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陈昕专栏】抓规划、抓选题（项目）、抓质量是编辑出版工作的三个基本环节，也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本，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技术如何进步，业态如何多样，只要抓好了这三个环节，我们出版人就处于不败之地。
《陈昕出版思想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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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海豚出版社
作者：郭泳 著
出版时间：2017年03月
三个小时的座谈会就要结束了，听了在座的各位同仁讲了许多褒奖的话，内心有些不安，可谓“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与两个月前在北京参加我的三部著作的出版座谈会时的心情是一样的。我把它视为对我长期坚守出版工作的一种认可。大家在发言中还对中国出版业改革与发展中的一些问题谈了许多很好的看法和意见，这些对下一步上海出版业乃至中国出版业的改革发展都是有益的。
我刚才说了，退下来后，我一直闭门在家读书写书。我拟定了十卷本的出书计划，其中新书四卷，整理以往的著述六卷。除了《中国现代化思潮研究》外，其他都与出版有关。三个多月前出版的我的三种四卷本书大体上反映了我的出版思想和理念，大家所提的一些问题不少在我的书中有具体的叙述和讨论。最近因为研究中国现代化思潮，阅读整理爬梳了“五四”前后大量的文献，有点辛苦和疲劳，想穿插写相对轻松一点的回忆文章来调剂，于是开始了回忆录的写作。初步准备写五十章左右，恐怕要有五六十万字。大家发言中不少好的观点和论述都对我写好回忆录有所帮助，在此表示真诚地感谢。大家发言中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也会在回忆录中有所回应，这里就不再细说了。这两天刚刚完成一篇文章的写作，其中讲“文革”结束后前后两任国家出版局局长陈翰伯和宋木文的故事，感触很深，对当前如何搞好出版工作也有意义，这里说一下与大家分享。
陈翰伯同志的故事是关于抓规划、项目和选题的。陈翰伯同志是抓规划和选题的高手。大家都知道新中国工具书的出版事业是如何起步的吗？“文革”期间，欧洲的袖珍国家圣马立诺元首访华，送给周总理一部他们国家出版的大辞典，而我们能回送的仅是一本《新华字典》。因此，当时有“小国家大词典；大国家小词典”的议论。七十年代初，周总理对恢复出版事业作了批示。陈翰伯同志那时刚刚被“解放”，担任国家出版局的领导成员，但处境仍然十分困难，被造反派认定是“旧势力”的代表。可是他敏锐地抓住周总理批示的机会，顶住重重压力，和陈原同志一起进行了一次规模宏大的基础工程规划，就是后来周总理在病榻上批准的中外语文词书编辑出版十年规划，共列有160种中外语文词典，包括《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辞源》《辞海》《新英汉词典》等。后来经过全国出版界和学术界十多年的努力，这些词典全部出齐，在中国当代出版史上铸起一座丰碑。陈翰伯同志除了主持指导词典编纂出版全局性工作外，更是亲自组织、协调、统筹了从1975年开始由一市五省协作的难度很大的《汉语大词典》的编纂工作，可谓呕心沥血、死而后已。他亲自主持了《汉语大词典》编纂工作的年度会议。《陈翰伯文集》中收有他1983年在厦门参加《汉语大词典》编纂会议时的演讲稿，其中风趣地说道：“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开一次会，总是完成一点事情，开始一点事情，总跟开会的地方联系起来概括一句话，作为一个里程，记录《汉语大词典》的历史。1977年青岛开会，1978年黄山开会，那时工作艰难，叫做‘青黄不接’。1979年在东山开会，工作有起色，叫‘东山再起’。1981年在北京万年青宾馆开会，叫‘万年长青’。1983年到厦门开会，叫‘同舟共济，鼓浪前进’”。陈翰伯同志一次在青岛开会时曾突发脑血栓病倒在会场，厦门会议他是带病参加。会上他引陆游的两句诗：“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说道：“早晚有一天，我们会得到消息，《汉语大词典》已全部出齐。我们是无神论者，也是无鬼论者，可是在这一点上，我宁可让步一下，希望得到这个消息，能够知道这本书已经出版了。九泉之下也会很高兴的。”
陈翰伯同志抓选题有一个做法影响了我一辈子。“文革”结束后，陈翰伯同志担任国家出版局的代局长，成为了全国出版系统的最高领导，诸事缠身，忙得不可开交，但对于抓选题、抓重大项目，他是丝毫不放松的。每年都要下到十多家直属出版社抓一次出版选题，检查重大项目完成情况。因为他认为，离开了一个个具体的选题和项目，出版就成为了空中楼阁。
宋木文的故事是关于抓质量的。“文革”结束后，我们曾有一个“书荒”的时期，但即便在加快出书节奏，加大出书总量以缓解“书荒”成为那个特殊年代主要矛盾的时候，陈翰伯、宋木文等同志也还是把提高图书质量放在第一位。“书荒”问题解决后，1986年底召开 的全国国家出版局长会议上，宋木文代表出版局果断提出我国出版业进入了新的阶段，面临着开创提高出书质量新局面的任务。1991年出版领域的整顿刚刚完成，宋木文同志又强调要把工作重点放到抓繁荣、抓质量上来，指出：“只要抓住质量这个‘中心点’，这个关系到出版物的生命，出版事业发展的‘关键点’，就能把整个出版事业的各个环节调动起来，统帅起来，达到繁荣的目的。”抓质量是宋木文同志担任国家新闻出版行政部门领导时抓工作的主要抓手，是他天天讲、反复讲的一项重要工作。他曾多次说过：“我至今不能忘记鲁迅先生在他的《写在<坟>后面》里的一段话：‘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的青年，迟疑不敢下笔。’我们做出版工作的同志应该把鲁迅先生的这段肺腑之言作为警钟，让它经常警醒我们，别忘了自己的责任，别贻误了青年。对精神产品的生产，宁可少些，但要好些。”
抓规划、抓选题（项目）、抓质量是编辑出版工作的三个基本环节，也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本，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技术如何进步，业态如何多样，只要抓好了这三个环节，我们出版人就处于不败之地。至少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本文为陈昕在8月9日于上海举行的“高擎火把的人——《陈昕出版思想评传》出版座谈会上的答辞，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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