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独立书店是 20 年前才冒出来的“新”概念。如果说 SYLVIA WHITMAN 以“变”来维持莎士比亚书店“不变”的传统与理念，那么刘苏里则开创了一个“人和人经常见面与思想冲撞的公共空间”——北京的万圣书园，让中国关乎“变”与“不变”之辩论多了个着落。刘苏里身上少不了商人的精明，但更具有 1980 年代人的真，知识分子的清高，政治人的使命感，以及天赋的“江湖豪气”。他经营的万圣书园理所当然地为中国的独立书店竖起一根标杆。
这是刘苏里这一代人身上常有的矛盾气质：处江湖之远，却忧庙堂之高；然而时代所限，只能在一个圈子里说话。不过这个圈子的影响在不断扩大，刘苏里对于这一点看得很明白。
在沉闷而阴郁的北京，要找个安静的地方，周围绿植环绕，有几声鸟鸣啾啾，有几声古琴叮当，品一杯香浓的雪菊，可遇不可求。刘苏里却给我提供了这种机会。我们边喝茶边聊，几乎没有看表。其间急雨匆匆，打在茶室的玻璃棚上，让人产生一种愉快的放松感。
体制内的边缘人
刘苏里这样高大结实的东北大汉，看起来和这种精致的生活有点不搭界，但这位中国最有名的独立书店老板的确是坐在我面前，聊了两个小时，抽了五根香烟，吃了作为早饭兼午饭的一大碗面，嗑了半个烟灰缸的瓜子，喝了好几杯用滤斗仔细过滤的雪菊，拨打和接听了四五个电话，聊得欢畅时哈哈大笑，使他身上带有一种独特的江湖之气。看着他狼吞虎咽吃面的样子，我想起金庸在《射雕英雄传》对湘菜的描写：“只是碗极大，筷极长，却是颇有一番豪气。”刘苏里在精神上，和湘菜大约有共通之处。几十年风风雨雨，一时间精彩纷呈。
他 1979 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正好是一个时代开始。躬逢其盛，未必人人都有这个运气。1980 年，在各种思潮解冻之下的北京高校，政治气氛宽松，从是否可以穿拖鞋去教室，到宿舍是否要在晚上 11 点半关灯，学生们均可以向校方提出抗议。入学第一年，他参与北大学生竞选海淀区人大代表的活动。刘苏里没有报名竞选，但他听了 20 多位学生候选人的演讲，选择了自己支持的候选人，然后“每天都跟着他们做竞选宣传，拎个浆糊桶，鞍前马后地贴竞选材料”。
这场竞选以刘苏里支持的候选人失败而告终。不过，它给刘苏里打下了 1980 年代的烙印：追求公正和自由、透着浪漫色彩的理想主义。它让很多人找到了自信，正如刘苏里总结的那样：“ 1980 年代除了精神解放之外，更重要的是对国家宪政、自由民主康庄大道的期待和期望，还有愿景，甚至怀有很深的信心。”
刘苏里从北大毕业后到中国政法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之后留校，然后作为体制内的边缘人，游走在中央和北京市党政、政研机构之间。这是一种“暧昧”状态，始终贯穿着 1980 年代。在这期间，他的同学们一个个地结束了“暧昧”状态，揣一张单程机票飞往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刘苏里没有走，认定“我的事儿在这个地方”。这个年代即将结束时，他有 20 个月无法享受到自由。至今，他对 1980 年代仍怀有深刻的眷恋，而对 1990 年代持有批判的眼光。1980 年代是他的青年时光，那时候的中国也和他一样，充满了朝气。
独立书店的探索者
1991 年，刘苏里告别中国政法大学，结束了作为体制内边缘人的“暧昧”状态。“我再也不愿意食嗟来之食。”他对我说。他要做一件可以保证不饿肚子，又能够发出声音的事情。做媒体、办研究所、开《中国合伙人》那样的培训班都被刘苏里否决掉。最后的选择促成了万圣书园的诞生，地址在北京理工大学北门的三义庙，面积 83 平方米，以销售人文社科类书籍为主。这就是刘苏里发出的声音。当年邓小平在城楼上宣称要恢复招生，“主要指的是理工科大学”。于是人文社科学术的引进和传承落在“局外人”肩上。
1992 年的“春风”中，全民下海，刘苏里也下海，却是海里的另类。他有一种奇特的商业嗅觉，悟到书店不仅仅是卖书的地方，而应该是“人和人经常见面和思想冲撞的公共空间”。1993 年，万圣书园诞生了。10 年后，万圣书园在蓝旗营的总店拥有了醒客咖啡厅，实现了“人和人经常见面”的设想。在这之前，刘苏里赶上一波北大毕业生开书店的风潮，“经常见面与思想冲撞”在这风潮中得到推动。1995 年，北大哲学系的王炜开了风入松书店；1997 年，北大中文系的欧阳旭开了国林风书店。三个北大毕业生的书店彼此距离不超过两公里，号称“海淀区独立书店三驾马车”。
“三驾马车”当中，刘苏里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平衡者。他的理念是：不竞争，和为贵。北大周边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爱书人前来淘宝。万圣书园 60% 以上的客户来自北京以外，甚至是境外。小窗口大世界，不应只靠竞争生存，于是有了风入松开业当天刘苏里送了一卡车书的轶事，手把手教国林风采购员下订单的轶事。后来风入松与国林枫之间的矛盾，也是刘苏里出手解决的，而且一出手就是大场面。“我这个人属于面儿上很强势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你揪过来再说。实在不行，我们去打一架也行，也不要让人看到两个北大人斗得那么难看。”刘苏里很得意地提起这件事，显露出“江湖大哥”的一面。1998 年，刘苏里把“三驾马车”及另外五家书店的老总集合在一起，签了一个和平共处的协议，禁止恶性竞争。《中国图书商报》介入谈判，并发表了这个同业协议，给中国的独立书店立起一个标杆。这个标杆在很长时间内都发挥着效用，即便在遭遇国有书店挤压的情况下。
刘苏里以和为贵，并非要当滥好人，而是不屑于竞争。他对万圣书园有超乎寻常的自信，相信万圣本身不仅是一个书店，而是一个体系，包含了经营哲学、管理经验、广泛而绵密的外部关系等等。他自称是探索者，想探求独立书店极致的边界。如果世界上有哪家书店值得让刘苏里景仰，那就只有英国牛津大学旁边的布莱克威尔书店，“世界上最好的学术书店”。
圈子里的发声者
作为行业大哥的刘苏里，现在每天用在书店经营上的时间大约只有一个半小时，其余时间不是在看书——他同时看七八本书籍，就是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图书奖的评选、沙龙和座谈，因为他将自己定位为“学术研究的促进者、推动者和参与者”。所谓学术，在他看来是对于国民福祉和国家未来发展的研究，与书斋里的形而上并不一致。1980 年代的精神深深刻在骨子里，他发出声音，他说出自己的观点，他做出批判——“反对几乎成了活着的意义的一部分”。
万圣书园的蓝旗营总店，位于北大和清华之间。醒客咖啡厅里教授、作家如云，秦晖、陈丹青、沈志华、钱理群常在此发表书评，进行观点交锋，不论是关于学术的，还是现实的，从土地是否应该自由流转，谈到宪政与现代性，俨然巴黎和平咖啡馆里指点江山的左拉们，有时会为一个历史事实争得脸红脖子粗。这或许正是刘苏里所期待的“反对”姿态。
刘苏里自己的“反对”姿态，与他小时候的两段经历有关。第一段经历是在他 6 岁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干部身份的父亲锒铛入狱。变故刺破了童年的平静和幻想，让他逐渐意识到自由和公正的可贵。第二段经历是在他 10 岁的时候，随母亲进行了一次历时一年的探亲之旅，走出故乡黑龙江虎林县，来到牡丹江、哈尔滨，生平第一次到了北京，而后前往西安、郑州、南京和徐州等地。这是刘苏里的马可·波罗之行，他看到了外面多彩的世界。回到虎林时，他已经知道，自己的未来不会局限在这座小县城，自由的意识在心里萌芽。公正和自由，是他最基本的意识形态。
刘苏里从不掩饰这样的意识形态。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真”。他喜欢的茶馆，里面的绿植一定要货真价实的；在摄影师面前摆一副很酷的样子，这对他来说是十分困难的事。他的真有时竟含着点意气用事的意思。在微博上，一旦被禁言，哪怕只有几天，他也会赌气“出走”，好长时间不来。在写作上，他却不赌气。偶尔给几家报纸杂志写写专栏，乐在其中，对结集出书却不上心，颇有闲云野鹤的洒脱。
这是刘苏里这一代人身上常有的矛盾气质：处江湖之远，却忧庙堂之高；然而时代所限，只能在一个圈子里说话。不过这个圈子的影响在不断扩大，刘苏里对于这一点看得很明白。
谈起自己现在的状态，刘苏里说：“我拥有比其他人多得多的自由。”说这话时，他正在摄影师安排下，不自然地摆出拍照姿势。古人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其实他离 70 岁还远着呢。
发表评论前，请先[点此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