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汪耀华专栏】读小说，是被其间的故事乃至人物、场景和风土所吸引，等到能感觉出翻译的妙道，应该至少已经阅读二三个译本或已经浸入作品的境界了。现在读着兼着自传体的回忆文章，使我对于智量先生的翻译、人生有了较为系统的了解，可怕、悲壮、无奈、辛酸、敬佩之情交杂浮现。
翻阅王智量先生《往事与怀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出版），是因为很多年前读过《屠格涅夫散文诗》、《叶甫盖尼·奥涅金》等。当初读译著，一般不会注意翻译的成就。读小说，是被其间的故事乃至人物、场景和风土所吸引，等到能感觉出翻译的妙道，应该至少已经阅读二三个译本或已经浸入作品的境界了。现在读着兼着自传体的回忆文章，使我对于智量先生的翻译、人生有了较为系统的了解，可怕、悲壮、无奈、辛酸、敬佩之情交杂浮现。
《往事与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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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王智量
出版时间：2013年08月
先生1952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开始试译《奥涅金》，获得何其芳所长的鼓励。不过，1958年被“增补”为“右派”，被押解到河北平山劳动改造。1959年年底回到北京企盼着“摘帽”，却被他的妻子揭发。于是，领导视他为长着“花岗岩脑袋的人”，在办完离婚手续后“奉调”到甘肃人民出版社。作为对立面、改造对象、下乡支援春种……在“早期肝硬化”、风湿关节炎乃至饥饿之中被“精简”。
1960年底离开甘肃时，带着一个右派分子的身份、几袋书和写在碎纸片、小本本上的《奥涅金》译稿，来到上海投靠哥哥嫂嫂。
我到上海后遇见的第一个顶头上司是我哥哥家所在地段的户籍警察。我作为一个“五类分子”，是要受他监管的。我是否能在上海待下去，也完全决定于他。我到达的第二天清早他就来了。仔细询问过我的情况后，他要我把随身带来的行李给他看看。当他看见我那个手提包里的纸片和小本本，他诧异了……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陈文俊（这是他的名字）同志在查看过我那一堆纸片的《奥涅金》译稿，又沉思良久之后，长叹一口气，对我说：“这件工作，你应该继续做下去，不要半途而废啊。”
为了报“户口”，陈同志表示，如果能证明你已经与原单位完全脱离关系，根本不可能再回去，也许可以在上海落户口……
户口报上的这天，陈同志兴致很好。他和我聊起天来。我记得，他深表关心地对我说过这番话：“这往后，你还得要过五关斩六将啊。现在，户口这一关算是过了。可是接下去，总得把病治好吧，总得把头上的帽子摘掉吧，总得有份工作吧，总得有个自己的住处吧，还有，总得再讨个老婆成个家吧……”
母亲在智量到达上海的当天，找过一个瞎子给算了一卦，那个瞎子说，智量命中会遇见“贵人”。母亲后来一再说，这“贵人”就是陈文俊。
当初，智量先生硬着头皮写信给甘肃索要陈同志提出的证明，结果那边寄来了两个证明：
人事员写的一份：“某某某，系右派分子。本人要求离职去上海治病。我们同意。他已经与我社断绝关系。病好以后，由当地政府送往适当地点，继续改造。”
另一份：“某某某同志，因身患重病，医生证明不宜在本地区居留。我们同意他离职赴上海由家属帮助治病。他已与我社断绝关系。在他治病期间和病好以后，均请当地政府妥为照顾和安排。”
智量先生交给陈同志的是后一份证明。“那份称我为‘同志’的证明是出版社韩总编写的。他收到我的信后，让人事员办理，而人事员给我写了那份故意刁难的证明。他不便与人事员为我的事再有矛盾，就自己另写一份，盖上公章寄给了我。韩总编说他以前知道我这个人。原来，他本是北京一家出版社的一个室主任，1957年后‘明升暗降’地调到那个偏远地区当总编。在北京时，他的编辑室曾经约我翻译一本书，我把这个宝贵的选题主动让给别人，这件事给他留下了好的印象。”
1956年，我接到北京一家出版社的约稿函。要我译一本当时在国际上很红的书，是一位法国美学家的著作。他们给我送来书的英文和俄文译本。我花三个月时间译出两个本子里几万字的学术性序文，正要开始翻译正文时，偶然在图书馆里遇见外语系某法国文学教授的妻子。闲谈中她告诉我，教授先生正在家里做一件重要的工作——翻译那本我已经得到约稿的书。而他完全是因为看中书的价值，拿起来就译的，并没有联系好出版的事。当时我就决定，应该把这个选题的约稿关系转给他。他肯定比我译得好，他是教授，我当时只是个讲师；他是从原作的原文翻译，而我只能从英、俄文转译。我不应该因为自己拿到合同效力的约稿而占有这个选题。回到家里，我就给出版社写信说明情况，请他们和教授先生联系，同时给教授先生写信，并把我已经译出的两篇序文也送给他。这件工作在我就算结束了，我从此不再想起这件事。
谁能想到，当时负责向我约稿的那位编辑室主任，就是现在这位韩总编。
韩总编是先生人生劫难中的另一位“贵人”。
1961年也是在陈同志的多方努力和主持下，先生在所住地弄堂居民小组中被摘掉右派帽子。“这年冬天，出乎意料地有人来看望我。居然是我的恩师，北大俄国文学教授余振（李毓珍）先生”。原来，余先生也是右派并先于先生摘帽，一听说先生也摘掉了右派帽子，就马上来看他了。
我把写在粗糙的卫生纸上的译稿拿给余振先生看，并告诉他我已抄了两份，一份寄给何其芳先生，一份寄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但出版社来信说暂时不能出版。余振先生安慰我：“现在出书当然是不可能的，别忘了人家现在叫我们‘摘帽右派’。这样也好，再多改几遍，你要好好磨，把铁棒磨成绣花针。”
令我十分感动并终生难忘的是：余振先生看我生活贫困，连翻译的稿纸也买不起，竟然把心爱的藏书《四部备要》中的第二编拿到福州路去卖，把卖得的三百来块钱交给我，叫我安心养病，再去买些稿纸，继续翻译《奥涅金》。要知道，我当时给出版社翻译稿子，一千字才得三块钱，我去中学代课，一个月才拿四十来块钱。
……
先生有着父母亲、哥哥嫂嫂的庇护，有着陈同志、韩总编、余先生这三位贵人的相助，才得以历经磨难：在学校代课、工厂临工、在《英汉大词典》编辑部帮工，一直到走入华东师范大学教书、译书、编书、写书……
（本文编辑 eli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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