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

　　时间拨回至一九七二年五月。依水而生的江南大队，漫长的雨水终于停歇，麦子发酵味道笼盖村庄，暗潮涌动于日常。码头边，十四岁的少年等待着了解历史问题的外公，江南大队的人们等待着石油钻井队的大船，然而生活终以脱离人们预计和掌控的方式运行。少年在码头边左顾右盼，在庄舍与镇上间游走返还，在交织缠绕的队史、家族史、史间出入流连。他于奔跑中成长，于成长中回望，回望里，记忆发酵，生长。历史老树的黄叶，一片片落入《民谣》的故事和人物，飘扬，旋转，飞翔。

　　作者王尧为其首部长篇《民谣》准备了二十余年，藉此完成了他重建个体与历史之间联系的夙愿。他以故事中人与故事看客的双重身份，杂糅评点、抒情批判，岁月流逝中的碎片和碎片不断碰撞，显露出新的缝隙，而小说由此拼凑出一条真正能够进入历史的现实路径。这里有故事，但波澜不惊；它从历史走来，也脱胎于每个日常；散曲民谣中包裹着唱不尽的人事变迁与世情冷暖。《民谣》铺写一个少年的成长精神史，一个村庄的变迁发展史，一个民族的史与文化史。它以个体细微纤弱之小记忆，抵挡时代宏阔酷烈之大记忆。

　　《民谣》的缘起：故乡是我写作的一粒种子

　　我和笔下的人物相处太久，但彼此都有了熟悉的陌生。他们和我都变化了。但无论怎样变化，我看到了少年的我在他们中间奔跑。故乡是我写作中的一粒种子，也是这粒种子初的土壤。因为有他乡才有故乡。

　　《民谣》的命名：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

　　在南方一座城市闲逛时，听到前面十字路口的东南侧传来二胡的声音。我站在他的边上，先听他拉了《传奇》。接着他拉了《茉莉花》，由《鲜花调》而来的《茉莉花》。我在他的旋律中想起我母亲说她曾经在万人大会上演唱茉莉花。

　　在摇篮曲之外，我熟悉的民间小调和歌词就是《茉莉花》、《拔根芦柴花》和《夫妻观灯》。在熙熙攘攘嘈杂喧嚣的市井声中，《茉莉花》的旋律犹在耳畔。那个黄昏我从码头返回空空荡荡的路上，想起了十字街头的情景。

　　也许，我的这部所谓小说应该叫《民谣》。

　　《民谣》的脉络：

　　“我奶奶”的家族史的断裂和延续；“我外公”的史的建构和解构。这成了《民谣》的基本脉络，在这样的脉络中生长出了另外两条线索：勇子这一辈以农业和工业为两翼的梦想与实践，我没有把握使用“乌托邦”这个词；王大头等少男少女的庸常和飞扬的生活。这是《民谣》“词”的基本笔划。

　　《民谣》的语言：诗性与迷幻同在

　　在苦思冥想写了小说句话“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之后，我找到了小说的“调性”。“我”的叙述，是“我”的呼吸和心跳，这确定了小说的词与物、人关系以及语言的节奏；的“我”也让语言在诗性之外多了一些迷幻。

　　《民谣》的结构：形式嵌入内容的小说

　　我想尝试“形式”如何在《民谣》中成为“内容”，这就有了“杂篇”和“外篇”。我设想“杂篇”不仅是补充了前四卷的细节，它还是“我”与“时代”的语言生活。

　　在完成了“杂篇”之后，我意犹未尽，又以小说中杨老师的名义，写作了他未完成的短篇小说《向着太阳》，用不同的语言叙述了小说中“围湖造田”的故事，和卷三的故事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民谣》的重生：死而复生的鱼，触我复活一部二十年前开头的小说

　　庚子年来了，我体验到了一种死而复生的感觉。，我突然发现水边有一条红花鱼浮着，好奇地把它捞到码头上。这条鱼开始纹丝不动，几分钟后鱼唇吮吸了几下，又死去了一般，我以为它是垂死挣扎。我把这条鱼放回水里，它和所有死鱼一样在水面上悲哀地浮着。就在我稍有悲悯之心时，鱼儿突然一翻身迅速游弋到小河的中央，然后沉入水中，无影无踪。这似乎是另一种向死而生。

　　许多东西就是这样，你以为它死了，它却活着，你以为它活着，它却死了，还有许多东西在半死不活的状态。

　　这个时候，我想起了我早就开了头的小说。我能够复活它吗？复活昨天的文字，也许是为了的再生。

　　王尧

　　作家，评论家。苏州大大学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理论批评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出版学术著作多种，另有散文集《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纸上的知识分子》等，先后在《南方》《读书》《收获》《钟山》等多家报刊开设散文专栏。2020年推出首部长篇小说作《民谣》，引起文学圈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