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5月底，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评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官网公示入选获奖名单，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竺可桢全集》喜获图书奖。而此前不久，该社出版的一套针对青少年读者的原创大型科普丛书——“改变世界的科学”荣获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该社也成为为数不多的连续六届获此殊荣的出版社之一。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总编辑王世平认为，出版社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成绩，是因为“专注于打造科普精品才是硬道理”。
《竺可桢全集（精装全2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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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作者：竺可桢 著
出版时间：2013年12月
《“改变世界的科学”丛书（全9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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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作者：王元 主编
出版时间：2015年11月
多年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对科普出版有着自己的执着和坚守。从之前的翁经义社长、张英光社长，到现任的张莉琴社长，都十分重视科普出版。早在翁经义任社长时，他就提出“愿做科教兴国马前卒”，这成为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珍视且不断发扬光大的企业文化。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总编辑王世平告诉百道网，正是在这样一种企业文化的大基调下，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科普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在几任社长身上一脉相承。
5月底，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评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官网公示入选获奖名单，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竺可桢全集》喜获图书奖。而此前不久，该社出版的一套针对青少年读者的原创大型科普丛书——“改变世界的科学”荣获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该社也成为为数不多的连续六届获此殊荣的出版社之一。在针对这两个获奖项目对总编辑王世平的采访中，她向百道网介绍了两个原创出版项目的出版始末和编辑细则，并认为，年轻编辑只要沉下心来跟着原创大项目走，就会得到快速全面的成长。《竺可桢全集》14年的出版历程
谈到《竺可桢全集》14年的出版历程，王世平有许多感慨。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科学院就决定编辑《竺可桢文集》，此书于1979年3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只有约70万字。为了全面反映竺可桢的学术成就和人文精神，2000年3月，在纪念竺可桢诞辰110周年前后，十多位院士提议增补《竺可桢文集》，得到中国科学院的支持。在一年的资料收集整理过程中，大家深感有出版全集之必要，但苦于出版资金无法落实。2000年11月，时任科教社社长的翁经义在了解到这些信息和编纂组的困难后，果断决定在无任何出版资助的情况下将《全集》作为科教社的重大出版项目。在2014年4月28日举办的《全集》收官研讨会上，主编樊洪业提起此细节还难掩激动之情。
2001年3月1日，《全集》编辑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宣告了这一国内迄今为止最大的科学家著作出版工程正式启动。编委会主任由时任中科院院长的路甬祥担任，编委会委员中有17人为两院院士。翁经义在启动会上汇报了编辑出版《全集》的思路、方案，以及一定要把它出齐、出好的决心，到会的专家、领导用热烈的掌声表达了对出版社的支持和鼓励。中科院院长路甬祥、中科院原党组书记兼副院长张劲夫、气象学家叶笃正院士、地理学家施雅风院士和地理学家孙鸿烈院士分别为《全集》作序。此后经过14载艰苦努力， 24卷终于全部完成。
《全集》的编纂遵循两大宗旨：一是求全。凡能找到的竺可桢的文字资料尽量收入。二是存真，力求如实展现竺可桢的人生道路和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进程，为后世提供具有独特价值的珍贵史料。《全集》所收文献纵亘1916—1974年，计59年，历经中国现代史之各个重要发展阶段，不仅所记述史实弥足珍贵，其文章写作样式、编辑出版规范、社会流行语言、术语译名演变，等等，也都真实地反映着不同时代的文化样态和流变趋势，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为此，编委和出版社在这一点上思想高度统一，坚持力求如实保存文本原貌，未完全按现有通行的编辑出版规范作加工处理。当编辑规范与保存文本忠于历史面貌发生冲突时，宁肯冲破现行的编辑规范。
《全集》所含文献历史跨度长，涉及人物多，内容极其丰富，需要编辑不断与时俱进，根据每一卷的实际情况调整编辑细则。比如，《全集》中占比很大的竺可桢日记，在竺可桢生前从未示人，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私人史料性质的文字，加上竺可桢的知识面非常广博，日记的内容涉及各个领域，且经历了38年的历史变迁，不同时代人们使用的语言文字的变化在日记中均有明显的体现，从科学的符号、公式和概念用语，到日常生活所用的名词、称谓等，都在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变化，对这些，便需要编辑用心甄别，不能轻易按现行的标准作编辑加工。如“侵晨”，不用改成“清晨”；“雅片”，不用改成“鸦片”；“乃倩振公所为”，不用改成“乃请振公所为”。而对确实写错的字词，则一定要改正过来。又如，竺可桢日记中涉及大量的人物，而出现的人名有字、有号、有别称、有昵称，还有很多只凭发音记下来的错名。必须对每一个有疑问的人名都进行核查，并按不同的原则来进行处理。能确认原文有错的，径改不注。例如：“陈夔”改为“陈逵”（浙大外文系教授），“曾泽宽”改为“曾济宽”（林学家），“吴文超”改为“吴元超”（交通部航空方面专家）。日记中人物除正名外，还有字、号、笔名、乳名等等别名，而作者更多地是记字、号，少记正名，当时人又常常会有几个字、号，只要确定没写错，都应按原文据实录入如果彻查资料后无法确定是否写错，也忌擅自改动，而应原文照录，以存史。总的来说，《全集》编辑出版的过程，也是编辑不断学习、不断积累的过程。
“改变世界的科学”为什么要定位科学史？
再以“改变世界的科学”丛书为例。这套丛书从策划到出版历时六年，内容经过了细致入微的编选斟酌和精心打磨，力求通俗易懂。丛书含9个分册，覆盖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学、农学、医学、计算机科学九大领域，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来编排，追寻两万年来人类科学进步的足迹。全系列约200万字，精美插图逾3000幅，被列入上海市“十二五”重点图书。
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名单显赫，由多个领域的一流专家组成。这也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多年来凭借科普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在科学界与院士专家们结下的缘分所在。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元受邀担任丛书主编，编委会成员包括海洋地质学家汪品先、生理学家杨雄里、地球物理学家陈运泰等中国科学院院士，以及生物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钟扬，天文学家、科普作家卞毓麟，农学史专家、博士生导师王思明，地球科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士进，医学史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大庆等。
当我们问到“‘ 改变世界的科学’系列为什么要定位科学史？在针对学生的科学教育中，科学史如何呈现更好？”时，王世平回答说，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精神是三位一体的，真正的科学精神不是生硬地告诉别人要怎样，而是教会人们辩证看待事物的方法。科学史可以让青少年通过一些事件和发现去感悟和体验，是很好的学习载体。
“曾听到一些专家说现在我们的大学生普遍缺乏科学人文素养。要提升科学人文素养，从哪个角度入手会比较快呢？我们觉得是科学史。结合目前科学教育的现状看，科学人文素养的培养应该从小学阶段就要补起来。对孩子来讲，思维习惯的培养，应该是越低龄越好，比如说要培养孩子的思辨能力，而不是简单地接受。”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为了在这套书中更好地向青少年呈现科学史的精彩，选择从两个方面着力：一方面是科学发现，一项项科学发现就像人类的一个个“足迹”一样，具有连续性；另一方面是故事性，以故事的方式来挖掘科学发现，做通俗易懂的精品，让青少年易于理解。
以什么样的形式深入浅出地向青少年读者呈现出如此丰富多彩甚至风云变幻的科学世界，是个不小的难题。作者团队和编辑团队达成共识——以编年体的形式呈现，且图文并茂，通俗易懂。青少年读物的篇幅不宜过大，于是按照20万字一册、整体控制在200万字的体量标准圈定了丛书的规模。由于书中将使用大量图片，为了凸显对图片版权的重视，出版社决定一一注明每幅图片的版权出处。这一决定，意味着丛书的出版周期要拉长不少。王世平告诉百道网：“这套丛书图文结合，对图片要求比较高，除了从图片公司和个人处购图外，还有不少是画师根据我们的要求专门绘制的，出版社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财力。我们对所有图片的版权都一一标注，这一点在成书后得到了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相关专家的大力表扬。”
从公元前19000年到公元2000年，在这两万年出头的时间里，产生了如此之多的科学发现，如何选材，如何取舍，这是整个出版过程中功夫花得较多的地方之一。“为了让青少年多角度地认识一项科学发现，就要放眼整个科学史长河，呈现时还必须以青少年易于接受的方式。”王世平将其称为全书编辑策划的指导原则。定出了原则，随之而来的便是搭建框架。“改变世界的科学”项目花了六年，其中搭建框架用了整整三年。
搭建框架不是闭门造车，也很难一步到位，而是一个不断迭代的过程。在最初的框架提出后，各学科的编委要对框架进行多次调整和审核，各卷的主编也会参与到框架的修订中。王世平举了化学卷主编邓小丽的例子。邓小丽是研究科学教育的课程专家，当出版社找到她并沟通对“改变世界的科学”项目的想法时，她很认同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选题思路，也认为这套读物能跟校本的基础教育很好地揉和在一起。于是她着手组建了编写团队，并以做科研的方式认真研究项目的前期框架。邓小丽还从自己从事科学教育的角度出发，结合自身理解，对样稿提出了进一步的修改意见。编辑团队和她之间不断地往复讨论，碰撞出不少新的东西，包括对化学史上的一些人物产生了新的理解。在写作过程中，由于有了以上的碰撞，通过事件呈现出来的人物更显丰满，具体事件在整条脉络中更能突显出特点。因此王世平深有感触地说：“作者和编辑的同步思考和持续沟通非常重要，只有这样最初的雏形构架才能不断完善。”
原创大型项目炼人炼队伍
在王世平看来，大型出版项目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就是锻炼队伍。 “这套丛书的编辑团队有十余人，编辑是在全社范围内挑选的，大部分是有着三到五年工作经验的年轻人。通过这个项目的运作，我们的编辑队伍得到极大的锻炼。”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年轻编辑居多，他们入职时都有过硬的理工科专业背景，再通过这种原创大型项目的磨砺，得到快速成长。
王世平本人也是跟着大项目一起成长的一个例证。对她影响很深的项目是“哲人石”丛书。这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最重要的科普品牌，从1998年年底开始推出，目前已经有120多个品种，皆为科学人文类上乘佳作。王世平1999年进入科教社就参与“哲人石”项目。她回忆说：“当时我跟着卞毓麟和潘涛两位老师做‘哲人石’，他们对编辑的要求很严格，而事实证明有要求才能有提升。一本本‘哲人石’做下来，我对科普精品有了清晰的定位。做‘哲人石’的很多经验对我们后来加强原创科普出版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对于年轻编辑来说，如何沉下心做高品质图书是一件非常考验人的事。王世平举了科普编辑室主任殷晓岚的例子。殷晓岚是科学史专业的博士，到出版社之后一直在跟进《竺可桢全集》项目。《全集》从启动到全部完成花了14年，而殷晓岚跟进了其中的后9年。“能一路做到《竺可桢全集》项目收官，编辑的工作态度、看待出版的眼光都变得与众不同。如今小殷已经成为科普编辑室的主任，也是社里非常重要的骨干力量。”
（本文编辑：吴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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