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俞晓群专栏】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为吾国最有悠久历史与规模最宏大之印刷机关；双方虽志同道合，而以营商手段传播文化事业，故常不免有同业互争之举；虽不见显揭旗帜，然其角逐之痕迹，固历历在明眼人目中也。泛观年来两方所出惹人注意而为鄙意所及之书，前之如商务出辞源，中华则印中华大辞典，商务出四部丛刊，中华亦把印四部备要，无不遥遥相对，有如桴鼓。
我在《双雄》一文中谈到，一九〇八年，二十三岁的陆费逵离开文明书局，进入商务印书馆，很快显露才华；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他离开商务印书馆，创立中华书局，在商业上成为商务印书馆的强劲对手，甚至形成中国出版界“双雄并立”的局面。
但陆费逵的那一次辞别，也与商务印书馆张元济、高梦旦等人，结下许多难解难分的恩恩怨怨，诸如在新教科书竞争中的种种冲突，陆费逵与高梦旦家族的姻亲缔结等。许多年后，这样的交错关系一直存在。王云五在晚年回忆录中写道：“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伯鸿君，民前原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主编教育杂志，民元脱离商务，与友人创办中华书局，其与商务旧日当局间自不免有多少芥蒂，实则同业竞争原为不可避免之事，……”
话虽这样说，在几十年间，商务与中华在商场上，或正面冲突，或此消彼长，或如影相随，长期处于竞争状态。最初的教科书之争亦有表现，后来蔓延到各个门类。其主流舆论是说，商务发先声，中华紧紧跟随，但始终处于“跟风”的地位。
比如一九三四年《浙江省立馆刊》三卷一期有一段记载：“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为吾国最有悠久历史与规模最宏大之印刷机关；双方虽志同道合，而以营商手段传播文化事业，故常不免有同业互争之举；虽不见显揭旗帜，然其角逐之痕迹，固历历在明眼人目中也。泛观年来两方所出惹人注意而为鄙意所及之书，前之如商务出辞源，中华则印中华大辞典，商务出四部丛刊，中华亦把印四部备要，无不遥遥相对，有如桴鼓。最近商务获得影印四库全书珍本之权利，又将影印北平图书馆之四库善本丛刊，于是中华书局亦不先不后，于兹际宣布古今图书集成及二十二省通志之影印。商务印四部丛刊续编，中华乃拟四部备要之重版，又目前彰彰之事实也。综观前后，似商务恒取得机先，中华则微弱追步，是盖可见两者经营手段之高下，与主持者擘划设计之工拙。”
王云五八十几岁时，在台湾商务印书馆讲课，赞扬一些出版社和他们有创造性的出版物，比如开明书店和他们出版的《二十五史》；传记文学社和他们出版的各种传记丛刊。但谈到中华书局，王云五话锋一转，批评他们对商务印书馆的追随与模仿。他说：《辞海》和《四部备要》都不算创造性出版物，其前者是在商务印书馆的《辞源》之后，后者是在《四部丛刊》之后。而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大字典》却比《康熙字典》和《集韵》所收的字略有增加，即把现代新造的字也收入其中了，这部书勉强算得上是有一半的创造性。
当代学人多有延续此观点，如吴永贵《陆费逵与中华书局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文中，在“商人的精明”一节中写道：“在竞争中，陆费逵很注意吸收商务的经验，特别是在选题思路上多所借鉴：商务一旦有好的策划，中华马上跟进，不让商务专美于前，以致商务的许多出版物均能在中华目录中找到其相对应的书刊。……中华的这种移花接木，借风行船，正是商业行为中的所谓‘搭便车’。”在这里，吴永贵一一列出商务印书馆产品与中华书局的跟风产品：《教育杂志》对《中华教育界》，《小说月报》对《中华小说界》，《少年杂志》对《中华童子界》，《学生杂志》对《中华学生界》，《妇女杂志》对《中华妇女界》，《英文杂志》对《中华英文周刊》，《儿童世界》对《小朋友》，《儿童画报》对《中华儿童画报》，《新字典》对《中华大字典》，《学生字典》对《新式学生字典》，《国音字典》对《标准国音字典》，《东方杂志》对《大中华》，《辞源》对《辞海》，《四部丛刊》对《四部备要》，《小学生文库》对《小朋友文库》。
如上判断有一定的道理，但在一系列貌似“追随”的背后，还有许多故事需要说明：
其一，所谓商业竞争，不会总是单方面的“追随”，其实商务印书馆也一直把中华书局当参照物或假想敌。比如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商务印书馆损失惨重，它的商业对手却逃过此难。五年之后，商务印书馆重新成为行业老大，王云五在做演讲《十年来的中国出版事业》时，谈到商务印书馆蒙难前后的出书品种，对照的出版社正是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十年之中，只是在“一二八事变”那一年，商务印书馆的出书品种落后于中华书局：六十一种对六〇八种；其余年份都遥遥领先。常言“一直追随，从未超越”，此一“孤例”还是破了商务印书馆始终老大的神话。
其二，在某些项目上，商务印书馆也有疑似“追随”中华书局的案例。比如一九三四年秋，两家在印行《古今图书集成》一事上发生争执。商务印书馆说先提出此事，中华书局听闻后跟进；中华书局说并非如此，他们久有计划在先。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中写道：“余入商务在伯鸿脱离后十年，彼此原无恩怨，至是双方各有一部古今图书集成待印，闻伯鸿某日向彼此互有友谊之某君表示，对余复兴商务书馆之努力与成功倍加赞许，独于竞印古今图书集成一事，颇咎余过甚。余闻此言，即语某君，以同业竞争过烈，难免两败俱伤，中华对古今图书集成之筹备影印，即早于商务，商务不妨放弃，以专让中华为之。唯盼能借此关系，今后彼此合作，以免除不必要之损失。伯鸿闻之，至为欣慰，经某君之介，与余把晤，前嫌一时尽释，……”
其三，称中华书局跟风商务印书馆的项目中，多为教育类书刊。而以身份论，陆费逵的第一身份为教育家，然后才是出版家。他在一九〇六年进入文明书局，即兼任文明小学校长，进入商务印书馆不久，即兼任《教育杂志》主编、师范讲义社主任。其间写过很多教育类文章如《民国普通学制议》《新学制之要求》和《教科书革命》；还亲自编写过许多教材。一九一二年一月，他在《教育杂志》发表文章《敬告民国教育总长》，受到时任教育总长蔡元培重视，特意从北京来到上海，后请陆费逵和蒋维乔代拟《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十四条，以及《普通教育暂行课程之标准》，教育部还委托陆费逵组织读音统一会。与此同时，陆费逵创建中华书局，首创“共和国教科书”，并且在二十五年之中九次改编，由《中华教科书》易名为新教育、新式、新制、新学制、新中华、新标准、修正标准和新编；成立中华书局即创办十大杂志，大多与教育相关。同时他自撰教科书多部。如此教育家，简单言其商业跟风，恐怕有失偏颇。
回顾这段历史，周为筠《暗战1911：张元济陆费逵新中华教科书的较量》文中写道：“其实张元济对陆费逵多少有提携之恩，而且这对文化对手是不折不扣的老乡，一个是海盐人，一个是桐乡人，同属于浙江嘉兴地区，无奈商场如战场。两人都是近代文化史上巨擘，他们影响了近世社会的阅读风尚。如今为了纪念他们对文化的卓绝贡献，他们家乡的图书馆分别以他们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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