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汪耀华专栏】陆费逵是江宁镇守使王廷桢口中不要被埋没的人才，但是陆费逵不是完人，他至少有三点为人诟病。一是他事必躬亲。二是他的迷信。三是他对工人多取资本家立场，采强硬态度。
《教育与出版：陆费逵研究》
点击图书封面可在三大网店购买
出版社：中华书局
作者：王建辉 著
出版时间：2012年06月
这本《教育与出版——陆费逵研究》，我在2011上海书展现场做“巡阅使”的时候在新华传媒的展区发现并掏钱购买。去年，中华书局百年庆，我借光从友人中搜得了多种有关的纪念读物，这本书不在其中，可能是正常出版，未列入局庆纪念。其实，对于研究中华、研究陆费逵而言，王建辉先生撰写的这本书，却是大可一读的。
中华书局百年庆时，读书人对于中华过往的历史已经了解一些了，虽然，现在的事情会多讲一些。我从这本书中发现了几处或人家有说但这里详记或人家不说但这里记载的内容，对我等后辈稍为立体知晓陆费逵先生从19岁入行、26岁组建中华书局、56岁病故的人生轨迹会有帮助，录下以便同好共享：
他在书局的内部刊物上发文指出：“使顾客满意，使顾客买东西必到我店，是我们做生意的第一条件。”陆费逵还亲自站柜台，有一则逸闻，某日有一顾客在书画柜购买玻璃版字帖一本。在营业员包书空隙，陆费逵主动上前告知顾客，另有新出书画多种并逐一加以介绍。最后顾客共买得40余元的书画、碑帖欣然而去。次日，书局董事汪幼安来见陆费逵说：“江宁镇守使王廷桢昨天来买物，遇一戴眼镜能说北方话的营业员，招待殷勤，他很佩服，要我转告你不要埋没这个人才！”陆费逵大笑，答曰：“即是敝人也！”陆费逵还在营销手段上也很有用心，《中华书局月报》上称：“本局提倡国语，不遗余力，出版图书教具，新颖精审，夙受教育界的赞许，前出国语书目，小本精印，既便携带，尤便检查。近又新编国语大张书目，专供各局发售国语书籍时包裹之用，现已出版分发各局云。”“推广部新编一种大张包书用纸，一面详载最近出版新书，一面汇印预约特价各书，用彩色报纸印刷，现已出版分发各局应用了。”湖北省图书馆收藏有中华书局1921-1937年的各年度的本版书可供销售目录。而商务印书馆从1910年到1937年，这样的销售目录也是平均每季一期几无间断，前后总数达140册之多。小中见大，早期出版人这样的做法，足为后来的出版者效法。
中华书局在编辑部门营造的是一种家庭式的氛围，采用一种非计量式管理模式:
这种模糊式的管理，加上陆费逵个人的平实亲和作风，为书局创造了一种较为宽松的氛围。知识分子多是清高而又不喜拘束的，自然最适应这样的工作环境，或者说这样的管理更易为他们所接受。陆费逵也曾提到，在中华书局，员工迟到早退，并不“计时扣薪”。据有的老员工说，陆费逵给部门负责人打电话询问生产进度，如得知尚未完成，也只是哈哈一笑了之。自称秉性爽直做事倔强不会适应环境的舒新城，在进入中华书局后觉得：“最使我悦服的，于办事之余，偶得一点闲谈的机会，便什么都不分，什么都不管，自由自在地大家谈作一堆。我常想这样的事业环境，似乎不是现在一般社会所能有，而我在中华书局曾亲切地享受了十几个月。”
1921年，沈知方脱离中华书局后创办世界书局，经过数年创业，成为一家可与商务、中华匹敌的出版机构：
为了共同排挤新的竞争对手，对抗“共同的敌人”，两家暂弃前嫌，首先谋划以银币10万元送给沈知方个人，并以世界书局停止编辑出版教科书为条件。遭拒后，为了对付世界书局，两家共谋抵抗，双方由王显华与陆费逵出面两家协商，中华书局董事会决议：“另办国民书局一所于河南路，资本40万元，商务出30万元，中华出10万元，编印小学教科书一套，专门对付世界书局。凡世界教科书推销地区，不惜跌价竞争，定价一角之书，可以卖到二分三分，至于其他拉拢方法，当然应有尽有。”可惜，国民书局只是同床异梦的产物，草草联合编写，总体质量不具备优势，仅用压价的办法实在是舍本求末，而且只是一个临时组建的小书店，没有世界书局知名，信誉不著，失败也是注定的。1930年7月，国民书局“因资本送完而停业”。
回头看，陆费逵先生在为人处事方面的不当也可以拿出来说说：
陆费逵不是完人，他至少有三点为人诟病。一是他事必躬亲。舒新城也说：“一切事均赖伯鸿一人，而彼又无秘书，遂常常顾此失彼”。其弟曾与舒议论，说陆费逵有家长作风，独断独行，同人与他来往较少，在职务上必须知道之事情，往往茫然不知。二是他的迷信。他自己说，“我们虽不能迷信报应的话，但‘因果’两字，却也不能不相信。”他相信中华书局逢六不吉之说，重要职员的办公室座位他都要亲自看定方向作安排。1939年他在一封给舒新城的信中说，去年公司之风波均由沪港各厂“风水”不好所致。又说，他接洽要事时，出行必择吉日，而近年印刷营业均得力于此。舒新城在信上批“太荒谬”。三是他对工人多取资本家立场，采强硬态度。
对于出版史的研究，王先生是我佩服的。从“后记”可见，这本书写得不易：“十多年前，我在撰写题为《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的博士论文时，就联想到应该写一写陆费逵。”做博士论文，那是一种有压力有时效甚至有点被逼无奈，加上有关商务、有关王云五的各种史料、回忆，北京、台北出了不少。欲写陆费逵，既与学历、职称、职务无关，又面临资料有限，加上王博士这个时候已经意气奋发地在为长江出版集团上市披荆斩棘了。不过，有想法有积累的人总还是能做事的，“世界上的事总要有点压力。有了这个念头很多年，总是静不下心来。2002年新春过后，我遇到至那时为止最不顺心的一段日子。工作中的一些不顺心使人苦恼，不知道来自何方的冷箭让我发怵。于是我发愤于读书写作中。2003年，我再一次被人以莫须有的两项‘罪名’告到省里当局”……此时，差点放弃湖北而投身中华书局，不过，2004年开始受命主持长江出版……“到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也就是中华书局将要百年诞辰之际，也由于我所主持的长江出版集团在上市方面有了关键性的进展，我才终于有心想着要把这部书尽快做完，”
……书做完了，王先生却也被转岗了。往后，王先生的著述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吧，我有所期待。
（本文编辑 eliza）
发表评论前，请先[点此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