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汪耀华专栏】“我们坚持，不管环境如何变迁，也要以提供优良书籍、教育人群为职志，成为知识的宝库、爱书人的家、台湾的荣耀，让台湾商务印书馆再创高峰。”一幅令人产生联想、富有勇往向前精髓的蓝图正在台馆展示，那么京馆、港馆的蓝图怎样呢？还是颇有吸引力的。
《商务印书馆百年经营史(1897-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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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王学哲//方鹏程
出版时间：2010年12月
这本书开篇是王学哲《商务印书馆创立一百一十周年的感想》，之后是北京商务总经理杨德炎《序〈商务印书馆百年经营史〉》、香港商务董事长陈万雄《时代机缘与作为——商务印书馆与近代文化知识的传播》（转载），正文由12章组成，附录有商务印书馆大事记、参考书目。全书仅15万字。主体部分12章的写法也耐读，第1章《跨越三个世纪的商务印书馆》通过历经劫难、百折不挠，勇于尝试、开创新猷，出版好书、贡献社会等三节，提炼、分享了110年商务经营的经验。第2至11章大致分为三大版板，即第2至5章，讲述从1897年开始到1920年的人事书；第6至8章，主要回顾王云五执掌时期的经历；第9至11章，分配台湾、北京、香港各1章展示。标题分别为：创业维艰（1897—1902）；张元济：开创出版事业（1902—1920）；1920年以前的书与人；1920年以前的经营方式；胡适、王云五先后主持编译所（1921—1929）；商务印书馆的苦斗与搬迁（1929—1937）；抗战期间的艰苦经营（1937—1946）；台湾商务印书馆的传统与现代（1949—）；北京商务印书馆的重整与发展（1949—）；香港商务印书馆的集团化经营（1949—）。
第12章《商务人谈商务事》，收纳了王学哲、施嘉明、徐有守、王寿南等四位台湾商务的历任董事长、副董事长、总编辑的专文。徐有守前副董事长以个人的观察剖析了商务精神：
据我密切观察、了解和体验，认为商务印书馆百年来传统出版方针可以归纳为如下四点：
一、发扬固有文化：大量出版国学名著，而且特别着重择印珍本和孤本汉学书籍，分散或整编成大套的丛书。商务早年收藏这些名版古书的机构就是闻名全国的涵芬楼，后来大部分移置于东方图书馆。
二、介绍西方科学文化：大量译印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一般文化和文学方面的古典与新知。
三、不偏向任何政治主义：无论是出版物或工作人员个人，都不涉及现实政治。如经发现人员行为有偏私于某一政党者，即予解除契约关系。
四、提倡爱国主义：商务印书馆不仅在出版物上，更在行动实践上力持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尤为商务特殊坚持的精神。例如日本军阀于民国二十年侵华沪战开始时，首先即在“一·二八”之夜，陆续派遣多批飞机连同驶来海边军舰上的大炮，轮番疯狂轰击整夜以至次日，持续集中对准以上海闸北的商务印书馆大本营为目标，包括该馆总馆、总营业处、印刷总厂、编译所，以及其时全国藏书最丰的所属东方图书馆和其他附属机构。大火延烧数日，原本百余亩的高楼大厦完全夷为平地，大本营全毁，景象凄惨。其意图彻底摧毁我国文化出版重镇，期陷我民族文化于不复之地，毒心昭然若揭。总值逾一千六百万银元的财产及无数珍本孤本名著都付之一炬，书馆确也因而陷入根基损毁几尽的地步。全国政治、文化、学术、教育及上海商业各界，无不为之震惊而纷纷前往慰问。总经理王云五先生伤心之余却自念：“敌人把我打倒，我不力图再起，这是一个怯弱者。一倒便不会翻身，适足以暴露民族的弱点。自命为文化事业的机构尚且如此，更足为民族之耻。”在此一念爱国热忱自我鼓舞之下，商务印书馆六个月后就复业了，而且后来出版物数量之多，且远逾遭毁之前。“一·二八”前之民国十八年(1929年)、十九年(1930年)、二十年(1931年)三年共出版书籍二干九百八十四册，而“一·二八”之后的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至二十五年(1936年)三年间出版书籍总量为一万二干零二十四册，恰为前者之四倍。商务印书馆有名的“每日一书”的口号，便是在此际出现，但这不过是最低标准，实则每日岂止出版一书?云五先生更在发行所外悬挂下列十二个大字：“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商务印书馆所代表中华文化不屈不挠奋斗不已的这种伟大精神，激起了全国人民广大的共鸣和钦敬。
反之，商务印书馆从来不肯也不曾出版过黄色、黑色、灰色，以及过去和现在大家所说的五颜六色的书，也不曾出过武侠神怪的书。所出版的都水平一流。士人多以在商务出书为荣，读者也以买商务的书放心。例如，蒋经国先生自苏俄返国之初，蒋老先生曾在信上告诉经国先生：可常去商务印书馆买些书来读(见《风雨中的宁静》)。
这些就是我国百年最老店出版家商务印书馆的精神!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台湾商务前总编辑王寿南从1966年开始，到2005年这四十年间，为台湾商务印书馆主编的书籍(不包括本人的著作)，大约有两百多种，体现了一个学人的商务感情：
我虽然为台湾商务印书馆主编过那么多书籍，但是我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只担任过两年的专任工作，第一次是1967年的秋天到1968年的秋天，这一年间，我的博士论文写完了，等待口试，岫师当时是台湾商务印书馆的董事长，他要我到台馆来担任编辑的工作。当时台馆内还有两位我的学长，一位是傅宗懋，一位是金耀基，三位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的同学在为台馆担任编辑的工作，当时《台湾新生报》有位记者吕一铭(后来做到《台湾新生报》社社长)曾来台馆采访，写了一篇采访文登载报上，戏称我们三个人是“商务三剑客”。我第二次到台馆来专任，是在2002年5月，当时王学哲先生刚被选为董事长，他力邀我出任总编辑，在盛情难却之下，我答应王学哲董事长，愿意担任总编辑一年，所以我到2003年5月，就辞谢了总编辑的工作，因此，我在台馆担任专任的职务实际上只有两年，其他的时间，我为商务编那么多书，都不是在台馆任专任职编的。而且我主编了两百多册的书，并没有收取台馆一块钱的主编费，而我为台馆编那么多书的这份努力，主要是要报答我的老师王云五先生的爱护。
除了为台湾商务印书馆编书、审稿之外，我个人的著作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有：《中国历代创业帝王》、《唐代政治史论集》、《唐代宦官》、《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等。
我和台湾商务印书馆结缘四十多年，起因于云五先生的引介，我为台湾商务印书馆付出了许多的心血，不是想换取金钱的报酬，而是我想为商务印书馆付出我的感情，因为这个历史悠久的出版机构，是令人可敬的，我甘心为商务印书馆作许多奉献，也是对岫师的怀念与感恩。
读着这样的文章，我真是被折服。
2014年，是台湾商务的转折年：6月，王云五先生长孙王春申继施嘉明董事长之后出任新董事长，期望秉持优良传统、丰厚底蕴，带领老干新枝，融合传统现代、学术与产业，在拥有最自由的文风下，再创华文出版新猷。
在他的推动下，终将酝酿多年的云五大楼再造计划付诸实施。12月3日，台北重庆南路台湾商务印书馆关门，12月8日移至新北市设立展示空间。据台湾商务网站介绍，新任董事长深信，台湾商务印书馆保有的不仅是智慧的资产，也是人文的资产，接任后率先推动云五大楼再造计划，希冀在原有台湾商务印书馆的典范风貌下，孕育文史哲专门书店基地，再造重南书街新风华。并基于这样的信念，着手规划建构线上资料库，记录保存文字、图像、影音等各类文献，致力成为华人文化的教育资产；未来，商务也将继续秉持创新精神，结合读者需求，提供更多开卷有益的书籍，期许与读者一起成长、一起努力，充实知识、改善生活、造福人群，创造缤纷多彩的阅读飨宴。
“我们坚持，不管环境如何变迁，也要以提供优良书籍、教育人群为职志，成为知识的宝库、爱书人的家、台湾的荣耀，让台湾商务印书馆再创高峰。”
一幅令人产生联想、富有勇往向前精髓的蓝图正在台馆展示，那么京馆、港馆的蓝图怎样呢？还是颇有吸引力的。
（本文编辑 eli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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