科的知识体系，为新一代的读者提供相对完整的知识谱系。不过，时代还要求传统出版社更向前迈进一步。随着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的成熟，一个市场潜力巨大的知识（数据）服务领域开始形成，如何围绕人的全面发展，在提供标准化图书的同时，提供个性化的知识服务，是传统出版社未来发展的重要领域。另外，传统出版社应把图书市场的边界扩展到阅读市场，围绕着版权经营进行产业布局，探索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带来的挑战与机遇，这样一来，网络、手机、视频、游戏、微信都有可能是我们驰骋的战场和舞台。
记者：出版经济学家陈昕，体现了您的另一个重要身份——学者。多年的潜心研究，您对出版经济学的建立和拓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一开始，是什么样的契机促使您将这两个领域结合起来进行思考的？请简单分享一下您在出版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成果。
陈昕：我很早就对政治经济学感兴趣，曾写过不少这方面的文章。我对出版经济学的研究始于1985年。随着对出版工作方方面面的逐步熟悉，也随着中国出版业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出版社在发展中碰到越来越多的问题亟待解决，这使我产生了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出版业改革和发展问题的想法。恰逢此时，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研究的大幕拉开，我承担了其中关于上海出版发展战略研究的课题。1986年2月，我发表了《开展社会主义出版运行机制问题的研究》一文，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一篇以出版产业为研究对象的文章。这篇文章明确提出：“从根本上说，对出版运行机制的研究离不开对出版主体行为的研究，从而必须以既定的出版体制为前提，这就是说，应该对我国出版的不同体制作出划分和规定，分别对事业型、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型、企业型三种基本模式的出版运行过程进行分析，然后，利用这种分析的结果，对符合现实的理想出版模式的选择涉及的若干理论原则加以讨论，并研究如何使我们的现行模式向理想模式逼近。”在这篇文章中，我还提出了出版运行机制值得研究的一些问题。同年4月，我还发表了《上海出版税收的现状、问题及对策》一文，指出上海出版业内部出版、印刷、发行、物资四个子系统之间所得税税率不合理，留利多寡悬殊，导致了一系列恶性的连锁反应，主张通过调节税收，解决印刷业瓶颈，促进整个出版业的发展。1988年、1989年我先后向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和新闻出版署申报课题，对中国出版业面临的困难和出路进行深入研究。课题批准立项后，我和杨龙、罗靖同志进行了长达两年之久的研究，最后形成了一个主报告和六个专题报告。这些报告的题目几乎涵盖了当时中国出版业面临的所有重大问题，也初步构建起出版经济学的框架。
之后，我对出版经济学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断，针对中国出版业改革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还先后出版了《中国图书出版产业发展阶段研究（1978—2005）》《中国图书出版产业增长方式转变研究》《中国图书定价制度研究》《数字网络环境下传统出版社的转型发展》等专著。2017年，我对30多年出版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作了整理，出版了《出版经济学研究》一书，这本著作集中了我主要的研究成果，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袁志刚为之作序，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说起来，我的出版经济学研究的特点是：它不是从概念出发的教科书式的研究，而是从改革开放40年中国出版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出发，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出版产业进行系统的分析，从而有助于业内更准确地理解出版产品的经济特征和中国图书市场的性质，推动出版产业与企业的组织创新和体制改革，预测图书市场的未来走向，实现出版产业的转型发展。也是在对出版产业问题的研究中，我逐步地完善了出版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记者：您在《出版忆往》中有这样一段论述：出版事业如高山，前辈们抵达的海拔，正是我们的起点。这里的前辈，您指的是巢峰同志。巢峰同志作为首届中国“优秀出版编辑”，是整个出版行业、每一个出版人的学习楷模。您也曾多次表示，巢峰同志是您编辑出版生涯中的引路人，请您谈谈与巢峰同志的交往故事，以及您从他身上感受到的最重要的品质。
陈昕：巢峰同志是我的恩师。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先后发表了《按劳分配不是按劳动创造的产品价值分配》《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内部存在商品生产》等文章，引起了巢峰同志的注意。经过几次交谈，1980年，巢峰同志借调我到上海辞书出版社从事《简明社会科学词典》和《西方经济学名词解释》两部工具书的编辑工作，从此我走进了编辑出版这一神圣的殿堂。细细回想，在我的编辑出版生涯中，巢峰同志一直是我最重要的提携者。比如，1993年，他推荐我到上海人民出版社接任其社长、总编辑的职务；1995年、2003年、2009年他又先后推荐我担任《辞海》编委、副主编、常务副主编，参与《辞海》第五版和第六版的修订审稿、编辑出版工作，等等。可以说，我在编辑出版工作中迈出的每一步都得到了巢峰同志的关心和帮助。在长期的工作交往中，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巢峰同志对我来说是亦师亦友。
这次巢峰同志荣获首届中国“优秀出版编辑”，是实至名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出版界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出版工作者，巢峰同志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优秀出版工作者的品质。巢峰同志是典型的学者型编辑。他是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界久负盛名，曾长期担任上海经济学会会长，人才济济的上海经济学界推举一位学府之外的出版家担任领军人物，足以表明巢峰同志不凡的学术威望与理论功底。他的经济学论文以独立思考的理论勇气、敏锐犀利的学术洞察、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对经济社会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学术界广受好评。巢峰同志是敢为人先的改革者。几十年间巢峰同志总是挺立潮头，成为中国出版改革最早的探索者和实践者。20世纪80年代初，他任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期间，创建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所，开全国出版社自办发行之先河。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主持领导了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的组织重造、流程变革、绩效评估等改革工作。进入21世纪后，他对中国出版业的集团化和“膨胀性衰退”以及众多的“二律背反”的“疑难杂症”问题发表过重要的意见。巢峰同志是编辑工作的行家里手，堪称大家。他主持过一系列重大的出版项目，是《辞海》《大辞海》的一线主持者。他先后组织了四个版本《辞海》的修订与编辑出版工作，在当代出版史上绝无仅有。他曾写过很多关于编辑出版《辞海》的文章，其中既有《辞海》的编纂方案、修订原则、稿件处理意见，也有工作报告、情况汇报，还有往事回忆，综合起来看，实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极有价值的大型品牌工具书编纂实践的典型案例。巢峰同志学风、编风严谨，领导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品牌辞书，带出了一支高度负责、精益求精、咬文嚼字、辨微识疵的职业辞书编辑队伍，树立起“一丝不苟、字斟句酌”的辞海精神。
巢峰同志，值得中国出版界向其致敬。
记者：您是中国出版业改革开放40年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您如何评价出版业这40年的发展？对它的未来，您有什么期待？对后辈出版人、编辑同仁，您寄予怎样的厚望？
陈昕：中国出版业改革开放40年所发生的变化可以说是翻天覆地，发展呈现波澜壮阔之势。特别是最近10多年，通过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建立了市场主体；通过结构优化和技术手段的提升，推进了传统出版业向数字出版产业的转型和融合发展；通过实施重大项目带动战略，加大了政府政策对出版业发展的扶持力度；通过支持出版业进入资本市场和以资本为纽带的跨地区兼并重组，培育了大型骨干企业；通过文化园区和基地建设，加快了出版产业群和文化产业带的发展；通过扩大文化消费，提升了出版品牌建设和对相关产业的拉动作用；通过现代出版市场体系的建设，建立了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通过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拓展全球出版市场，扩大了中国出版在全球的影响力，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极大地促进了出版工作的开展，好书迭出，可以说是“星光灿烂”。
尽管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与发达国家的出版业相比，我们的差距也还是明显的，这主要表现在出版物的创新和品质上，表现在对人类文化积累、传播、进步的贡献上。有一段时间，在资本的驱动下，出版的本质有被扭曲的倾向和苗头，出版的智性价值、审美价值、社会价值有所丧失，成了单纯盈利的工具，这是需要我们高度警惕的。资本具有二重性，对资本的力量和作用既要看到其负面影响，也要看到它积极的方面。我们要重视资本的力量，通过驯服资本、驾驭资本来推动整个出版业的发展，而不是沦为资本的附庸，这恐怕是中国出版业改革发展下一步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作为出版人，我想说，被长期社会演化过程精炼筛选过的东西方优秀文化传统，是我们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我们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我们不得不为经济生计和商业利益苦苦地奔波，但更需要呵护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否则我们将失去生存的乐趣，所争得的一切也无异于荒漠上的枯禾，世界将变得单调与荒蛮。基于这样的立场，我还想说的是，在这个世界还很不安宁，还存在激烈的利益争斗，还存在以谎言来遮蔽不良动机的情形下，请用我们的职业操守和优秀作品，为这个多少显得嘈杂的世界增添一份珍贵的安宁，为利益纷争的世界增添一份和谐合作的精神，为一切利益纷争、充斥谎言的场合增添一份尊重和真诚。这就是文化的力量。战争和竞争解决不了的问题，文化的力量往往可以化解。出版人是文化和科学精神的传播者，是正义和良知的维护者，我们应该提供和积蓄这种力量，这是我们的终极责任。
记者：这两三年来，读书与写作成为您退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用著书立说的方式延续着您的出版事业，继续传递着您的出版思想。目前您有新的写作计划吗？是否很快会有作品面世？请您向大家简要介绍一下。
陈昕：2015年1月4日，在上海市委宣布我退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领导岗位的会上，我向大家辞别时说过：“出版是我终身的职业，退休以后，我还会以另外一种方式，我喜爱的方式，继续为我热爱的出版事业奉献光和热，因为这是我生命的价值。”这种方式就是读书和写作，读自己想读的书，写自己想写的书。退休后的写作出版计划几经调整，最后定为十卷本。三年半下来，已经出版了七卷，除了一卷是退休后新写的，其他各卷大多是对以往著述的整理、修订和补充。2017年，出版了《高擎火把的人——陈昕出版演讲录》（两卷本）、《书之重，评之轻——陈昕书评选》（增订版）和《出版经济学研究》。2018年刚刚出版的是《出版忆往——陈昕出版随笔选》（增订版）、《消费经济学批判》（与袁培树合著）。2019年计划出版的是《出版留痕》。从2017年下半年起，我还开始了出版回忆录的撰写，以每天一两千字的速度进行着。此外，还想做一点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研究，试图解释中国近代社会演化的机理，我退休后的阅读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个专题展开的。
(本文原载于：中国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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