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日月（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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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海豚出版社
作者：张冠生
出版时间：2016年09月
二〇一三年，张冠生《田野里的大师》在海豚社出版前，邀沈昌文先生和我为之作序，我没敢落笔。当时的想法，一是因为有沈先生在前，我不敢与之并列。再一是多年以来，我与冠生兄文事交往，从辽宁到北京，从费孝通到沈昌文，时隐时现，时密时疏，诸事深在念中，终为君子之交，清流如许。而冠生兄面上为人谦和，性情内敛，文章风格却内力强大，笔锋遒劲，也让我落笔作序愈发有几分胆怯。
如今拿到冠生兄新著《纸日月》，未及阅稿，冠生兄已旧事重提，希望我补救前事的缺失，这次一定要留下文字。怎么办？看来是推不掉了。我只好在数月之内，将冠生兄多年著作一一找出，细细翻读，是重温，更是学习。文章阅罢，我的胆怯之情没有减弱，写作欲望却喷涌出来。由此想到前些天，我与深圳文坛大哥式的人物胡洪侠先生结伴去香港，大侠有个习惯，对年长的朋友也以大哥相称，其中“冠生大哥”叫得最为亲切。此刻阅读冠生兄的文字，我竟然也产生了呼唤大哥的欲望。
阅后思考数日，其中可以圈点之处极多。且捋出些与我相关的线索：其一是沈昌文先生，这个话题时日悠长，可以回溯到辽宁教育出版社时期。那些故事隐在冠生兄的笔记中，外人看不大明白，我读起来却恍然如昨，时时惊叹。其二是费孝通先生，每见世人称赞，冠生兄读书方法最见功力，究其源流，受费孝通先生影响至深。一招一式，种种追求，都可在冠生兄的文字中得到印证。其三是冠生兄本人善读，感悟极多，落于笔端，颇见真实性情。从《纸年轮》到《纸日月》，年、月、日一字排开，书目开得清清朗朗，很能表现一个人的学养与兴趣。我的种种感觉中，一是敬佩，一是想读，一是惊奇，一是认同。当然，我最看重的，是这最后一点。
一
先说沈昌文先生。我结识冠生兄，应该是沈先生的线索，推而到三联书店吴彬、《读书》杂志云云。沈先生为《田野里的大师》作序时说，他与费孝通先生交往，缘于冠生兄。沈先生称费老是他做事的后台，时常登门拜访，耳提面命，也是一种骄傲和寄托。冠生兄在费老身边工作，骨子里是读书人，工作中接触沈先生，虽然隔了辈分，但心性相通，交往日益深厚，也是自然的事情。何况费老一直对沈先生印象极好。冠生兄在《费孝通晚年谈话录》（以下简称《谈话录》）中记载，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三日，费老对他说：“我们这一代人死得差不多了，还在的也团结不起来。都让‘反右’和‘文化大革命’搞乱了。你们这一代应该还可以。沈昌文不错，多同他保持联系，多占领些阵地。”
正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沈先生退休，离开三联书店，经赵丽雅介绍，开始与辽教社合作。那时我任辽教社社长，非常敬佩沈先生的出版理想，立志追随他做事，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既定的工作模式。在这里，以费老在沈先生文化布局中的重要地位，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必然会在我们的工作中产生重要影响。
比如，那时沈先生在郑州组织“越秀学术讲座”，多次请费老到场演讲。后来沈先生又将这种活动移植到沈阳，举办“爱书人俱乐部讲座”，虽然费老未能前来，但沈先生总会不断提到以往费老的支持与鼓励。再有，以《读书》为先导的作者雅集，费老也会参加。后来沈先生离开《读书》，又以《万象》、“新世纪万有文库”等名义组织一些活动。我记得一九九八年，沈先生多次向我提到，费老希望不定期地组织一些老先生聚会，见见面、谈谈天，戏称“思想操练”。近读冠生兄《谈话录》，果然见到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三日一段记载：“随先生往华北大酒店姑苏厅参加雅集活动。系沈昌文先生依据费老嘱咐所邀集。”参加者有费孝通、李锐、曾彦修、庞朴、蔡仲德、资中筠、陈乐民、龚育之、王蒙、李慎之。有一点说明，那时沈先生、陆灏先生经常在京沪等地，为辽教社组织邀约书稿的活动，网上有帖子说：“辽教社提供支持，脉望时常呼朋唤友，召集各界名流聚会，俞晓群埋单，却不大露面，经常是王之江、柳青松等人到场招呼。”此中“脉望”即沈昌文、吴彬、赵丽雅和陆灏，所以冠生兄《谈话录》中，多处记事涉及辽教背景，却不见人影，也是实情。
那时辽教社出版费老两部重要著作，一为《往事重重》，吴彬组稿，放入“书趣文丛”第五辑；再一为《甘肃土人的婚姻》（与王同惠合译），沈昌文组稿，放入“万象书坊”。冠生兄《谈话录》中多次记录此事，比如，费老交稿时间，费老题写书名“往事重重”，费老看封面小样、版式、印装工艺等。还有《甘肃土人的婚姻》译序在《读书》发表时，冠生兄为之命题曰“青春作伴好还乡”，得费老赞许；以及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冠生兄接到沈先生来信，其中提道：“《甘肃土人的婚姻》一书译稿经与出版社方面交换意见，社方认为该著收入‘新世纪万有文库’恐印装过于简陋而对不起费老，故拟作为学术专著单行本印行，以示郑重。”读到这些记载，我不断感叹，此番阅读冠生兄著作，意外收获实在不少。
另外，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六日，费老对冠生兄说，找一下沈昌文先生，他的《温习派克社会学札记》可交《万象》连载。到明年费老九十岁生日欢聚会前刊完，并结集赠送亲友。此长文一直刊载到二〇〇〇年，有八万字。
二
多年来冠生著作颇丰，其中有两部让我记忆深刻。
其一是《世纪老人的话——费孝通卷》，二〇〇一年辽教社出版，主编林祥。“林祥”者，实为孟祥林先生。祥林兄在科学院读研究生时，就是我的好朋友。后来他在国家机关工作，帮助我组织几套极有影响的好书，像《世纪之交，与高科技专家对话》，获国家图书奖；还有这套口述历史“世纪老人的话”，陆续出版数十部，包括钟敬文、季羡林、任继愈、严济慈、施蛰存、张岱年等，后来也获得国家图书奖。我是这套书的出版者，但当时组稿工作，我全权交给祥林兄完成。他花费几年时间，找寻很多文化大师身边的人物，录音、录像、整理照片和一些原始资料等，整个工作极有价值。其中《费孝通卷》，就是请冠生兄出山，写出这部极好的著作，我还是此书的责任编辑。冠生兄在书中说，费老非常支持这件事情，赞扬这是一种“文化自觉”的表现，也是一种“文化继替”的努力。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七日，《谈话录》记载费老读顾颉刚《历劫终教志不灰》，还说道：“请沈昌文到家里来谈，我们谈一谈，抓紧时间把老一代的想法留下来。”可见费老对此类著述出版工作的重视。
其二是二〇〇八年，冠生兄整理、沈昌文口述《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此事让我颇受到震动。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与沈先生结识，我的团队一直有两个愿望，一是为沈先生出版著作，再一是写一本关于沈先生的故事。
对于前者，本世纪初，我们希望出版沈先生的《阁楼人语——〈读书〉的知识分子记忆》。后来辽宁审查通不过，结果沈先生拿到作家出版社出版，我就觉得很没面子。再后来我离开辽教社，沪上王为松与陆灏联手，在上海书店出版社组建“海上文库”，出版沈先生《最后的晚餐》和《书商的旧梦》，书装优雅怀旧，满纸海上遗风，让我愈发痛心疾首。我做事每遇失败，最不愿埋怨客观原因，只觉得自己无能。所以后来离开辽宁，在北京一本接一本出版沈先生著作，有《八十溯往》《也无风雨也无晴》和《师承集》等，即有一种心理补偿的愿望。不然我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沈先生的徒弟，遇到该做的事情，却四处找原因，躲躲闪闪，那算什么呢？
对于后者，我的团队中有王之江先生，他最有见识，早年多次提醒我说，沈先生的事情要记录下来，整理成书，一定很有价值。当时我希望他能来做，但后来因为环境所迫，他离开辽宁，去了天津南开大学做教授，我想他手头也会有遗留的资料。此番见到冠生兄的《知道》在花城出版社出版，我再度心生遗憾，同时敬佩他是有心人，这一步占了先机。直到前不久，我还对冠生兄说，版权到期，拿海豚社再重出一下吧，冠生兄满口答应。这也是我那一段心境的余绪。
后来台湾大块文化郝明义先生一直追踪，请沈先生写回忆录，即后来出版的《也无风雨也无晴》。我印象中沈先生写此书也有三五年时间，郝先生是华文出版界头牌人物，他为此书多次与沈先生交流，书做得真好。二〇一二年出版，我就与沈先生说，大陆版由我来出版吧？但沈公说三联书店要出，一定让三联首选。我知道沈先生的“三联情结”，自然一如既往，不会说什么。有一天沈先生告诉我，三联的人说，书中有些内容不太合适，或者要删去一些东西才能出版。他沮丧地说：“算了，海外版我已经删了很多文字，如果还要删，就不出大陆版了。”直到二〇一四年，我几番央求，他才答应出海豚版。此为另一段题外话。
三
如今冠生兄文字愈来愈多，底蕴也愈加深厚。人言名师高徒，跟随费孝通先生做事，虽然他谦虚地说，自己不是费老的弟子，不是学生，只是书童。但以冠生兄的才学与勤奋，辅以岁月的累加，我读到冠生兄厚重的《费孝通》传记，还有厚重的《从前的先生——盟史零札一九三九~一九五〇》札记，还有《田野里的大师》《纸年轮》《费孝通晚年谈话录》……
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读到费老的思想踪迹。现在我不妨从冠生兄的著作中，摘下几段费老关于“书与人”的论述：
一九九三年六月十二日：费老说：“我到甘肃去，看到很穷的农民保留着很老的书籍。对于这一点，顾颉刚都惊奇。我在江苏太仓看到农民家里有酒吧，但楼上楼下没有一本书。”
一九九三年七月十日：费老读“中华魂系列丛书”之《日之魂》《月之魂》，还有《东方和平主义源流》。对于“东方魂”，费老说，文笔很好，功力差些，能看出读了不少书。他不是从事实出发，提炼出主题，而是先有一个主题，把资料集合起来。年轻人，能这样已经不错了。
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二日：费老评价许倬云《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这本书写得不行，他是用英文思考，用中文写作。架子大，不集中，立不起来。同日读李约瑟《四海之内》，费老说，好看。他懂的东西真多啊。国内还活着的人，在这些问题上有水平的人不多，我知道的，有一个李慎之。费老还谈到，我喜欢老舍，有骨气。曹禺就可惜了，投降了，向庸俗投降。为了个官儿，丢了本色。巴金没投降，但写了《家》之后，也没拿出像样的东西。这些人让政治害苦了。郭沫若本来有志气、有才华，出卖了灵魂，东西就不行了。金克木的东西怪，面也宽，什么都想说一说。张中行境界不够。冯亦代是个用功的、老实的好学生，文章也正，但现在这样的文章不吸引人。吸引人的是王朔。王蒙还算可以，他在一些事情上表现得还算有点气节。另外费老还要看《梁漱溟全集》和《三松堂全集》。
一九九六年六月三十日：费老说，我的文章是学龚定庵、魏源，文章背后有他们，别人看不出来。我很遗憾，“反右”“文革”期间，没有像潘先生那样读书做卡片。怨我自己，我那时失望了。人会死，文化是不会死的。不是人挑选文化，而是文化挑选人。
一九九七年二月一日：费老说，《塞莱斯廷预言》激动了六百万人心，它提出一个问题：西方文化到那里去？我的《行行重行行》回答了一个问题：中国农民怎么富起来？
一九九七年五月五日：费老说，孔子是素王，不是荤的。不是实际的王，是文化的王，思想的王。
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三日：费老说，我现在的阵地分三层。通俗的给《半月谈》，再上来一层给《读书》，纯学术的给《北大学报》。
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一日：费老说，韦君宜这本《思痛录》我看完了。写得不好，没有深一层的东西。叶老（叶笃义）这一本《虽九死其犹未悔》不错。他很不容易。这么多事他都记得住，厉害！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费老说，我最近看了不少写上一代知识分子的书，比如陈寅恪，他一定要在明朝到清朝的知识分子当中找到他可以通话的人，所以写《柳如是别传》。
一九九九年八月三日：费老说，西方有个亨廷顿，写了一本《文化冲突论》。他认为，民族之间文化不同，一定是要冲突的，不会团结。他代表的这种思想，同我们是根本抵触的。
以上集录费老品评书和人，取自冠生兄《谈话录》，未完全抄录原文。还有两段话值得记录：一是关于费氏家族的祖先，为什么认定为费祎？费老说，他是诸葛亮的接班人，我们的家谱就从他开头。往上不敢说了，据说还有一个商汤时代的人，名声很坏。子孙不要把他放到家谱里边去。二是在一九九三年七月间，费老曾提到，要看“中国地域文化丛书”，像吴越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听说有这样的书？冠生回答：“有，是一个系列。”看到这里，我的汗都要流下来。此套书是辽教社出版，我还是主编。我赶紧翻看冠生兄后面的记载，未见下文，吓得我直到现在心还悬着，唯恐费老看出一些破绽，指责一二。
四
此番冠生兄《纸日月》在海豚社出版，实为他前著《纸年轮》的接续。年年月月日日，只是一个标记，却使读书生活温暖着我们的身心。在时间选定上，《纸年轮》总括百年中国阅读脉络，以一己之见，每年选一册书，作为历史文化的标志；《纸日月》则以日月为经纬，精雕细刻，编制出一个纸上文字的交响曲。
这样的阅读笔记，言人人殊，但很能看出作者的背景、志趣与水平。当然作者与读者的阅读都是开放式的，横向与纵向，至上与至下，时间与空间，都留下很多思想漫步的天地。我在阅读中，就得到许多自然的感悟：
其一，我在冠生兄的身后，经常可以看到费老清晰的身影。比如《纸年轮》起笔于辛亥年，冠生兄记载的第一本“书”，就是费老曾经提到的杂志《少年》。费老在十四岁时，在上面发表第一篇文章《秀才先生的恶作剧》。当他看到文章登载时，“突然惊呼起来，一时不知所措”。另外，与费老相关的著作还有《江村经济》（一九八六）、《历劫终教志不灰》（一九九七）、《中和位育》（一九九九）等，还有许多费老提到的书和文章，可以经常见到。
其二，冠生兄摘录关于书的论述，深得我的认同。比如《纸日月》中摘录的几段文字：1.陆费逵论出版商：“书业商的人格，可以算是最高尚最宝贵的，也可以算得是最卑鄙最龌龊的。此两者之判别，惟在良心上一念之差。”（《陆费逵与中华书局》）2.董桥论私人藏书：“私人藏书，始终是书籍史上重要的一环。历代藏书家的盛衰浮沉，历代藏书的聚散变动，研究起来，想来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题目。”（《藏书记》）3.钟叔河论《走向世界》，他很欣赏法国诗人缪塞的一句名言：“我的杯很小，但我用我的杯喝水。”这本书就是自己的杯和水了。（《书前书后》）4. 上海总商会致函上海书业公所，表示在查禁淫秽读物之事上政府“耳目难周”，希望公所敦劝同业不予销售，应比官厅取缔效力更佳。为此于函末附“淫词小说”四十一部书目：《此中人语》《帘外桃花记》《快活》《风流皇帝》《国色天香》《马屁世界》《野草花》《瑶台传》《苦尽甘来》《株林野史》《鸳鸯梦》《女学生秘密日记》《隔墙桃花记》《留东外史》《小姊妹秘密史》《武则天外史》《说苑》《新风配》《新鸳鸯谱》《玉楼春》《隔帘花影录》《牛鬼蛇神之情场》《金屋梦》《浪史奇观》《绣榻野史》《绘图野叟曝言》《金瓶梅》《家庭黑幕》《挂枝儿夹竹桃合刊》《无底洞》《桃花庵》《改正全图贪欢报》《绣像全图足本醒世录》《牡丹缘》《三世报》《绘图素梅姐》《痴婆子传》《杏花天》《和尚奇缘》《情海奇缘》和《风流奇谈》。（《百年书业》）5. 博尔赫斯在纽约笔会俱乐部说：“我知道我命中注定要阅读，做梦，哦，也许还有写作……我总是把乐园想象为一座图书馆，而不是一座花园。”（《博尔赫斯八十忆旧》）6.中华书局在《申报》刊出广告，就其业已出齐的《四部备要》征求该书校勘错误之处，表示“正误一字，酬银十元”。（《陆费逵与中华书局》）
其三，冠生兄所列书目，其中有许多书也是我的挚爱。比如《纸年轮》中，《亚里斯多德》（一九二〇）、《古史辨》（一九二六）、《理想国》（一九二九）、《鲁迅全集》（一九五八）、《宽容》（一九八五）、《随想录》（一九八七）、《顾准文集》（一九九四）、《徐铸成回忆录》（一九九八）和《娱乐至死》（二〇〇四）。再如在《纸日月》中，冠生兄读书极多，其中也有一些常见于我案头上的著作：《岫庐八十自述》《知识分子的背叛》《张申府访谈录》《蔡元培全集》《苏联纪行》《书的礼赞》《舞台生活四十年》《陆费逵与中华书局》《张元济书札》《四海之内》和《阅读史》等。
好了，大量的信息都在书中，有兴趣的读者尽可以跳进去——冠生兄展示的那一片阅读海洋，清凉而惬意，实在太诱人了。
丙申年七月初九搁笔于京城酷暑中
（此文为我为张冠生《纸日月》序，《中华读书报》2016年9月28日发表时，有删节）
（本文编辑 安安）
(本文原载于：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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