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张国功专栏】“一百四十三个是与非”，作者评论的对象，大多是1949年以后编纂出版的辞书，也包括少量苏联辞书的中译本；大多数是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专科词典，也包括自身主持编纂工作的《辞海》。
巢峰近影 朱志凌摄
参与四版《辞海》修订编辑部领导工作、历经四十载《辞海》春秋的资深出版人，中国辞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编辑学会顾问，上海辞书出版社原社长，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以及其他林林总总辞书巨著的具体践行者，有着如此丰富的辞书出版经验的巢峰先生，在躬行实践同时不断地进行理性的思考与总结。如果说，此前出版的论文集《巢峰辞书学论稿》（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相对宏观全面、兼顾理论地展示了巢峰的辞书学思想体系，那么，《辞书记失——一百四十三个是与非》（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则以一种“小题大做”的札记体形式，通过“记失”与反思的方式，有趣、有料、有思想地记录了他在辞书学方面涓滴成河的探索细节、蚌病成珠的思考过程； 而其所折射出的，既是辞书编纂者求索真理的心路历程，也是当代中国社会进步、思想解放的历史轨迹。
“在真理的长河中探索前进”
“记失”涉及辞书编纂与出版的各个层面，其中有对具体知识性错误改正过程的记录，还有释义前后矛盾、以偏概全、词条漏收、领头条目缺失、不释本义、概括失当、文风欠简明、引文不当等辞书体例问题的专业性思考；而更为主要也更为精彩的内容，是以辞条释义存在的得失为症候，发掘其背后的社会历史因素，剖析当代中国文化思想观念复杂的变迁轨迹。
辞书释文首重客观性。不正常的政治文化语境，经常对辞书这一基本要求肆意扭曲。巢峰对此多有反思。苏联《简明哲学辞典》“新黑格尔主义”释文中充满如“凶恶敌人”、“一小撮反动分子”、“法西斯主义依靠着新黑格尔主义，力图‘从理论上’来论证自己仇视人类的思想”一类文字。巢峰指出辞书的任务是为读者提供知识，而谩骂不是战斗，更不是知识。（《怎样写“新黑格尔主义”的释文？》）真正有品格的辞书，应该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毛泽东曾借用资产阶级政治家说过的“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强调共产党要领导人民同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进行坚决的斗争。《干部哲学辞典》“斗争哲学”条认为这并不说明毛泽东赞成用“斗争哲学”概括党的世界观。巢峰则举出毛泽东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和开展长达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张“革命”要七八年再来一次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文革”等运动不休等历史事实，说明毛泽东是肯定“斗争哲学”的，辞条不必为尊者讳。（《关于“斗争哲学”》）《哲学小辞典》“孝悌”条认为孝悌“是一切反动阶级维护统治的思想工具，是欺世惑众的谬说。……孝悌之道，腐蚀群众，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极端反动的”。巢峰针锋相对地批驳：“提出孝悌之说，早于无产阶级专政两千多年，居然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不知从何说起！‘文革’中，因为开展对孔子和包括‘孝悌’在内的孔学的大批判，大造孔子和孔学的反，助长了儿子造老子的反、弟弟造哥哥的反、妻子造丈夫的反，以及亲属之间相互揭发，相互造反。从而，天下大乱，家庭大乱！‘文革’结束了，但它带来的后遗症却并未随之结束。父子反目、夫妻成仇、兄弟不和，同事、师生、亲属决裂者不计其数。”（《说“孝悌”》）《辞海》第六版“资产阶级道德”条肯定其自由、平等和人道主义的进步意义，但仍然强调它常表现为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这种认识虽有进步，但仍然不深不透，我们仍然需要摆脱传统影响，学会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关于剥削阶级的人生观》）
辞书的进步性，根本体现在它对于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与尊重，为推动人类进步提供知识支持与精神动力。以经济学内容为例，多处“记失”札记，充分反映出巢峰对生产力的重视。他指出哲学史、经济学史上都没有“唯生产力论”这一术语，而“四人帮”却荒谬地将其列入 《哲学小辞典》。（《关于“唯生产力论”》）《中国大百科全书》《辞海》等辞书都说社会基本矛盾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两对矛盾。巢峰通过对经典文献的辨析与历史的总结深刻地指出，在“大跃进”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特别是在“文革”中，在农村中搞“穷过渡”，大批“唯生产力论”，提倡“政治挂帅”，提倡“个人崇拜”等，究其理论原因，概出于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拔高为社会基本矛盾。“否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唯一的社会基本矛盾，就可以脱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从上层建筑角度分析阶级形势；就可以把政治思想因素塞进阶级标准中去；就可以肆意扩大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就可以推行个人迷信和个人意志；就可以制造一个‘党内资产阶级’；就可以‘抓革命促（实际上是‘压’）生产’；就可以任意批斗、吊打和迫害广大革命干部、知识分子甚至一般群众；就可以为天才论、造神运动开辟道路。”（《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商榷》）辞书的义例往往蕴含着隐幽的思想倾向与史观，巢峰往往一针见血地发覆其存在的思想混乱等问题。《毛泽东思想辞典》“三不主义”条最后说：“实行这一方针，能够广开言路，使人民消除顾虑，解放思想，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从而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巢峰敏锐地指出，这种释义，让人感觉提出“三不主义”后，党内和社会很快形成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事实上，“1959年底直至‘文革’结束，经过反右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四清’等运动，前后长达十七年之久。这个时间段，恰好是大抓辫子、大扣帽子、大打棍子的时代，而该条只字皆无。”1962年，大讲“三不主义”，结果却是钓鱼的诱饵。（《关于“三不主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词典》将“急于求成”释为“指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产生的一种‘左’的错误倾向”，作者指出这不仅存在宽义窄释，还有将“急于求成”这一远非决定性因素概括“左”倾错误的不当。（《“急于求成”与“左”的错误》）
至于当代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诸多词语，如“计划经济”、“市场”、“市场经济”、“改革开放”、“阶级斗争”、“社会学”、“杨度”、“抗日战争”、“遵义会议”等在条目设置与释文等方面出现的变化，《辞书记失》中皆深入进行知识论考察，剖析其背后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
这些辞书得与失的记录与探讨，按照巢峰总结性文章的名称，充分反映了当代中国人“在真理的长河中探索前进”的历程。
政治经济学滋养的出版人精神
“辞书记失”，不仅是一组别开生面的辞书评论与研究，其与当代西方史学中流行的概念史、观念史、词语史方法也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巢峰“记失”所依赖的理论资源，主要是经典的政治经济学。作者少年参加革命，没有受过正规的学院教育，但终身自修政治经济学。在高校云集的上海，巢峰以一出版人的身份长期担任上海经济学会会长，可见其政治经济学修养的深厚。与当下“现代性”、“文化研究”等流行理论相比，政治经济学也许不够时尚、不够超脱，但正因其自觉密切结合现当代中国社会所铸就的实践性品格、问题意识，不流于凌空蹈虚，而自有其厚实稳重的理论品格，值得今天的出版人深思。
按照出版史学者的分析，可以将二十世纪的中国出版人大体分为五类：第一类是民主主义者、爱国主义者，如章锡琛、张元济等；第二类以邹韬奋为代表，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 第三类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以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等领导或参与出版的中共早期领导人为代表；第五类出版人则以“文革”后大学生、跨世纪出版人为主。第四代或曰第四类出版人，以王益、陈翰伯、王子野、许力以、边春光、陈原、王仿子、宋木文、刘杲等为代表。他们大多是新中国成立后从事新闻出版领导工作的。“这部分文化人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同时又有较高的出版编辑能力，有丰富的出版文化实践经验，在本行业中，他们大多是有胆有识的领导者。”社会政治环境对出版人的造就，影响极大。“左”的政治路线之下，他们亦曾迷失或被一定程度地扭曲。及至改革开放，他们重回出版文化原来的位置，很快以文化的眼光和经济产业的眼光来看待和审视出版行业，由此推动中国出版文化的功能得以恢复，出版文化人的视角发生改变，出版行业的理论水平和思想水平随之提高。按这个代际标准来划分，十四岁从军、1954年起从事出版与管理工作，从新四军的小战士到知名出版人，巢峰无疑属于第四类出版人。这不仅是因为年龄、经历的同步，更在于那一代出版人知识结构、文化气质与思想风貌的鲜明特色。以新时期以来的个人思想探索历程来说，巢峰的理论思考与出版实践，与新时期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回春转暖几乎同步：1978年8月21日，《文汇报》整版发表巢峰的 《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吗》，否定“阶级斗争为纲”。1978年底《辞海》新编启动，虽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刚结束、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报告出台，但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以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是非得失，并无明确说法。如何处理这些相关词条，是摆在辞书人面前的大难题。在上级指导意见迟迟不出台而编纂工作不容坐等的情况下，巢峰组织《辞海》编辑部多次讨论，并最终由他动手起草，经主编夏征农审定，形成了当代辞书史上著名的《〈辞海〉（合订本）处理稿件的几点具体意见》八条三十九款。其精神，即在于大胆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说法。1980年，巢峰的《社会基本矛盾有两对吗》 再次直面重大理论问题，提出“如同世界本原只有一个（即物质）一样，社会的基本矛盾也只能有一个，这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只有承认这一点，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到底，避免天才论、个人崇拜和造神运动”。1981年，巢峰发表《不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一文直陈：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发达的社会主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绘制了不发达社会主义的蓝图，而“左”倾错误违背了不发达社会主义的道路。出版家兼经济学家的陈昕曾分析，作为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巢峰最重要的经济学论文，大多发表在拨乱反正年代。“他以独立思考的理论勇气、敏锐犀利的学术洞察、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对经济社会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论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一文，针对“生产关系决定论”的观点，大胆提出“生产力中人与物的内在矛盾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而生产关系的作用只是生产力发展的外在动力”的颠覆性观点。1980年发表的《谈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一文，联系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受大破坏的情况，分析了违背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会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乃至经济危机，甚至出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变质的严重后果，因此提出“国民经济既要制定生产计划，也要制定生活计划”，“实行体制改革，使公有制企业直接面对市场，对消费者负责”。巢峰是老一辈学者中较早将消费列入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学者，“消费是生产的终点，生产必需在消费中完成”，“消费是生产的目的，背离目的的生产就会导致经济危机”。可以与这些理论文章相互印证的是,《辞书记失》 中的不少篇什，同样反映了巢峰重视消费研究的经济学思想。《辞海》前五个版本受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影响，对“政治经济学”释义时将交换和消费排除在外，而直到第六版才得到更正。巢峰在札记《怎样为“政治经济学”下定义？》中对其进步意义大加肯定。
巢峰说自己是一个出版工作者，学习政治经济学主要是为了出版工作的需要。从1980年代强调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国民经济计划安排要以人民生活消费为出发点；到1990年代发表 《出版经济》《出版物的特殊性》《图书是一种完全的商品》《市场经济与出版改革》《图书效益论》等，自觉建构出版经济学，强调认同与维护图书的商品属性；再到2005年前后，以《中国图书出版业的滞胀现象》《中国图书出版业的滞胀现象是周期性必然性生产过剩危机吗？》等宏文尖锐地提出中国出版面临“滞胀”即“膨胀性衰退”的风险，巢峰重视消费者的经济学思想一以贯之。
正是因为自觉将政治经济学用以指导出版实践与研究，使得巢峰的理论追求充分体现出其“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科学态度与探索精神。还值得指出的是，以“记失”的方式剖析自身职业生涯的是与非，还从一方面反映了巢峰们追求真理、解放思想心路的复杂与艰难，以及其光明磊落的批判精神。——这一代出版人也许曾经迷失过，但依靠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理支持与精神鼓励，他们很快清醒过来，以理性的头脑进行深刻反思，不惮于以“记失”的姿态进行自我批判与清理。这是巢峰那一代人的可爱与可敬之处。
出版人最重要的是要有思想
“一百四十三个是与非”，作者评论的对象，大多是1949年以后编纂出版的辞书，也包括少量苏联辞书的中译本；大多数是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专科词典，也包括自身主持编纂工作的《辞海》。评论的内容，不仅有释文的思想性、知识性、科学性、客观性等辞书编纂的理论性问题，也包括少量思辨性问题。思辨的重心，是作者所经历的“文革”前后中国思想变化在辞书中的反映。“文革”时期，政治的堕落、思想的混乱，导致文化建设的扭曲。及至改革开放，国人迫切需要进行思想清理，直接体现于大面积词条的正名。这种对辞书得失的思想史梳理，既需要读书得间的考据功夫，更需要融会读书、阅历与独立思考而成的思想深度。在普通读者如我等看来，正是这些思辨性札记中忧愤深广的思想批判，充分展示了巢峰那一代出版人的思想家气质。一册《辞书记失》，不仅是出版界、辞书界业务学习与思考的典范，也堪称现当代思想史研究的必读书。
出版人如何对社会与历史发言，一向见仁见智。近现代以来，“为他人作嫁衣”的价值取向、编创分离的社会分工趋势以及让知识分子噤若寒蝉的政治运动，使得中国的编辑出版群体一向习惯隐身于书稿与书斋之后，通过编辑出版的书籍来默默地进行文化启蒙、影响社会进程，而普遍放弃自身在社会文化进程中的“现场亮相”与“直接发言”。不过，在出版人群体中，我们庆幸仍有诸多前辈“破门而出”，以朱笔为人作嫁，以蓝笔撰文自娱，既以编辑出版活动践行职业理想，还以立言的方式进行自己的思想建构。总体看来，出版人留下的林林总总的文字，真正能流传久远的，不在于其是否记录了多少学林书坊的逸事趣闻，不在于其是否称得上风光的名人交游录，而根本在于文字是否蕴含有编辑出版生涯淬厉而成的思想之光。举其大者，我们看过陈原的社会语言学著述，钟叔河、朱正与钱伯城的文史随笔，曾彦修的杂文，等等，都反映出出版家的思想家气质，折射出他们独特的知识分子底色。陈原的文字称得上百科全书式，但一以贯之的是浓郁的思想启蒙意识。钟叔河被劳教十年，被批“坏就坏在有思想”。曾彦修对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命运的思考，体现了知识分子独立的判断。近年，上述第四代老出版家中，不少人相继推出了自己的文集、回忆录等，如刘杲《我们是中国编辑》、宋木文《八十后出版文存》、曾彦修的《平生六记》等。按照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们大多没有接受专业系统的学院化学习，但独特的革命经历、起伏的人生命运，把他们锤炼成了深刻的思想者。因为成长于革命战争年代，有丰富的出版文化实践经验，做过不同类型的领导工作，因而多能以其丰富的人生经历来思考历史、中国的命运。这种境界与眼光，固然给那个时代的出版领域赋予了明显的政治色彩，但拓展了出版人的宏阔视野，提升了出版物的凝重品格。他们既以老一代革命出版家的实践方式参与文化思想缔构，影响时代进程；同时又热切地以文字记录个体与社会的发展心路。言为心声，他们的文字，亦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气质。其话语表达方式，也许不够精致，但质朴中有着一种真诚与力量；更说不上前沿性，但平和之中自有一份深刻与凝重。总体上说，他们的文字，真正称得上如亦曾担任出版社领导工作的同代学人王元化所倡导的“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
从革命年代以出版服务政治、新时期以出版推动思想启蒙，到市场经济年代思考出版与民生关系，以政治经济学为思想资源的巢峰那一代出版人从来没有放弃其关怀社会、直面现实、心忧天下的追求与担当。与此相比，今天的出版人无疑更为“务实”。在产业、市场、创意、新媒体、经营等业务细节方面，今天的出版人也许早已经超越了前辈。林林总总的出版物中，也许并无巢峰前辈笔下那些今天看起来有些幼稚的失误、迷失可记。但值得反思的是，为什么我们总说这是一个思想贫乏、“无书可读”的时代？“钱学森之问”重重地拷问着包括出版人在内的整个社会。在出版业发展转型为文化大产业的时代，经济与技术的力量，使出版进步太多；但无可讳言，发展之中，出版业也丧失了一些本质的东西。比如，多元出版、文化消费主义之中，多了些趣味与娱乐，却少了些风骨与品格；从业者钻进了狭窄的钱眼，而少了对国家民族的深切高远关怀；技术重塑了出版的面目，但亦稀释了文化内容。从今天看来，对这种畸轻畸重，巢峰那一代出版人往往有着更为辩证的把握、更为理性的坚持。说到底，出版家最重要的是要有思想。正是将个人兴趣、职业行为自觉置于国家命运、社会进步的视野中进行思想探索的勇气，提升了革命出版人的思想境界。这，也恰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成长起来的编辑与前辈的根本差距。如果说巢峰们的“记失”更在于省思当年曾经无奈经受的政治迷失，那今天出版人应该反思的，更在于文化娱乐、消费主义、市场经济等时代泡液中可能不自觉滋生的思想平庸。
原文标题：巢峰：出版家的思想家底色
(本文原载于：2014年10月10日《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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