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学术出版巨头是整个产业中的既得利益者，凭借价格信息的不对称以及期刊在学术成就评价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们在数十年间无往不利，就连数字时代的到来也没有对其构成威胁。难道学术出版真是铁桶一个，没有破坏性的力量可以颠覆吗？学术界已开始觉醒。
20年前（1995年12月18日），《福布斯》杂志预言学术出版商爱思唯尔会在数字时代走衰。记者约翰·海耶斯（John Hayes）在一篇名为《互联网的第一位受害人》（The internet’s first victim）的文章中强调，随着互联网文化的广泛传播，技术浪潮必然会冲击爱思唯尔的利润率，“预算削减的图书馆和精通计算机的教授们会避开学术期刊绕道而行——这对爱思唯尔来说可不妙。”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投资者的普遍担忧，爱思唯尔的股价在两天内下降为每股26美元，降幅7%。
20年后的今天，迷雾散尽。赢得最终胜利的是曾经被投资人、记者和预言家们认定要成为数字化牺牲品的那家公司——爱思唯尔。恐怕，令学术圈失望的是，爱思唯尔在这场时代变革中丝毫未损，其财务状况甚至愈发稳健。2015年，以爱思唯尔为主导的学术出版市场年营收为252亿美元。根据爱思唯尔2013年的财报，其利润率已经超过了苹果公司。
弗吉尼亚大学教授、开放科学中心主任布莱恩·诺塞克指出，“学术出版拥有一个生产利润的完美商业模式。他们的内容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同一人群：研究人员。这些人并不知道学术期刊的成本是多少。”诺塞克发现，整个学术出版系统的目的就是利益最大化。“我，作为研究者，生产学术知识。我想让自己的研究成果尽可能获得最大的影响力，因此，我在意的是期刊的声誉和它能到达多少受众。由于学术期刊对稿件的过滤非常严苛，因此一旦稿子被采用，任何协议我都乐意签署。我不知道也不在乎协议中涉及的版权及其他附属问题，这对我来说没什么影响。成果能被出版是对研究者最大的回报。”
除了研究者的“无私奉献”外，学术出版市场自身也在变革、奋进、显著地资本化。爱思唯尔也不再是这一市场中唯一的面孔，泰勒和弗朗西斯（Taylor & Francis）、威立（Wiley）、施普林格也都靠相同的模式而成长起来。
加拿大渥太华大学信息研究学院教授希瑟·莫里森剖析了施普林格背后的商业模式。施普林格的拥有者都是一些私募股权公司。过去十年间施普林格五次易主，其中就有投资公司Candover & Cinven，后者自称为“欧洲最大的收购公司（buy-out firm）”。这类公司不断吞并其他公司并在两年内再卖出，借以削减成本、扩大利润。学者们心甘情愿将成果的手稿提交给这些人。他们是尽其所能追逐利益的商人，既不是公共的科学图书馆，也不是自愿将知识奉献给大众的科研人员。
如果消费者自己肯深入了解学术出版商成本架构的话，他会发现一个独特的现象：期刊是没有价目表的。人文科学开放图书馆创始人马丁·伊夫直言，“他们（学术出版商）与麦格研究机构单独谈判，最终签署的协议也不对外公开。研究机构不知道彼此的报价是多少因而无从议价。”
除了价格不明朗之外，在学术出版物上发表研究成果对于科研工作者职业生涯的价值也使问题复杂化。专注于破坏性创新领域的高级研究人员大卫·松达尔说，“我们知道创作音乐的艺术家或写书的作者是怎么获得报酬（钱）的，但是在顶级期刊上发表文章对一个人职业发展的价值我们难以衡量。音乐和书的版税结构是既定的，而期刊上一篇文章的价值不是由消费信息的人们决定的，而是要靠学院院长和任期委员会来认定。”
学术出版会被颠覆吗？
正是价格透明度的匮乏和价值估算的特殊性使得学术出版圈内几个主要玩家的地位难以被撼动。松达尔认为，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市场）只有在估值和价格明确的前提下才能真正促成价格的降低和生产率的提高，行业破坏或颠覆也是如此。如果无法对事物估值，也就难以把握市场的层级。
能为学术出版带来巨大变革的破坏性力量只会出现在大型出版商服务水平低下或不受欢迎的市场环境中。松达尔指出，破坏性创新往往是由那些无力构建与现有市场竞争者同样规模、同等成熟的解决方案的企业所驱动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企业会去寻找需求未被满足或竞争者实力较弱的市场。
如果学术评价体系不发生大的改变，学术出版巨头就会一直是市场赢家，所谓竞争也只是这些已经持续多年的战略体系之间的相互PK。松达尔认为，要想在学术出版内部掀起革命，就要在基础市场中开发新的学术出版系统，研究人员通过新方案也能获得足够的学术声誉。届时，人们就会更加重视这些新玩家，学术出版的改变也将由此开始。
最可能支撑变革的是诸如盖茨夫妇基金会或其他顶级研究机构的大型实体组织。大学目前还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只能按照赢家既定的游戏规则来玩，因此学术出版巨头几乎无往不利。专科院校或者社区大学这些底层市场原本应该是培育新生力量的沃土，但由于政府施加的就业安置压力，这些学校开始削减研究型理论课程，因而不太可能成为改革中的急先锋。
开放获取会是破坏性力量吗？
在现有的不平衡的市场体系驱动下，可无限获取学术信息的开放获取开始兴起，并呈现指数级增长。也许开放获取本身就是一个平衡学术出版环境的基础市场，在这里研究者的可敬度和公信力可以培育并被转化为现有学术体系所看重的学术声望、价值和任期参数。
学术出版和学术资源联盟（SPARC）执行理事希瑟·约瑟夫说，“如果我们对现在的出版系统不满，那对新的出版体系的构想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开放获取是我们可以参照的一个理想模板。”这一点开放获取期刊本身就可以为自己代言。查阅《开放获取期刊指南》（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DOAJ），刚开始的时候，开放获取期刊仅几十个，现在数量已经增加到1万以上。
开放获取的潮流不仅体现在相关期刊绝对数量的增加上，越来越多的学术机构以之为对抗大型出版商的战略选择。伊夫介绍道，“现在，整个荷兰都与爱思唯尔谈判，他们想让所有研究人员在爱思唯尔期刊上发表的文章都能够开放获取，同时会支付与去年相同的订阅费，如果对方不接受，爱思唯尔旗下任何一份期刊荷兰所有大学都不会再订了。最终期限就要截止了，现在看来，爱思唯尔没有低头，荷兰将取消订阅爱思唯尔的所有期刊。”
前段时间，爱思唯尔旗下语言学期刊《Lingua》的全体编辑和编委会成员集体辞职，抗议集团对开放获取的回避。爱思唯尔的回应是《Lingua》本身就是一份混合式开放获取期刊，作者可以选择以开放获取模式发表论文，而做此选择的作者寥寥无几，并且仅靠作者付费无法维持期刊生存。目前，该刊所有主创已决定创立一本完全开放获取的新刊，名为《Glossa》。
尽管开放获取既能向更广大的读者传播学术知识，也能大幅削减成本，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学术出版商的既得利益不会受到冲击。约瑟夫表示，“对大多数明智的商业出版商来说，最好的策略是尽可能长久地保持现在的出版环境：推迟政策和文化的改变，研发新的技术工具和服务方案来收集数据以便让自身更深地嵌入到科研人员的工作流程中，变相地增强科研人员对其依赖性。”
约瑟夫认为，如果在获得任期和职业晋升上，学术期刊失去了作为评价参数的价值，爱思唯尔、施普林格之类的公司会考虑在其他方面继续扮演学术社群不可或缺的伙伴的角色。
向前，向上
约瑟夫谈到，“在美国国会，《科学技术研究公平使用》法案（Fair Access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取得了进展。最初，这份法案被提交到参议院，2015年又呈递众议院，很有可能获得通过。”
国会的支持或许更能印证未来的方向：大多数论文会转向开放获取。学术界很多人希望来自政府的支持能推动研究框架的重整以及出版把关人的转变。也有人认为要从头开始培育基础市场，这才是出版模式变革的前提。
诺塞克所领导的开放科学中心就为科学研究领域的创业公司提供种子资金，并致力于校正对科学实践价值的认定。诺塞克对于开放科学中的技术演化持乐观态度，“很多创业公司在学术研究周期找到了各自的利基点，或是以出版物、文章的形式，或是把文章分割为更小的单位来传播信息。”
学术出版领域一下子涌现出大量解决方案，很难判断其中哪些是真正有效的。诺塞克说，“有时候我觉得某些创意行不通，但归根到底我又知道什么呢？我可能完全判断错了。所以关键是——勇于试错，通过实践去检验想法。很多人都能够发现问题所在，都可能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独一无二的解决方案，现在正是验证这些答案的时期。”
开放获取会不会是校正学术出版环境所需的破坏性力量，类似开放科学中心这样的创业孵化器是否会发现一个新的市场，时间终将告诉我们答案。无论未来的愿景如何实现，学术界大多数人还是希望学术论文和出版的迭代能够更有益于人类，而不是服务于创造利润。
（本文编辑 晨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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