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麟荪教授是研究中国企业史的著名历史学者。他回顾了20世纪初中国现代银行业的诞生，以及它随着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而消亡。程教授在书中再现了中国首代现代银行家的创新和活力，他们的机构宣告了传统金融机构——票号和钱庄主导地位的终结。

　　《启微·近代中国的银行业》还展示了外资银行在为中国同行制定标准和提供模范方面的积极作用。因此，中国一家现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1897年由盛宣怀创立）获得了人们的信任，部分原因是它遵循了英国银行业巨头汇丰银行的规章制度。然而，中国通商银行显然是一家中国银行，它是根据谕旨为了抵制外国控制而建立的。在清末最后十年，大清银行和很多其他银行纷纷建立。大清银行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中央银行取得了成功。

　　当我还是费正清教授指导下的一名研究生时，中华民国作为晚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过渡时代，被普遍视为一个失败的政权。学者普遍认为，中国陷人经济困境是促使中国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原因之一。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思考。如果没有标志着民国时代的国家制度的建设基础，人们将难以理解今天中国的崛起。国家、省和基层的政府新架构，指导刑事和商事的新法典，后来成为当今中国著名大学的新式教育机构，取代旧式不平等条约的新条约以及非常重要的、新的创业精神和活力，所有这些都使中国在1937年前夕处于经济和制度发展前景美好的时代。

　　中国现代银行的崛起和私有化是这个故事的核心。在程教授所说的“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1927-1937）”里，近代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达到高潮。在这十年里，中国银行业的规模和地理范围都出现了扩张，为中国的工业发展做出了贡献，甚至还影响了农村。非常著名的银行家——叶揆初、陈光甫、周作民、张嘉璈等人的长期任职，增强了各自任职银行的影响力。这些人不是“强盗大亨”，而是真正的企业家或杰出的经理人，都可以算作近代中国的商业领袖。

　　程麟荪，美国马萨诸塞州达特茅斯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曾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合著《旧巾国的资源委员会》，主编Berkshire Encyclopedia of China，译有《大公司与关系网：中国境内的西方、日本和华商大企业（1880-1937）》《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等。

　　徐昂，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经济史、银行史，著有《陈光甫与民国政府关系研究》，译有《20世纪欧洲经济史》等。

　　袁煦筠，复旦大学历史学硕士，现就职于上海新金融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