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字狱——喋血江南的庄氏史案

（1661年—1662年7月）

顺治十八年辛丑（1661）初，《明史纪略》以六两一套的价格在江南的书店出售，很快就受到两种人的特别关注。第一种人自然是那些被列为参订姓氏的江浙文人。其中，张隽本来承担的任务范围很窄，全书刻印以后他可能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此非常惊慌。陈寅清说他“祸未发时，已知其非，逃于僧舍”。吴炎与潘柽章看到自己被列为《明史纪略》的参订姓氏，估计很不高兴，但他们似乎怀着听之任之的态度，不愿意采取果断的措施和庄氏及其他参订姓氏划清界限。

而查、范、陆诸人，或许因为住处不在太湖地区，与庄氏关系不很密切，就没有顾及情面，决定正式声明自己并不知情。1661年，查、范、陆都各自听到了被列为《明史纪略》参订姓氏的消息，同时得知此书有违犯忌讳之处。据陆圻女儿陆莘行的追述，陆圻是在处理明遗民王猷定的丧事时从一个朋友处听到这个消息的，并立刻就通知了查继佐：

康熙元年壬寅［1662］春二月，父友王于一者，自闽至浙，客昭康寺，忽疾作。父急为调治，昼夜不息，王竟不起。父为敛赀棺殓，并出床头十金，令其仆扶柩归里，偕诸同人送至江浒。有为父言：“湖州庄姓者有著秽史，抵触本朝，兼有查、陆、范评定姓名，大为不便。”父曰：“风马牛不相及也，何得有此？”归家自思：“范君文白，远隔海昌，不及相问。查君伊璜，住居不远（所居俗名黄泥团），何不一询？”因往查。查适他出，父入书室，见案头果有此书。查归，父谓曰：“此何物，尚置是耶？若不早图，祸将作矣!”因即具牒文宗行文。

陆莘行的记述应该有一定的基础，但同时她为了表彰其父亲的先见之明，把时间压缩了，把举报的过程也简单化了。陆圻不太可能是王猷定死后才第一次听到他被列为参订姓氏的消息，因为《明史纪略》早在辛丑（1661）春已开始流传，消息不可能那么晚才传到陆圻他们的耳朵里，举报也不是那么顺理成章的事。其实，举报经过了不少曲折，从头到尾时间相当漫长，范韩对此有更详细的记叙。壬寅春二月应是他们三人最后采取行动并受到官方重视的日期，而不是他们开始考虑相应措施的时间。

据范韩的记载，首先提醒其父范骧庄氏《明史》问题的人是周亮工：“故人周栎园先生语余父曰：‘偶见庄氏书，载闯逆入宫，有禅表，下注龚鼎孳手笔。’且言：‘合肥慕大范老子久，以未获一识为恨事。望速检举，日后好相见也。但为首查某，为人反复，勿使知可耳。’”这一段话有几个方面需要补充说明。范韩的回忆录给人的印象是，周亮工并没有充分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只是注意到书里有对合肥龚鼎孳（1615—1673）不利的记载。龚鼎孳于1644年李自成占据北京以后，曾在大顺朝做了短暂的防御使，检举主要是为了挽救范与龚的关系，“留下后来与龚见面的余地”。（黄裳《笔祸史谈丛》，第97页。龚鼎孳于1644年李自成占据北京以后，曾被任命为防御使；事见彭孙贻《流寇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卷十、十一。关于龚鼎孳降李自成的背景，可参看《明季北略》卷二十一，第631页；孟森《横波夫人考》，载《心史丛刊（外一种）》，第115页。）但对政治气候十分敏感的周亮工恐怕不会把问题想得那么简单。毛奇龄说“适周侍郎从闽还，见其书不实，畔乱无状，又不出自馆局，违犯功令，以告文白”，似乎更全面地概括了周亮工的顾虑。周亮工是何时警告范骧的呢？周亮工“从闽还”最晚是顺治戊戌（1658）的事，而当时《明史纪略》还没出版，毛奇龄的这个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实际上，周亮工看到《明史纪略》必定是他顺治辛丑三月出狱回江南之后的事，当时庄氏书出来没多久。（毛奇龄《陆三先生墓志铭》；亦可参看《范氏记私史事》，第1页。）周亮工本来和庄氏有过来往，庄廷在世的时候曾经为周亮工收藏的一幅画写过跋（见Hongnam Kim, The Life of a Patron: Zhou Lianggong (1612—1672) and the Painters of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 (New York: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1996) 所载《周栎园手集名人画册》，第159页），周亮工对庄氏《明史》感兴趣，在南京或苏州翻了一翻，是不足为奇的。

周亮工警告范骧的具体时间是什么时候？另外，周亮工为什么不想通知查继佐呢？要解答这些问题，我们得考虑范韩另外一段描述：

栎园先生慕当世名人，不啻饥渴，海内名人皆乐与之交，即一才一艺，先生无不折节，延见而奖誉之，为寒素交。

丁亥年［1647］，先生擢福建按察使，由浙入闽，寓湖上。慕海宁有查、范二公，急欲一见。时先君子馆于邑中陈氏，不得入省一晤。先生访知查侨寓杭城，至黄泥潭，登堂请见。时查以通南事告发，杭府张奇逢严捕之，查匿不出。命仁和令张能鳞围门扑捉，先生以不得一见为憾。

适赴杭府席，语及“查伊璜，名士也。汝不能与之交，何反相逼至此？”张答未竟，周先生拂衣起，云：“汝不与查好，毋相见也。”解维入闽。

舟次钓台，致书杭府，谆嘱“善全查事，使我长途无以朋友为念”，并以一札诗扇等邮杭府，转致伊璜，毋沉浮为祝。张与周，金石交，不欲以查事故失好友欢，商之张令，且告之悔。张令赍杭府名帖往请，查勿诺，张令与查结为姻好。查出，幅巾大袖，同张令相见府署，把臂恨晚。杭府张，污吏也，与查遂成莫逆。后查致书闽中，衔周先生救援之德，称“受业门人”，志感也。

甲午［1654］，周先生召入为都御使，道经杭城，致书于先君子。时先严馆于花市吴氏，往晤于西湖之茶楼，相与咨询议论数晨夕焉。周先生复访于黄泥潭，值查客游未归，又以不得一见为憾，留手书诗扇而去。

乙未［1655］，先生擢户部侍郎。未几，会督闽衔公，公上疏，奉旨革职。赴闽质审，过杭，宿昭庆寺，禁人不得通音问。时兵宪范公为人古道嗜义，又以朋友为性命，久企先生名，未获识荆，曰：“栎园罹奇祸，朝廷命大人押解虽严，余岂可交臂失之？”遗大人多金，得与栎园先生握手道故，结知于患难之中，非古人无此度外之事。密出碎金数百两，赠先生为闽途之资。呜呼!栎园先生知交满天下，比反眼若不相识，反挤之，又下石焉，闻范兵宪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辛丑［1661］春，周先生狱解归白下，秋七月买棹西子湖头，与范兵宪握手，谢曰：“患难中得此，于人者曾所未有。”邀先君子三人游两峰、三竺间，致足乐也。栎园先生再访查于黄泥潭，曰：“今日庶几得识韩荆州矣!”适查他出，又不获见，怅然而返。越数日，查以白小简邀栎园先生荒斋便饭，刺名“社弟某”。栎园先生怒，曰：“彼岂轻薄儿耶？前后称谓亦不足怪，宁余患难之后便轻慢，反复若是耶？”乃绝交。

看来，周亮工警告范骧要举报而不用告诉查继佐是辛丑七月的事，这个时候他正为查继佐的怠慢而恼火。检举原则上是非常合理的，但若是做不好，反会弄巧成拙，不但会危害庄氏以及其他评定姓氏，而且容易给自己造成麻烦，范骧也许因为有这种考虑而没有立刻采取行动。（陆圻有过这样的顾虑。其外孙吴磊后来回忆说：“首牒之举，外大父恐始祸，尚尔狐疑。母力劝曰：‘需事之下也!’乃与查、范急行之。”见陆莘行《老父云游始末》所附吴磊跋。《老父云游始末》被收入《庄氏史案本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影印本）卷下。）范韩接着说：“后栎园先生归白下，临行，嘱兵宪范公：‘致大范，促检举，事万不可已。’不数月，范公归河南，余父子送湖墅，宿舟中。范公夜半惊起，呼余曰：‘尊人疏懒性成，栎园嘱检举事，迟滞已半年矣!’草呈稿授余，谆嘱：‘书呈急投当官，毋忽!’”兵宪范公，名印心，河内人，自顺治十四年（1657）至十八年（1661）任分巡杭严道。

这时已是辛丑（1661）秋，范骧还未和查、陆两人直接商量如何确定一个统一计划。到此年十一月，他们终于走到了一起。范韩云：

斯时，适学道胡试杭府。十一月十三日，查苇一、陆桂林暨余弟颖公同日进考，三老人同砚好友，相晤馆前，语及此事。查、陆二老人借呈一观，大喜曰：“吾二人参阅有名。”即各抄一纸，向余父曰：“烦及门王鹤山转致署臬熊公存案。”

余父曰：“诺。”然三老人岁暮散去，咸置不问矣。

次年正月十七日，熊公谕书吏潘茂之至王掌科处，云：“文章之事，我不便存案。”潘吏不往覆王，竟至余湖庄。

查先生从西溪看梅归，相晤湖楼，云：“既不肯存案，接原呈。”袖之而去，归置案头高阁矣。

这里所提到的学道胡，即浙江提学道胡尚衡（字辰玉，1601—1670），江南泾县人，顺治九年（1652）进士。王鹤山，名益朋（1610—1670），仁和人，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署臬熊公，即范印心免职以后继任分巡杭严道的熊光裕（1624—？），湖广黄冈人，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当时因为按察使宋琬被革职审查而新任按察使法若真还未到任，熊光裕临时代任按察使的职务。

再过几天，到查继佐家来做客的一位地方官员偶然见到了呈告，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十二日，严州司理嵇公，晨刻过查氏斋，索女剧。查覆云：“女子此时尚未梳妆，即一菜亦不能立办。”

嵇公坐久，翻阅及三呈，大笑曰：“三呈同词，何也？奚不合一呈为妙？此学宪事，臬司未便存案。我当谒学宪。待我索批，作今夕酒资何如？”

嵇公往见学使，语及三姓呈。学使覆云：“文章之事，何庸存案？贵司以为可，即烦贵司代批，何如？”

嵇公逊谢，遂将墨笔上批：明史一书非奉旨，孰敢擅刻？仰湖州府严查确报，以便详宪题参可也。

严州司理嵇公，名永福（1636—？），江南无锡人，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后经过朋友一再提醒，范氏终于起草了一张呈稿，于此年十一月与查、陆二人商量此事，最后三人于康熙元年壬寅（1662）正月合词呈告于浙江学道胡尚衡，声称他们并未参与《明史纪略》的编写，此书与他们无关。他们当时的动机仅是保护自己，并非陷害别人，所以他们没有向浙江省最高官员反映问题，而是用了较隐晦的语言去说明这件事。在起草呈告时，查继佐措辞非常谨慎，指出：“吾三人不工，此书是仇庄，非善。”因此，“投牒督学，手著四六体，中一联：‘倘或犯于所忌，间有非所宜言。’”虽然他们没有详细指出《明史纪略》的问题，但仍委婉地暗示到这点，所以后来查继佐的学生沈起就说：“率以此联，生三家三百余口。”（《查继佐年谱》，第53页。）当时他们恐未料到事情会搞得如此严重，甚至还以为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因而“三人视若平常，亦不问矣”。（《范氏记私史事》，第2页。）

顺治十八年（1661），当有人向江南按察使姚延著告发金坛几名秀才通海，姚延著并没有去追究，因为“不欲于无事中生事，更不欲以灭门事发于黉宫，恐株连不已”。（《金坛大狱》，载计六奇《明季南略》（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卷十六。）浙江地方官恐怕对《明史纪略》有类似的态度：除非万不得已，宁肯不了了之，也不愿小题大做。胡尚衡的处理办法是要求湖州府学教授赵君宋去检查汇报。结果，赵君宋买了一套《明史纪略》，摘出数十条有问题的片段，“以为辱骂先帝、太后，毁谤三王”（费之墀语），向上级申报，并榜于学门。庄胤城只好上下行贿，窜易书中忌讳语，改刊数十叶，印行该书第二版。并且他还去了北京，以新刻之书呈礼部、通政司、察院三衙门检察。当时，通政司有一名叫王胤祚（顺治三年［1646］进士）的官员，他顺治十七年曾任杭嘉湖道，与庄胤城有过交往，现在庄胤城藉其权势得以顺利通过。（见杨凤苞《庄廷史案本末》，载《南浔镇志》。）他另外还贿赂湖州府推官李焕，让他确认《明史纪略》已经过部院的检查，并非逆书。胡尚衡、赵君宋等官员对检查《明史纪略》的问题态度不很认真，一方面是因为受过庄氏的贿赂，另一方面他们可能不想把问题闹大。事情算是告了一个段落。

另一种人对《明史纪略》关注的原因是看到庄氏很有钱，可用威胁揭发此书的办法对庄家进行讹诈。首先要提到的有吴之荣和李廷枢。吴之荣是江西临川人。吴家是临川较有地位的家族，明万历年间有吴之甲、吴之仁等人先后中了进士。但1644年后临川遭受了长期的蹂躏，吴氏家族以及其他居民的生活受到重大影响。顺治二年（1645）夏，清兵打败了临川的抗清队伍，城内外死者数百人，随后从福建来的抗清势力入据抚州，“大兵围之三月始克，近城民居被寇焚毁，数十里外皆被掠”。此后还不断地发生武装冲突，到顺治六年（1649）才基本上恢复安宁《临川县志》（1870年版）卷三十一《武事》。。有的人被清兵俘虏，有的激烈抵抗，如临川秀才花凤彩之女：

顺治乙酉（1645），年十六，遭兵乱，族中被焚掠。烈女有殊色，为骑兵所获，挟之马上。翻跳扑跌下马，骑又挟之。屡挟屡下，骂不绝口，以手碎骑之面。骑终不忍舍，挟马上疾走。烈女翻跳如前，爪益迅，骂益急。骑知不可夺，怒断其舌，掷之地上，犹忿忿瞪目，卷手作挝骑状。骑遂碎其尸，断头而去。（《临川县志》卷四十八《人物》。）

另外有些人暂时和旗人合作，但最后设法逃跑，如李茂泰：

顺治初年，兄弟三人俱为骑卒所掠，分处三营。茂泰时年十二，知书通文义。卒帅爱之，抚为己子。……欲为娶妇，泣辞，强娶之。月余，终不与合。妇问之，曰：吾兄弟三人，长弟被害，幼弟未知何在，家有老母，未审存亡，吾终不留此，俟少报义父恩即去，吾不欲玷汝终身也。居无何，为卒帅勾当公事，称主帅意，赏赉特厚。卒帅喜，呼茂泰剧饮曰：吾旦夕当得升调，汝亦无忧富贵。是夜，茂泰窃骏马，疾驰二百里。天明，沉其马，间道走归。母寓建昌，迎归奉养。（《临川县志》卷四十六《人物》。）

不少人被迫离家出走，吴之荣似乎属于这种情况。他加入了汉军正白旗籍，顺治八年（1651）任归安知县。（据乾隆《湖州府志》卷二十八，吴之荣属正白旗，而据康熙《归安县志》卷三，吴之荣属正红旗，未知孰是。）据费之墀的说法，吴之荣“有才，而敢作敢为”，他爱钻空子的习惯在地方志的记载里有所反映。《临川县志》云：“吴名岸，字登于，有高才。值明季鼎革，流离闽越间，名藉甚。族父之荣任归安知县，欲令以官籍应试补弟子员。不从，曰：‘丈夫当自致身青云，因人力非吾志也。’”（《临川县志》）

吴之荣任归安知县后，设立了所谓“代役银”的征收条目，一年的代役银多达十余万，“行之三四年，额外所得之代役银，已数十万矣”。这是费之墀的说法。据浙江巡抚秦世祯于顺治十三年（1656）的报告，吴之荣的赃款虽然没有那么大，但已经相当可观：“归安知县吴之荣，秽迹彰闻。之荣名下各款赃银共三千七百有奇，赃米共二千八百四十余石。”（《报犯官吴之荣逃遁进京》，载秦世祯《抚浙疏草》，顺治十三年刻本。）秦世祯以打击贪污闻名，他“短小，如不胜衣，两目闪闪有光，而貌严冷，专以搏击为事”（《研堂见闻杂记》）。他对吴之荣这种贪官的心理作过这样的评论，可供我们参考：“年来以墨败者，何犹项背相望？盖南缺向为人所艳心，一旦释褐而来，梦寐亦思酬宿愿。或先夤缘于未任之前，或随取偿于既任之后，由是暮夜苞苴，妄谓弥缝有术，驯至钱粮出内，直谓职分当然，如猩猩之嗜，始虽尝而终必醉，故覆辙相寻，恬不知戒。”（《纠劾有司疏》，载秦世祯《抚浙疏草》。）

李廷枢，江宁人，顺治四年（1647）进士，由庶吉士升编修，顺治十年（1653）六月调为浙江布政使参议、浙江粮道（《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七十六，第901页），到任后“借端苛派，任意充囊，朘削官丁，纵害粮里”（《漕粮禁约条款》，载秦世祯《抚浙檄草》）。李廷枢和吴之荣发生了矛盾，因而揭露了吴之荣的贪赃枉法，导致吴之荣的革职。费之墀回忆说：“时例：浙有两粮道，一则押粮舟进京，一则在省督次年运。壬辰冬，押粮之道旗下人，在省者为廷枢。之荣以廷枢未当事，馈礼甚菲。廷枢怒责之，之荣遂大诟詈。廷枢因与归安学诸生张枚生名辰生者素相识，遂相托之。寻之荣款送，廷枢揭参。”浙江巡抚萧起元接受了李廷枢的控告，将吴之荣纠参，使其革职。

此后，为了打击报复，吴之荣举报了李廷枢的罪行，结果李廷枢也很快被革职，这是顺治十一年（1654）九月的事（《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八十六，第1025页）。费之墀说：“之荣知其情，乃胁枚生寻廷枢款，亦对揭之于督、抚，两皆题参革职，俱审实拟绞。”官方文献对李、吴之间的矛盾也有所记载。秦世祯1654年夏天去上任浙江巡抚时，就已耳闻对李廷枢的舆论，到此年秋即将李廷枢弹劾了：

丁忧参议李廷枢，少年科甲，素负文名。顷以词林出为藩佐，更宜朝乾夕惕，以副皇上内外互用之典。廷枢若能饮冰茹蘗，三年有成，就可入为名卿，前途受用无穷。何乃一迷阿堵，熏心惘顾，怨言载道。臣在途间，闻浙帮漕船恶其借端扣例；及臣入境，有地方士民诋其创议诛求，因留心体察，复质诸舆论，果秽迹昭章，行路唾骂。前有革职归安知县吴之荣，列款奏讦，其事之虚实应听公审，但臣闻见及揭报最真者，查与之荣事款不同，是以不敢为廷枢讳……此一官者，质本轻佻，守多不检，用书承作鹰犬，创索截规，构亲友为腹心，遍行渔利，肆贪饕而威凌官吏，借首告而婪索弁旗。廉耻全无，纲维扫地，所当照贪例革职（《劾粮道李廷枢疏》，载秦世祯《抚浙疏草》。亦可参考《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八十六，顺治十一年十月丙午条）。

吴之荣不仅贪婪，而且性格刁顽，态度恶劣，总想逃脱惩罚，按察司调查还未结束，就擅自跑到京城去。秦世祯愤怒地说：“之荣桀骜性成，每审抗法，且狂呓问官，屡词妄渎，臣节经驳饬。该按察司王无咎，会同各刑官，秉公研审，之荣婪赃，数逾七千，罪应从重，复驳批确拟。讵意之荣敢于乘间兔脱，目中安有三尺？今据该司拘其妻子家口，审供远逃进京，不知其意何居。但之荣系钦案事犯，不候审结，飘然宵遁，殊藐法纪。”被革职后，李廷枢采用了吴之荣的伎俩，“畏罪潜京”，浙江巡抚只好再次“请旨押发赴勘，以伸国法”（《题请押发李廷枢等赴浙勘疏》，载秦世祯《抚浙疏草》）。结果，吴之荣和李廷枢都被送回杭州的监狱，本来为仇敌的吴、李两人成为狱中同窗，而因其二人本质上是一丘之貉，在监狱里同病相怜，居然最终成为了朋友。

两人入狱数年后，遇恩获释。费之墀回忆说：“庚子年（1660），遇赦出狱。”吴之荣可能更早出狱，因为在前一年（顺治十六年）《清实录》已有对他行迹的记录。己亥九月，浙江巡按牟云龙“以徇庇贪黩知县吴之荣”被革职（《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百二十八，第1523页）。到庚子正月，刑部作了调查，进一步报道：“浙江巡按牟云龙，将原参贪官吴之荣，赃银四万余两，妄请脱卸，不行审追，应拟斩。”（《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百三十一，第1552页）到庚子三月，虽然没有发现牟云龙受贿实据，但受贿应该是实事（《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百三十三，第1576页）。

吴之荣出狱后，因为被判贪赃赔补而搜刮湖州的富民。关于吴之荣的这些行为，费之墀回忆说：

时刑厅所任之书办施鲸伯，向系县粮书，为之荣宠任者。随即以里民出名，谓：“感吴恩德，情愿乐输。乞令吴到湖，赃可立还。”〔湖州府推官李〕焕为之具申，督、抚允详。之荣遂至湖州，择人而噬。富民大家，卧不贴席。日日捏人拷诈，多者数千，少亦累百。在湖三年，所诈之赃，约数十万。（法若真《黄山年略》癸卯条提到李焕的下属施劲百，施鲸伯当即此人。）

吴之荣千方百计地向富人施加压力，一个有效的办法当然是揭发他们的隐私，上面对这个问题已经有论述。值得注意的是，吴之荣从事通海案的追究，为了自己的利益故意连累了并没有直接参加魏耕政治活动的钱价人。钱价人家世显贵，其祖父钱士完中了万历八年（1580）进士，曾任山东巡抚，其父钱元悫（？—1653）是天启五年（1625）进士，曾任吏部文选郎中。何龄修先生曾指出：“钱价人（瞻百）之卷入，是因原归安知县吴之荣垂涎价人富厚，狂称自己历年代其纳赋，因而构讼，至此闻知价人过继魏耕之子，便抓住这一点，利用孔元章告密之机，将价人牵连进去，向清杭州将军科奎诬告钱价人‘累世显官，家富于资，连络山海，妄思嘘烬。瞻百主谋，而［耕、缵曾］二人特为之奔走耳’。”（何龄修《关于魏耕通海案的几个问题》，载《文史哲》1993年第2期，第38页。）地方官员对嫌疑犯及其亲人的逮捕，算是《史案》的前奏：“事在辛丑年（1661）十二月，闭城门数日，奎差旗人披甲数百至湖拿去，决于康熙元年之二月，合城人无不震恐者。”（费之墀《钱氏大狱》）

因为吴之荣的陷害，钱价人与魏耕、钱缵曾、潘廷聪一起于康熙元年六月在杭州被处死，钱价人的三个弟弟都被遣戍宁古塔（可参看《中国流人史》，第723—724页）。由于揭发之功劳，吴之荣获得钱价人的一部分财产，这恐怕给他更多信心去讹诈威胁南浔庄氏。

既然讦告之事那么风行，庄氏遭到讹诈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据查继佐和范韩的说法，绍兴秀才王石公曾经怂恿吴之荣利用《明史纪略》去讹诈庄氏。（范韩云：“庄廷钺之成是书也，端与水客发兑，偶发阊门陆德如几部，且赠吴知县一部，赤族之害始基之矣。吴之荣，不读书之人，留此书无用，转送狱中好友李廷枢、王石公、徐宪臣三人。岂意石公萌不良之心，指摘书中非所宜言数端，授之荣，以为奇货可居。”见《范氏记私史事》，第12页。亦可参看《查继佐年谱》，第54页。）据费之墀的说法，李廷枢曾听到《明史纪略》有问题，所以自己买了一部，然后去找湖州府知府陈永命。陈永命为汉军镶蓝旗人，顺治壬辰（1652）中进士，被当时作考官的李廷枢所取，后来“居官甚严酷，且贪”。李告诉他奇货可居，期待与陈共享庄的贿赂。而庄胤城“不得已，行千金寿知府陈某，而亦输君宋四百余”（《查继佐年谱》，第54页）。结果，陈永命将《明史纪略》的木板劈毁了，放进六十囊，寄存在湖州府的仓库中，以为这样就解决了问题。李竟无所获，将书交给吴之荣。

吴之荣拿书去讹诈庄家，而庄家不答应。辛丑七月，吴之荣去杭州八旗将军柯奎（一说科魁）处举报。他当时的如意算盘可能是：这样的做法对朝廷有功，可以获得奖励，并重新做官。柯奎为满洲正红旗人，在浙江地区算是有权有势的官员，难怪范韩评论说：“斯时营势赫焰，廷钺敢不厚献？”庄氏托湖州府诸生许典居间，馈松江提都梁化凤（1621—1671）千金，请他帮忙。梁化凤在顺治己亥（1659）打败郑成功的战役中为清廷立了大功，此后与江南士人多有来往，他答应了许典的要求，给柯奎写了信。（魏宪云：“太保屏障江南，坐销兵气，而复以公余出入风雅，与缙绅先生唱和一时，有投壶赌墅风。”见《诗持》（康熙刻本）二集卷八。梁化凤与江南宾客来往的痕迹，散见于宋琬《赠梁翀霄太保》及《梁太保菊花唱和诗序》，载《安雅堂全集》卷六，第342页，卷八，第376页；吴伟业《梁宫保壮猷纪》《江海肤功诗序》《崇明平洋沙筑海堤记》，载《吴梅村全集》卷二十五、三十三、四十；钱谦益《梁提督累荫八世叙》，载《牧斋杂著》，第512页。）结果，梁化凤的一纸书信帮了庄氏的忙，“将军受庄氏所求，将原书封掷云：‘我系武职衙门，不便与闻。’”（《范氏记私史事》，第12页。）吴之荣的计划便落了空。

辛丑年（1661），“史案”刚刚开始，已有明眼人注意到《明史纪略》可能带来的问题，其中首先要提到的是杭州士人吴农祥（1632—1708）。吴农祥字庆百，号星叟，诸生（后来举康熙十八年博学鸿儒，罢归）。其祖父吴继志在晚明曾任云南越州卫经历，其父吴太冲为崇祯四年（1631）进士，由翰林累官右春坊右中允。方楘如云：“征君祖经历君，好聚书，且勤掌录，秘阁之钞逾万卷。及宫允鼎贵，则家益有赐书，轴带、帙签至与山阴祁氏、海虞钱氏埒。于是征君既长，构楼于别业之梧园，储书其上，与弟农复登楼而去其梯，戒不闻世上语，尽发所藏书读之。（中略）著古今体诗一百三十四卷，古文一百四十卷。”（《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四百三十一）这位嗜学而又多产的作家对庄氏史案始终非常关注，在清初诗人当中他写这一题材的诗歌最多，但因为其诗集从无刻本，知者甚少。吴农祥本来就对庄氏及其明史评价不高，他在晚年又回忆说：“一妄男子，无所考据，奋臂漫行其书，而广引博闻强识之贤，以张大其谬说。”（《陆梯霞八十寿序》，见《梧园文集》。）吴农祥的《太湖曲》四首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而咏其事，全诗如下：

学圃英雄气，诗坛著作才。选楼侵汉直，幸舍傍湖开。大统归文武，微词纪定哀。悬金求一字，宾客几人来。

别业经千载，高名彻九重。纷纭刊帝虎，义气本人龙。门户关孙盛，髡钳借蔡邕。穷交方倚赖，薄暮得相从。

梧掖流亡后，蕉园丧逸余。收难银管遍，纪类玉杯虚。何客称遗叟，无征即谤书。卮言多放荡，何不载皇初。

豪举开千帐，雄资狎五兵。倾资传豁达，敌国藉纵横。峰近灵岩秀，波临下箬清。最怜文字饮，执辔问侯赢。（《星叟心苏集》，载《梧园诗文集》清钞本。下文摘录的吴农祥诗主要依据这个抄本，据《梧园诗选》校对。）

这一组诗对史案的来由和早期阶段作了精练的概括，前三首提及庄氏招宾客及《明史纪略》犯忌的问题，最后一首论及庄氏向梁化凤、柯奎等人行贿之事，最后两句涉及当时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面。

吴之荣碰壁以后，并未死心。费之墀云：“之荣益愤，竟亲至庄家，冀其稍馈以解惭。而庄复告于守道张武烈，谓：‘罪令赃私既完，相应离任。何得踞任，诈人无已？’”张武烈，字息之，廪生，山东平度州人，在顺治年间先后任江宁府同知、安陆府同知、湖南道、沅靖兵备道，顺治十七年（1660）任杭嘉湖道，“民素刁顽，感之以仁，临之以义，俗尚顿易”《平度州志》（道光二十九年刻本）卷十九。。张武烈对吴之荣长期扰累绅民很厌烦，要求他尽快归旗。吴之荣借口辞行，又索贿于董汉策、庄氏以及南浔另一个富翁朱佑明。董汉策“明达事机”，知道吴之荣不好惹，给了他三千金，而“庄、朱皆不许”。（关于董汉策，可参看赵红娟《明遗民董说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8—19页。）

朱佑明是庄氏史案的关键人物，“家资千万，为诸省富翁之冠”。（曾羽王《乙酉笔记》，载《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页。）朱佑明名峋，一名云章，为当地暴发户。费之墀这样介绍他：

朱佑明，原住石桥浦。祖上世为木匠，其父亦作木匠，至其兄始为商，于楚中及景德镇卖碗，遂积赀至八千余金。明崇祯间，其兄死，将货交与佑明，盖兄弟同居爨者也。到明末，朱佑明家有十余万矣。将国变，其门下估客皆欲避乱，恐货不交出，异日万一有所失，悉将碗货及药材各项、桐油染料等项俱交与佑明。后各处乱离，商货不通，顿高十余倍，由是而其家赀竟有百万矣。朱佑明以石桥浦临太湖，防盗戒心，遂买南浔董氏大宅，费数万金改造，每门必内外开合，内重钉以石，外加铁皮包裹，真大盗而无畏者。诸大家莫不与之婚姻，在城若张若姚若潘，杭州则王，曹溪则金。（《吴兴姚氏家乘》云：姚祚敦（1577—1648）第五女“适湖滨朱念祖字述修，贡生”。陆莘行同样指出朱氏姻亲为大家，但具体情况好象记错了，她说：“朱佑明者，湖州人，富倍于庄，所生三子，其第三媳苏州申相国家女也。”）

这里提到了几个人名，需要说明一下。南浔董氏在明嘉靖和万历前期十分显赫，董份（1510—1595）、其子道醇、孙董嗣成、嗣昭都中了进士，但到崇祯年间董家已经衰落，因此朱佑明能在顺治初年把董氏大宅买下。（可参看赵红娟《明遗民董说研究》，第48—51页。）至于朱佑明的姻亲，杨凤苞补充说：“郡城张御史嘉［1646年进士］以兄子妻其仲子彦绍。有二女：一嫁潘尚书季驯［1521—1595］诸孙，一嫁姚掌科延启之子。长子念绍，取仁和王兵曹羽之妹；叔子克绍，取曹村金大傅之俊女。”金之俊（1593—1670）在顺治年间做过吏部尚书，至康熙元年，予告在籍，其所居住的曹村虽然属于吴江县，但离南浔只有几里路。朱佑明南浔新第刚落成，因邀请金之俊至南浔做客。宴毕归家后，金之俊的儿子问他朱佑明的新房子何如，金之俊回答说：“在一大货船中住数日耳。”儿子问他什么意思，他解释说：“在浪船，即有一扁矣。”朱佑明听到这个刻薄的笑话，很羞恼。此后，他外甥买了朱国祯家的一幅匾额，题名“清美”，是董其昌的真迹。朱佑明骄傲地将它挂在堂中，他万万没想到此匾以后会成为他参与《明史纪略》的一个罪证。

面对吴之荣这次的勒索，庄、朱两家都拒绝了。他们一方面看到当地官员并不支持吴之荣，估计吴之荣只好罢休，另一方面可能担心如果接受他的无理要求，或许会给其他贪官开绿灯。据范韩的说法，朱佑明早已给了他数千金，而吴之荣这次只要三百，但朱佑明还是决定不再屈从于他。费之墀则说：“朱见庄得势，且其子彦绍谓佑明云：‘以罪令图诈数千金，既应之，万一现任抚、督、提营群起效尤，竟以家业让之乎？’朱遂亦不应。”（《南浔镇志》所引《董志》这样说：“吴某去任，过浔，叩朱告贷。朱遣子持白镪往赆。子忽其休官，将银自入私橐，竟拒之。”陆莘行这样写：“吴索朱货，佑民欲不与，长子劝之再三，父命次子以二百金付之，中道而复。吴不遂意，仇口诬攀。故佑明见提督之际，以手自批其颊，曰：‘老奴悭吝，以至于此。’谓长子曰：‘吾害汝。’谓次子曰：‘汝自为之，勿我怨也。’”）

结果，当吴之荣再次去南浔向朱、庄两家要钱时，就发生了让他十分难堪的事件：“两家男人躲避，令妇女数百十人群詈之，而守道差官兵衙役数十，朱、庄贿之，立时遂押境外，直过吴江始回。”（费之墀语）吴之荣又惭又恨，决定上京城揭发《明史纪略》。吴敬梓在乾隆年间撰写的《儒林外史》第十三回中，蘧来旬的仆人宦成发现他的主人收藏着叛逆的箱子，想去告发，嘉兴县的差人对宦成说：“你首了，就把他一家杀个精光，与你也无益，弄不着他一个钱，况你又同他无仇。”因此劝他采用“开弓不放箭”的方法，写下一张出首叛逆的呈子，“吓出几百两银子来”。而在清初，告发叛逆是有好处的，康熙元年（1662）宋一炳因为举首叛贼于七，“授拜他喇布勒哈番，给与于七家产”（《圣祖仁皇帝实录》卷六），告发逆书对吴之荣有物质利益。

1662年夏，有关吴之荣与庄、朱矛盾加剧的消息流传到杭州，人们议论纷纷。陆莘行回忆说：“六月尽，人言藉藉。母与伯兄甚忧之。”有人说，《明史纪略》序文的作者李令皙曾设法挽回危局，却功败垂成：“霜回，当壬寅秋闻吴之荣有举首事，谋以千金，令陈紫菘至都，求吴救解，约已定。至次日，而出之吝也，事败。”（费之墀语）吴农祥的《后太湖曲》四首可能就是这个时候写的，作者焦急地观察当时危机加剧的势头。其诗如下：

私怨修金谷，微名误石渠。流传多难后，纪录出焚余。伏莽惊虓虎，操觚起蠹鱼。盈盈衣带水，未必定安居。

举纲时方急，挥戈日益新。残编移故相，削牍附遗民。金石刊行少，丹青记忆真。不知谁向郭，艺苑动词人。

飞语来何处？爰书定未齐。山精羞照镜，水族怯燃犀。郡国征车驾，英豪片纸题。天刑非偶尔，我欲问昌黎。

简炼陈承祚，详明范蔚宗。斯人真不作，处世已难逢。荐达期黄道，邀求冀素封。名山留巨笔，去往竟何从。 

（本文编辑  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