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汪耀华专栏】对于中国近现代宗教出版机构的研究一直是出版研究的弱项，金陵刻经处的史实似乎也一直缺乏系统、公允的研究成果发表。而且，这家已经存世150年的刻经处，肯定会有太多的故事吸引人。
《金陵刻经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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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作者：
出版时间：2010年07月
2013年，我在书展各个展馆逐一“排查”时，发现了多种冷僻书。成为近日枕边书的《金陵刻经处研究》就是其中之一，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7月出版，作者罗琤为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博士，现在上海社科院宗教研究所专事宗教研究。我为自己在过去的三年时间内没有发现它而遗憾，也由此为能够发现而快乐。因为，对于中国近现代宗教出版机构的研究一直是出版研究的弱项，金陵刻经处的史实似乎也一直缺乏系统、公允的研究成果发表。而且，这家已经存世150年的刻经处，肯定会有太多的故事吸引人。
金陵刻经处同治五年（1866年）开始，1868年制定章程宣告正式成立，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家由佛教学者创设的编校、刻印、流通佛典兼具讲学的佛教传播机构，依照现在的归类，应该可以列入宗教出版机构，而且经历了清末、民国乃至共和国多次“运动”，这个机构一直延续生存着，这难道不值得关注吗？
追溯历史，我以为创始人杨文会，重振人赵朴初和杨步伟夫妇的功绩最为显著。
杨文会（1837—1911），字仁山，安徽石埭人，出身仕宦之家，其父与曾国藩同年进士，曾国藩、李鸿章乃至曾纪泽都对杨文会有“密保”、“保荐”之举，他却兴趣不大。据描述，1861年在杭州侍父避祸期间，与邻居才女生出恋情想娶为妻却受阻无果，遂专心学佛，“有一天，偶然看见书摊子上有一本《大乘起信论》，他就大看特看起来，自己就想研究佛学以了终身，绝不做官”（这是很多年后，杨家孙女杨步伟在《我的祖父》中的追忆）；1864年在回乡料理父亲丧事时感染时疫，大病一场，再次反复研读《大乘起信论》、《楞严经》……1866年移居南京“董江宁工程之役”，联络同道捐资50圆刊刻魏源辑《净土四经》，这也是金陵刻经处刊刻的第一本经籍。不知为什么，在稍后的两年时间内几乎很平静，没有新品见世。1868年联合15位名士在鸡鸣山北极阁发布《金陵刻经处章程》、《募刻全藏章程》，由此，金陵刻经处开始有序运行，包括相继创办佛学研究会、开设祗洹精舍、成立金陵测量会等等。当年，杨文会定下了“三不刻”定律：
“疑伪者不刻，文义浅俗者不刻，乩坛之书不刻。”“鄙人志愿，亟望金陵刻经处刻成全藏，务使校对刷印，均极精审，庶不致贻误学者。至他处所刻未精之本，听其自行流通，本处概不与之合并成书。”
1911年，杨文会逝世前将金陵刻经处事务作了托付。稍后组成了金陵刻经处董事会并承杨文会遗意，规定由弟子欧阳竟无、陈樨庵、陈宜甫三人分别负责编校、流通、交际等事项，事关全体者，由三人共同处理决定。
经历漫长而又曲折的年月，金陵刻经处主事者也几经更迭，但依然薪火未灭。
1952年，上海佛教界人士圆瑛、应慈、赵朴初、方子藩等23人组成“金陵刻经处护持委员会”，由赵朴初任主任委员，徐平轩主持恢复业务。此后，又陆续将原江北刻经处、支那内学院、北京刻经处、天津刻经处、三时学会等收藏的经版共五万余片全部汇集到金陵刻经处。1957年成为中国佛教协会的事业单位，由徐平轩任主任主理。先后补刻及新刻经版二百余卷，出版了《玄奘法师译撰全集》，所集经版也从四万余片增加到十五万片，包括典籍1570种，图像18种，年刻行经籍四万余册，收藏有唐人所写汉文与藏文佛经，五代、宋、元、明、清历代所刻藏、蒙文经籍，以及用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国文字书写的贝叶经。
1973年4月，杨仁山的孙女杨步伟和丈夫赵元任从美国回来探亲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杨女士向周总理提出恢复金陵刻经处的请求。周总理问及在场的人，没有一个能说清楚。总理说，赶快把赵朴老请来。赵朴老汇报了有关情况，并说当年鲁迅先生曾经出资在那里刻印《百喻经》。总理指示国家宗教事务局和中国佛教协会一起着手恢复金陵刻经处。时年67岁的赵朴老为贯彻和落实周总理的指示曾数赴南京，不畏其苦地同地方政府商谈恢复刻经处、搬迁院内住户、筹划资金等问题，使面临焚毁的刻经处得到了挽救，并使恢复工作全面展开。
1997年是金陵刻经处130周年纪念，赵朴老年事已高未能出席活动，在书面致辞时认为，金陵刻经处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佛教文化出版社，“是集研究、讲学、刻经于一体的佛教弘法利生的机构”。
现在，金陵刻经处仍然进行着刻版、刷印、装订为主要流程的手工制书：刻版时，板材全为经过水煮后的棠梨木，底样选用老宋字，上板涂油后进行雕刻；刷印时，先以帚子将水墨涂刷在经版上，再将宣纸覆上用擦子压擦，然后揭下印好的书页；装订时，切书、打眼、分页、折页、撮齐、捆扎、压实、数书、齐栏、串纸捻、贴封面封底、配书、装线、贴签条、装函套……
金陵刻经处几经沧桑而慧灯不熄的历史，因为有了这本《金陵刻经处研究》，使我有所知晓。现在，因为读了我的这篇短文的读者，对于杨文会先生、赵朴初先生、杨步伟和赵元任夫妇为之作出的贡献便会油然起敬。
不过，《金陵刻经处研究》论述金陵刻经处发展时对于1981年之后却少有涉及，作者在引言中写着“附录的金陵刻经处大事记是1865—1966年”，实际记至1981年，出版时是2010年，间距已近三十年，这段历史大事记的缺失，却是一件憾事。
（本文编辑 eli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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