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通义》，钱穆著，九州出版社2012年2月版，30.00元。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王汎森著，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1月版，45.00元。
读钱穆《中国学术通义》，一本志在讨论“中国传统学术之独特性”的文集。自序中言此“独特性”表现为：“中国传统，重视其人所为之学，而更重视为此学之人。”又说：“故中国学术乃亦尚通不尚专。既贵其学之能专，尤更贵其人之能通。故学问所尚，在能完成人人之德性，而不尚为学术分门类，使人人获有其部分之智识。”以“人”与“学”、“通”与“专”、“尊德性”与“道问学”的逻辑讲学术史，讲中西学术的差异与特性，毋宁是有些“过时”了？也许会有人问：这能揭示什么有“学术价值”的东西呢？
但是，为什么这些今日学术史叙述中的冷门词汇，却格外串起一条线索，比如引我们回到章学诚、曾国藩都曾关注的学术与“风气”之关系，而这，竟曾是激起万千读书人心头涟漪的石子？
2002年，日本历史学家岸本美绪在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讲“‘风俗’与历史观”，重申顾炎武等明清时代学者关于“风俗”是社会秩序与历史变迁关键的观点，告诉我们更为古早的韩愈曾经说过“纪纲者脉也”，而岸本则深感“‘脉’跟‘风’一样，是看不见的东西，但据他们说这些流动的、互相感应的系统才是社会形成的基础”。
演讲的落脚点，在于“能不能从像‘风俗’那样中国固有的概念中来提炼出新的、有普遍意义的方法性概念”，从而弥补“研究中国历史时，采用的方法性概念大都是从西方进口”之遗憾。钱穆自序中的一段话虽主要就学术史而言，但旨归是一致的：“今国人一切以信奉西方为归，群遵西方学术成规，返治中国传统旧存诸学，精神宗旨既各异趋，道途格局亦不一致。必求以西方作绳律，则中国旧学，乃若不见有是处。抑且欲了解中国旧学，亦当从中国旧学本所具有之精神宗旨道途格局寻求了解，否则将貌似神非，并亦一无所知。既所不知，又何从而有正确之批判。”
岸本想弥补“遗憾”；钱穆则是要纠正“一无所知”和错误的“批判”。是岸本的认识进步了，还是钱穆更“正确”，姑且不论。跨越二十七年的对话，对于岸本演讲又已过去十年后的我们来说，却很难无动于衷。
若干年来中国史研究的进展，择其大要，或者在于“还原性”与“整体性”渐结果实。“还原性”的成果是最为瞩目的，既在于史实的重建，更在于根据当时当地当事人的逻辑进行史实的重建。森正夫用地方志中的“风俗”材料考察明末社会秩序的变动，罗志田提醒“倒放电影”之问题，历史人类学重现家族的组织规则和绅民的算计，都是显例。凡此理路，发源不一，却正暗合钱穆所谓中国本有之“精神宗旨道途格局”。
“整体性”或将成为下一阶段历史研究与认知的重要取径。我们初观欧美“整体史”著作时，往往感慨于其过于宏大过于学理性，难于在中国史研究中稳妥操作。后来，不是没有人探讨几百年上千年甚至更长历史时段某个区域的整体变迁，其中也不乏名家作品，但反因其关心的时段过长、功力不足，竟至着墨不重、缺乏“深描”、波澜不惊。近年来，随着社会史、文化史、妇女史、医疗史、儿童史以及全球史、区域史、社会文化史、社会经济史等分头推进，却已对历史之全貌一天多一天的认识、一天多一天地补充，对探求历史之全貌的办法也在探索中一天多一天地进步。即便是研究一位晚清的士大夫，我们也已意识到不仅要看他对朝政、对改革的态度，要看他的学术取向，还要看他的穿衣带帽文玩摆设、他的家庭与用度、他的朋友圈子与“雅集”，看他所置身其中的“礼”、朝士的风尚，他的宗教信仰、“果报”观念乃至一些更加神秘、隐秘的观念。如何在政治史、学术史和社会史、生活史的多重视野下打量王懿荣等嘲笑端方不懂金石这一稗官野史，就很有趣。诚如娜塔莉·泽蒙·戴维斯所说：“我并没有将个人或家庭置于一个仅仅事关财产、权力、声望或诸如此类事物的一元或二元图式中。我建立的是一个多元图式，每一轴线都可以定性反映不同类型的权力、财产和控制，如同其他可以决定社会组织的变量（比如性别和年龄）一样。”
这就又让我们想到钱穆所谓中国本有之“精神宗旨道途格局”。还原性与整体性是一体之两面，只有由本有之“精神宗旨”，才能找到“道途”，如实建构起“格局”；也往往正是在体认到当时当地当事人的逻辑之后，才能猛然醒悟历史是一个立体的而非平面的。此过程中，以往的历史线索和专研重点有的更加突出了，有的黯然失色了。这是时代史学的递嬗，也不排除还会有循环往复的新升降。关键是，我们对历史和历史精神的认识更加丰富了，尽管不一定“正确”与“科学”。
在认识到历史的还原性与整体性之后，便发现历史之中国的很多逻辑难以现代西学之理论和概念分解。就比如“风俗”一词，它包括“人心”，宋应星说“风俗，人心之所为也”，“人心风俗，交相环转者也”；包括“民性”，《汉书·地理志》载“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包括法律，顾炎武论“秦之任刑虽过，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异于三王也”；包括道德、观念，以及更广义的社会秩序，在地方志中，奢俭、人伦等等都是“风俗志”的常见内容（以上引文皆据岸本美绪演讲）。“风俗”关乎社会史、经济史、政治史，也表达着思想史、文化史等诸多内容，很难再找到一个或一些恰当的概念组合起来完整、准确地表述其“精神宗旨道途格局”。钱穆认为若要分析一国家一民族之文化，上层当注意“学术”，下层当注意“风俗”。但从章学诚、曾国藩到他，又都注重学术与“风气”有着莫大之关系。而风气，当然也是风俗的一部分。可见，所谓的“上层”与“下层”也是分不开的，正如现今已经没有人再将“大传统”与“小传统”分而言之。
所以，“从像‘风俗’那样中国固有的概念中来提炼出新的、有普遍意义的方法性概念”，用当时当地当事人的话语和逻辑去尽量还原历史的“貌”与“神”，就成为今日中国历史学的重要方向。在“全球”与“本土”之间挣扎的中国学界，也可从中受到启发。可惜的是，不用说目前的成果很多都是外国学者所取得，即令对于当时当地当事人的话语和逻辑的重视也脱不开后现代、历史人类学等西学新潮的干系。当此之时，读钱穆的《中国学术通义》，思考中国学者曾有的古今通达与中西平视，或可谓：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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