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在战乱中仅存在了八九年的临时联合大学，竟然成为了教育史和思想史上最珍贵的遗产，在她解体半个世纪后重新成为人们对教育现状进行批判的精神资源，这既是历史赐予我们的礼物，更是对历史性的思想文化灾难的异常深重及绵延无期的永恒抗议。毫无疑问，这所大学的校史注定要远远超出她的校园时空，要远远超越单纯的学校教育，而成为一个民族争取学术独立与思想自由的强大的历史资源。因此，当我们读到这本被历史学家誉为迄今最佳联大校史的时候，人们有理由期待以自由反对专制、以民主反对独裁的教育史与思想史上最重要的篇章。
美国学者易社强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饶佳荣译，九州出版社，2012年3月）的确不负期待。从全书的内容结构、叙述方式来说，该书在构思、选材、组织论述方面的考量和严谨是很用心的：从迁徙的旅途到新环境中方方面面的交互影响，从学风到教师团体，从校园到社会，从教育到政治，以及从精神生活到物质生活，作者通过对极其丰富的文献与口述史料的整理、选择和阐释，为读者提供了一幅较为全面、系统和繁简合适的全景式历史图像。对此作者有非常自觉的意识：历史学家有责任甄别史源、剪裁史料、解释史实。此外，对字词的斟酌筛选，对材料的排比辨析，对微言大义的把握与处理，这一切都是环环相扣不可遽然切割分离的，而这正是历史学家的手艺。（第2页）
但是比这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对研究对象所怀有的情感和所秉持的信念远超出一般的学术思维，贯穿全书始终的自由主义信念和人文精神倾向是该书最感人的特色。作者研究历史的眼光与现实紧密连接，在大陆简体版序言中认为，我有理由相信，虽然西南联大解体已有六十余年，但联大精神道出了迫切要求教育改革的有识之士的心声。而接下来的一段表述更使人动容，值得被铭记在我们的新闻出版史上：八年间，面对官方的重重压力，她依然故我，她从来没有把教育当做宣传。为了言论自由，她著名的诗人、学者闻一多先生宁愿牺牲也不妥协。要是我同意拙作以洁本示人，岂不是对闻先生所代表的联大精神的背叛？这是由作者、译者和出版人共同实现的对思想与出版的尊严的一次历史性表述，仅此一语已经足以证实联大精神的深远影响。在正文中，简体版对某些表述的处理方式是加上引号，从而为我近年来不断研究的简体出版物引号的语义功能这项课题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分析范例。
在导言中，作者提出了联大历史研究的价值问题：联大兼具传统模式和自由理念，同其他国立大学一样，它既有世界性的背景，也有地方情境。超越中国的疆域，联大提出了普世性的重大问题：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孕育并坚持通才教育？促使一所大学完成使命的内在动力是什么？处境艰危之际，如何界定并阐明使命？在一个饿殍横行、贫病交加、充满社会不公和暴政的世界，即使是正常的年代，批判性思维（criticalintellect）、多元主义、宽容和思想自由的原则到底有多重要？虽然联大经验无法提供完满的答案，但它至少可以启发人们去探寻这些难题中某些隐秘的面向。实际上，该书的历史叙述正紧密围绕着对这些问题的回应而展开。
第五章重庆与昆明从大学教育自身的问题展开论述，重庆与昆明是很贴切的象征性概念，揭示了在中国现代教育发展中最关键的两种价值观的对峙。在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以后，高等教育的改造问题终于浮现在政权的议事日程上。国民党和教育部改造大学的基本做法是统一体制、党化教育、以中国化抵御西化、以实用专才代替思想博大的通才。在经历过1949年以后的另一场更为激烈巨变的学者们看来，国民党对这些教育改造方针的推行无疑是十分温和的，作者记叙了当时的教授们是如何反对这些改造，而西南联大又是如何坚决抵制教育部的规定。最有代表性的实例可能就是反对教育部关于毕业统考的规定，全校上下一致抵抗，哪怕教育部以拒绝颁发毕业文凭相要挟，最后是教育部以保全自己颜面的方式作出让步（第86页）。与这种学制、课程的改造与反改造相比，西南联大在坚持自由主义价值、保持学术独立尊严且反对党化教育的思想控制、反对秘密警察对大学师生政治自由权利的监控等方面作出的斗争更为激动人心。1943年，国民党利用权力进行思想控制，强制实行更严厉的措施，规定学生和教师都得参加政治课考试，以及接受中央训练团的培训。这一举措引起了自由主义教授的强烈抗议，他们认为，这些规定必将导致粗暴蛮横的思想控制（第87页）。联大通过各种方式对以思想专制干预学术与教育的种种规定进行了抵制，即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得以如此实行的关键是联大治校者与教师们的共识与道德勇气。正如作者所说，国民党在神圣的学术殿堂推广党化政策，绝大多数联大教授对此深恶痛绝。（第96页）
然而，令人鼓舞的联大历史实在只是历史上太短暂的一页。闻一多的死是有象征意义的，作者认为它标志着联大奋力守护的理念不受战争和革命摧残的自由大学之梦已成明日黄花（第315页）。在日后的岁月中，联大人及他们的后来者经历了另外的人生：历经磨难、劫后余生者都很了不起。丝毫没有异议的余地，更别说反抗，学者别无选择，只能摆出驯顺的姿态。（第323页）以致作者在结尾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尽管有这样坚定的老师，但随着联大教授相继驾鹤西去，毕业生年事已高，联大遗产将淡出我们的记忆。对于西南联大而言，正所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那么，联大八年会成为一个不朽的传奇吗？（第323页）答案当然不是作者和该书所能提供的。
开始读日本学者内田树的《日本边境论》（郭勇译，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年3月）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国民性研究和宏大话语这两个问题的警惕。而作者似乎已经预见到这样的评论心态，在该书前言和第一章的开头对这两个问题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阐述。
关于国民性研究，作者并没有直接论述其学术合理性，但是却一再反复地说明已有很多学者研究过因地缘性、边境性、后进性造就的日本文化的特殊性，这种强调的用意主要不是为了表示谦虚，而是为了突出写作本书的根本目的：改善国民性格，用作者的比喻来说，就是扫除垃圾的工作，对国民性格的宿命提出实践性的挑战。在我看来，这正是作者所强调的实践性的国民性研究观：针对现实、剖析原因、解决问题，总之是为了迎接客人来访而把房间打扫干净（前言）。实际上，关于国民性研究的实践性和对外言说（与外部视野恐怕还不能完全等同），正是作者的用心所在，而通俗的、有时候不乏深入浅出的叙述语言也正是由此而决定的。这样的国民性研究所具有的面向现实、针对问题的品格，使它在学科研究中可能会遇到的争议不会成为影响其意义的关键问题。有评论认为该书已经成为研究国民性格绕不过去的著作，尽管我认为在学术上它还需经受时间的考验，但就其现实的针对性而言是有道理的。
对于宏大叙事的问题，作者对学界比较流行的观点提出异议，认为不应该把它的价值太低估了。他非常认同美国未来学家劳伦斯托布关于宏大叙事（BigPicture）的观点，即要在历史潮流的深层构造中发现意义、方向与特定模式；而且都认为对于捕捉历史的深层构造，某种接近妄想性的宏观视角有时是必需的。而且，他有意要打破寂寥，要让那种早已不再流行的明治书生风气在这本书中复苏（第12页）。
《日本边境论》的核心是指出日本国民性中的边民性格：失去自我创造力的模仿学习，没有价值判断、只重实际功利的选择和变化行为，连对自己的认识和判断都要通过别人的观点来实现，为了实惠利益而装扮自己的生存战略从而提出了认真反思国民性格、改造国民文化心态的任务。在刚经受过灾难的日本，这本书的畅销表明国民性研究在充满悲情与宿命思考的时代氛围中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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