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铜鼓，从中国西南的群山出发，沿迁徙与贸易通道南下，在东南亚的跨文化土壤中扎根生长。它曾是权力与财富的象征，却散落在无人问津的偏远岛屿与山村；它曾号令千军、沟通天地，却长期处于学术视野的盲区。
铜鼓既是一件古老的器物，更是一部流转千年的文明史。广西人民出版社历时十余年组织中印尼两国专家学者调研编纂的《中国—东南亚铜鼓·印度尼西亚卷》，首次以中、英、印尼三语，系统收录印尼境内馆藏及私人收藏铜鼓，用大量一手田野影像，填补了中国与印尼铜鼓研究的空白。
《中国-东南亚铜鼓 印度尼西亚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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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李富强、卫彦雄、［印尼］唐根基 主编
出版时间：2023年10月
主编之一、广西民族大学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李富强介绍，铜鼓最初作为乐器，因其频繁用于歌舞与祭祀，逐渐具备礼器功能，人们相信鼓声可通神灵、祭祀祖先。后来又因声音洪亮，它也被用于指挥战阵，成为象征着身份和权力的重器，被作为珍贵物品赏赐有功者或进贡中央王朝。
关于铜鼓的起源，学界曾有争论：越南学者曾提出铜鼓起源于越南北方，但也有中国学者指出，越南学者所指年代最早的越溪鼓、玉镂鼓、黄下鼓等，形体较大、纹饰繁缛、工艺水平极高，必然是长期摸索和经验积累的产物；而中国云南中西部出土的万家坝型铜鼓形制古朴、由简入繁，更符合实用器物向礼器演进的特征。目前，学界已普遍形成共识：铜鼓起源于中国云南、广西地区，后传播至东南亚各地。
关于铜鼓向东南亚的传播路径，学界有三种主要看法：一是百越民族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将铜鼓文化从中国南方带入东南亚；二是在越南东山文化发展时期，通过南海往来的贸易航路，铜鼓文化传播至印度尼西亚群岛，并逐渐融入当地、形成自身特色；三是铜鼓兼具礼器与重器的功能，其洪亮的声音和庄重的形制，深受处于社会阶级分化过程中的酋长和头人青睐，被当地主动引入，从而得以广泛流传。
铜鼓传入印尼后，经历了深刻的本土化改造。黑格尔类型铜鼓在印尼被视为神圣器物，仅限于敬神、祭神等庄重仪式，可追溯至中国云南中西部的万家坝型。而非黑格尔类型铜鼓则是印尼人在长期沿用基础上的创新，其中莫科鼓广泛应用于人生礼仪、建房、丧葬等世俗场合，实现了铜鼓功能从神圣向日常的拓展。贝静鼓作为连接黑格尔类型与莫科鼓的中间类型，既揭示了印尼铜鼓的源流脉络，也证实了其在当地的创新发展路径。
不同于许多沉睡的文物，铜鼓在印尼一些边远小岛上至今仍在使用。李富强表示，这种功能的分化与拓展，恰恰说明铜鼓文化已在当地深度扎根，融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力。
《中国—东南亚铜鼓·印度尼西亚卷》是“中国—东南亚铜鼓”系列丛书之一。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成果、“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一带一路”出版合作典型案例，丛书共10卷，由中外专家以中文、研究对象国文、英文三种语言共同编写，系统、完整展现了铜鼓在流变与融合中赓续文明、互鉴共生的历史全景。
印尼是万岛之国，铜鼓文化极为丰富。历史上，印尼人民在吸收外来铜鼓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本土类型：器型上，发展出莫科鼓与贝静鼓等新形态；纹饰上，大象、椰子树等热带元素取代了传统的云雷纹与翔鹭纹；功能上，从敬神祭神的圣物，渗透进建房、丧葬、人生礼仪等方方面面。
为获取第一手资料，李富强带队先后赴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多国开展田野调查。他们既要长途跋涉，还需应对水土不服、气候多变、医疗落后等挑战。李富强回忆，初抵阿洛岛时，他因高烧多日几近昏厥，当地合作者守在病榻旁，既忧心他的安危，又不愿错过那面罕见铜鼓的拍摄时机。而在苏门答腊村寨，长老敲响莫科鼓为一行人祈福，那鼓声仿佛在诉说着族群与铜鼓的血脉相连。
多年的辛苦最终凝结为这部沉甸甸的著作。李富强心绪难平：既有长路跋涉终见果实的踏实与欣慰，也有千年鼓声被重新聆听的敬畏与感动。他表示，自己所做的不只是学术记录和学术探索，更是为一段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架桥：“倘若读者能从书中读出这份来自田野的真切与厚重，感知铜鼓如何在交流互鉴中生生不息，并由此思考文明传承的多样路径与现实责任，那一切付出便都值得。”
《中国—东南亚铜鼓·印度尼西亚卷》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成果，收录了大量田野调查获取的铜鼓高清影像，承载着厚重的学术价值和文化内涵，只有顶尖的印制工艺，才能精准还原铜鼓的肌理纹饰与历史质感，让千年铜鼓文化以最鲜活的形态呈现给读者。
责任编辑卢秋韵至今记得2016年接手丛书时的感受：“我面对的不再是普通的图文书稿，而是沉甸甸的文明印记。”她始终相信，一本好书，不仅要有好的内容，还要有能够承载这份内容、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形态。编辑、设计、印制团队也从一开始就达成了共识：必须通过印制工艺赋予学术以温度，还原铜鼓研究蕴含的那份“历史的质朴感”。
为确保铜鼓文化内涵得以完美呈现，出版社在项目启动之初便构建了全流程质量管控体系，成立由社领导牵头的专项攻坚小组，将质量标准前置到选题策划环节，确立“学术内容100%精准还原、工艺细节极致打磨”的核心目标。在内容编审阶段，编辑扎实查阅两国历史典籍与学术论著，厘清印尼铜鼓的源流，对专业术语、学术论证及文物图片进行细致确认与编校，并邀请外审专家对书稿外文部分专项审读，确保内容严谨准确。在印制筹备阶段，针对该书图文量大、多语种对照的特点，联合印厂反复论证，科学选用纸张、油墨与装帧工艺，通过三次打样精准还原铜鼓纹饰细节。同时严格执行印前质检与全程驻厂监印，成品按不低于30%的比例随机抽检。
“印尼卷”采用8开锁线精装加方背设计，书籍挺括稳固，经久耐用，充分满足学术研究与收藏鉴赏的双重需求。封面选用灰色PU皮，恰如出土青铜器在漫长岁月中自然氧化后呈现的“青铜灰”。封面主体纹饰采用高精度起凸工艺，触感仿佛在触摸一面真实的铜鼓。封面文字选用烫哑金工艺，光泽内敛而不张扬。内文优选高端特种纸，配合高保真四色印刷技术，铜鼓纹饰的每一处细节都纤毫毕现，实现了学术严谨性、文化厚重感与阅读体验感的高度统一。
2026年初，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东南亚铜鼓·印度尼西亚卷》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印刷复制奖。这是出版领域的重磅奖项，标志着该书获得国家层面的认可。广西人民出版社社长唐勇在采访中表示，这部书是对广西人民出版社“内容与工艺双优”理念的生动践行，好内容需要好工艺来承载。
铜鼓是中国与东南亚共有的文化遗产，却长期缺乏系统性研究成果。2013年，恰逢中国—东盟博览会举办十周年，广西人民出版社以超前眼光启动《中国—东南亚铜鼓》系列丛书。时任社长的卢培钊提出：铜鼓作为共同的文化纽带，中国有责任牵头完成这一系统性工程。这一决策，精准预判了“一带一路”倡议下文化互联互通的迫切需求。
这类投入大、周期长、回报慢的学术出版项目，很难用短期市场收益来衡量。广西人民出版社的策略是：以重点项目带动品牌建设，用品牌建设反哺学术出版，同时积极争取国家出版基金、对外翻译资助、版权输出等多元支持。他说：“有些书不是为了‘卖得好’，而是为了‘留得住’。铜鼓研究一旦断档，就是全人类的损失。”
社长唐勇将这套丛书的核心竞争力概括为三个“独一无二”。
其一，全景式的跨国视野独一无二。丛书覆盖整个铜鼓文化圈，从中国南方到东南亚各国，再到欧美、日本的馆藏铜鼓，10卷本实现了全球铜鼓文化圈的完整覆盖，打破了此前研究“各自为战”的局面。
其二，中外协同的学术格局独一无二。每卷均由中外专家联合主编，组建跨国课题组开展田野调查，既保证学术严谨性，又实现多元视角碰撞。
其三，学术性与传播性的深度融合独一无二。丛书采用中、英及对象国语言三语对照，由资深教授担任翻译，在术语选用与文化内涵传达上确保准确性，配合高清图文与精美装帧，兼顾学术研究与普通阅读需求。
丛书已出版各卷中，多卷实现版权输出，老挝卷曾作为国礼赠予各国政要，在东盟国家产生良好社会影响。更重要的是，丛书首次将中国南方与东南亚铜鼓进行系统性并置与互观，为理解亚洲青铜文明和区域文化认同提供了三个全新视角：
第一，展现完整脉络。清晰呈现铜鼓从中国南方起源、传播至东南亚并在传承中融合本土特色的历程，证实亚洲青铜文明通过迁徙、贸易与交流实现了相互借鉴。
第二，重构认同语境。呈现中国与东南亚和而不同、共生共荣的文化关系——既有共通的文化基因，又有各自的本土特色。
第三，提供协同视角。丛书没有单向强调中国铜鼓的影响力，而是以平等互鉴的姿态，既呈现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辉煌，也尊重东南亚各国的文化创造，让铜鼓承载的共同精神信仰成为拉近各国民众心理距离的文化纽带。
20世纪末以来，广西人民出版社立足区位优势，持续深耕中国与东盟文化交流主题，先后打造了“中国—东南亚铜鼓”“丝绸之路上的东南亚文明”“走进东盟”等系列精品，以系统性的出版实践参与世界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展现了地方出版社的全球视野与学术担当。
这份积淀为未来规划奠定了坚实基础。唐勇表示，丛书出版正按计划稳步推进，预计2027年完成越南卷、欧美及日本馆藏卷、中国卷（云南、贵州、四川）及广西卷的出版，实现对全球铜鼓文化圈的完整覆盖，巩固中国在铜鼓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在此基础上，出版社将进一步深化与东南亚出版及学术机构的合作，推动本土化出版与传播，并借助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等平台持续推介。同时，探索学术成果的衍生传播路径，开发文创及数字化产品，联动“丝绸之路上的东南亚文明”“走进东盟”等成熟系列，形成特色鲜明的出版矩阵，以品牌化出版搭建中国与东盟民心相通、文明互鉴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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