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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诞而温柔的第四人称讲述者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加·托卡尔丘克《怪诞故事集》编辑手记

作者:李灿   2020年09月07日   来源: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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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编按】作为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尔加·托卡尔丘克与浙江文艺出版社有怎样的关联,她的小说艺术以及在建构生命经验和意义上有怎样的思考,且听浙江文艺出版社编辑细细解析她心中的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2019年10月10日,是新一届诺贝尔文学奖宣布的日子,这一天本和我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因为9号这天我们刚在北京鼓楼西剧场举办了一场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莫言与勒克莱齐奥先生的高峰对谈,10号晚上,勒克莱齐奥先生夫妇和几位朋友便约在晚饭间要一起见证新一届诺奖得主的诞生。那天,来自法国的出版人菲利普·瑞先生很激动,因为他出版的几位作家都在赔率榜前列,当诺奖宣布人在手机的直播里出现的时候,大家纷纷放下了手中的筷子,屏息凝神,直到我听到了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名字……

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惊讶,19年初我们刚刚购得托卡尔丘克两部作品的翻译版权,虽然托卡尔丘克是我非常喜欢的波兰作家,也间或想过她也许有一天会获得诺奖,但在当时,这位神秘的波兰作家的作品被译介进入英文世界的并不多,也并非诺奖赔率榜上的热门人选;但紧接着是欣喜,因为荣获诺奖也意味着托卡尔丘克将被更多世界范围内的读者认识,她笔下那个微妙而庞大的文学宇宙将向更多人敞开。

当时我们社引进的两部作品便是近期上市的这本《怪诞故事集》,以及9月即将出版的《糜骨之壤》。诺奖公布之后我们又取得了托卡尔丘克其他七部作品的独家版权,包括诺奖委员会特别提到的《雅各布之书》,长篇小说《最后的故事》《世界坟墓中的安娜·尹》等,这九部作品全部从波兰语翻译,将在未来两年间陆续出版。

同许多读者一样,作为一个非波兰文学专业领域内人士,我对托卡尔丘克最初的了解始于易丽君、袁汉镕先生翻译的《太古和其他的时间》《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但在此之前,波兰这片我从未踏足过的,历史上承载了诸多苦难和不幸的土地,在我的心中一直是一片培育了许多伟大心灵的圣地: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蓝白红三部曲”《十诫》曾让我们这代年轻人在很多个夜晚废寝忘食;写下“一切都将在一瞬间闪现、爆炸、崩散”的流亡诗人米沃什,“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过不写诗的荒谬”的辛波斯卡,“这就是我的一生,作为鸟的标本学习飞翔”的扎加耶夫斯基……我经由他们的文字认识波兰,触摸人类历史那些或光明或黑暗的瞬间,而遇到托卡尔丘克,又为我打开了一种新的维度,去审视我们的当代生活。

托卡尔丘克打动我的,不是所谓的“魔幻”或“现实主义”,也是不文学技法层面的新鲜尝试,而是潜藏在她跨越边界的想象力、隐喻,和对寓言、神话、史诗的自由连接背后的,一种更开阔的世界观,更宏大和广阔的文学视野,和对于文学本质的深刻认识。正是因此,在托卡尔丘克的注视下,在她的文字之间,一切物质的与非物质的东西都有了生命,人不再是万物的主宰,自然也不再是被凝视和支配的他者。有一种东西,在世间万物之间无声地流动着,它来自“太古”,它也穿梭于“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它更是蕴藏于这本《怪诞故事集》里的每一个微缩宇宙之间。

在文学类图书出版领域似乎一直有一个不成文的共识,即长篇小说总是相对中短篇小说集更容易获得读者和评论家的青睐,也更容易拥有市场。人们往往认为,长篇小说容纳了更复杂的叙事,更成熟的人物结构,涵盖更深邃的主题和更丰富的细节。如果我们不泛泛地去讨论这一对立是否成立,仅从托卡尔丘克的创作来说,她的中短篇小说的魅力丝毫不减于她的长篇小说,甚至她也曾在多部长篇小说里尝试以碎片拼贴的形式,打破长篇小说惯用的线性叙事,形成某种有趣的“散点透视”。而在小说集《怪诞故事集》里,十个看似毫无关联的故事,又似乎成为了散落在一个具有某种隐秘统一性的世界各个角落里的零光片羽。

看到《怪诞故事集》的标题,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中国古代的志怪小说,或者卡尔维诺编选的十九世纪《怪诞故事集》。然而这本书和前两者都有所不同,卡尔维诺使用的“怪诞”一词原文是意大利语的fantastici,它更接近英文的fantastic;而托卡尔丘克的《怪诞故事集》原波兰语为bizarne,更近似于英文的bizarre。如果说“志怪”或哥特式的“怪诞”是在人类社会科学和理性精神尚未发展到成熟阶段之时,对人所不能认识的那个世界通过想象力进行表达,是人的内心恐惧和隐忧的投射,抑或自我训诫的需要;那么托卡尔丘克笔下的“怪诞”,更多是在描摹某种被异化的“真实”,是对二十一世纪全球化时代语境下,大规模复制生产、信息爆炸和大数据的时代下人的处境的思考和回应:工业文明和资本经济疾速发展给人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改变?高度同质化的社会生活对人类意味着什么?战争、环境污染在怎样侵蚀着人的灵魂世界?人工智能、克隆、器官移植等关乎人类伦理的技术发展会把人带向哪里?而文学,又将在这一切进程中承担着怎样的使命?

托卡尔丘克在她领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温柔的讲述者》中,曾直言不讳地提出:“这个世界出了问题。”是怎样的问题?托卡尔丘克提到了三个方面:首先,我们淹没于众声喧哗的第一人称叙事,“缺乏讲述世界的新方式”,这种第一人称叙事将“我”和世界对立起来,人们普遍的共情和隐喻的维度逐渐从文学叙述里退场;第二是资本主义市场化运作带来的文学类型化,而类型化、模式化限制了写作的自由,将离经叛道赶出了艺术创作;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泛滥、互斥的世界之中,而这种信息的容易获得并没有如十七世纪的教育家考门斯基梦想的那样,使人们都能理智而智慧地生活,恰恰相反,大量互斥的信息、谎言在毁掉虚构小说的生命力,毁掉人们经由事件去形成自我生命经验的能力,毁掉人类专注的能力。结果便是:人的灵性在消失,或者变得肤浅和仪式化。

而文学在建构生命经验和意义,在表达人的命运方面恰恰起着重要的结构性作用:“只有文学才能使我们深入探知另一个人的生活,理解他的观点,分享他的感受,体验他的命运。”因此托卡尔丘克提出了她的梦想——一种“第四人称讲述者”:“他有能力使作品涵盖每个角色的视角,并且超越每个角色的视野,看到更多、看得更广,以至于能够忽略时间的存在。”这也是托卡尔丘克贯穿于她所有作品的宏大野心和世界观,即建立万事万物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普遍联系,超越于人封闭的视角,以新的维度去书写世界经验。

《怪诞故事集》的第一篇《旅客》,就以类似鬼故事的形式,讲述了这样一个“看”与“被看”视角互换,并且超越了时间的故事。一个人在童年时,总是在夜晚看到房间里有一个灰暗的人影在打量他,人影中闪烁着一个红点,是点燃的香烟的尾端。直到他年过六旬,有一天站在窗前,燃着一根烟,才突然意识到童年时看到的恐怖身影正是老年的自己。衰老的自己一直在看着少年的自己,而自己却未曾得知。作者讲述这样一个故事,显然不是要探讨鬼魂是否存在,而是以此建构了一个极佳的隐喻,即人们受视角局限,往往只能看到自己注视的东西,并不能真正理解那些在看向我们的东西,恐惧便来自于此。

《变形中心》和《拜访》两篇都设定在未来世界,但正像托卡尔丘克批评的文学类型化给创造空间带来的损害,我也不想只以科幻小说来界定这两篇故事,从而把它们匡进某种特定的阅读期待中。在《变形中心》的世界里,人和自然已经过度剥离,许多人虽然过着秩序井然的生活,但已经在丧失情感的能力,过着冷漠而疏离的生活。小说的主人公去变形中心探望做了变性手术,选择变成一只狼的姐姐。姐姐大部分时间都存在于主人公的叙述里,直至结尾,才以狼的形象出现在变形中心湖对岸的森林里。

这正是对托卡尔丘克在演讲中提到的“世界正在消亡”这一问题的回应。“世界正在变成事物和事件的集合,一个死寂的空间,我们孤独地、迷茫地在这个空间里行走,被别人的决定控制,被不可理喻的命运以及历史和偶然的巨大力量禁锢。”在《变形中心》里,对抗这种被辖制的、死寂孤独的命运的方式,是姐姐选择了跨越生命体之间的界限,回到森林里,从人类世界的对岸寻找灵性。

《拜访》一篇讲述了一个由“爱工”家庭组成的世界。“爱工”是一种类似人工智能的存在,为人类提供劳动和服务。“爱工”需要遵循几项原则,比如不能对视、屏蔽情感、不可独处等。“爱工”的世界优雅、有序、缜密,也同时乏味、冷漠。相比起来,“爱工”家庭里唯一的人类阿尔玛反而成了粗俗、混乱、无序的。在这一篇里作者似是要表达,世界本就是由秩序和无序的力量博弈构成的,滑向任何一极,这个世界都会出问题。

同样地,《绿孩子》的故事虽然发生在十七世纪,呈现的也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世界。由于人的贪欲、杀戮,战争肆虐,自然被破坏,大地布满伤口。然而在这篇小说里,作者留下了希望的可能——“绿孩子”。他们通体绿色,通过光合作用获得养料,没有过多的欲望,不需要建立遵循社会规则,甚至他们做的梦都是相通的,所以永远不会感到无聊。绿孩子来自自然,也仿佛自然治愈千疮百孔的人类世界的解药。

关于希望,托卡尔丘克在《万圣山》这篇里的表达变得模糊起来。《万圣山》讲述一个身患绝症的心理学研究专家,受邀来到一个山上的研究所,针对这里一群来路不明的孩子们,进行一项关于他们未来发展可能的研究。主人公被安排住在山脚下一座古老的修道院,在探究这座神秘修道院的过程中,她发现了被供奉在修道院的木乃伊,并由此揭开了一段关于圣体买卖的阴暗历史……在小说蜿蜒铺展的线索中,直至结尾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群孩子是由当年的圣体克隆而来,然而克隆是否能复苏圣体中的灵性或神力,抑或这本身就是一场荒唐的自欺欺人的实验?我们不得而知。

像《万圣山》一样,这本故事集里的多篇小说结局和因果链条都是开放性的,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作者有意设置了许多留白,这些留白正如生活的本来面目,充满了偶然性、不确定性,开放性和荒诞性。生活从不是仅由理性和情感构成的完美的叙事闭环,它由无数的碎片构成,而文学的作用,讲故事的意义,正是“赋予世界微小碎片以存在感”。

从这个意义上讲,托卡尔丘克的小说艺术,她对文学在重构经验之价值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的强调和呼吁,使我想起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里对于经验贬值时代的感慨:“讲故事的艺术行将消亡,因为智慧正在衰亡灭绝”“头顶上苍茫的天穹早已物换星移,唯独白云依旧。孑立于白云之下,身陷天摧地崩暴力场中的,是那渺小、孱弱的人的躯体”。托卡尔丘克用十个开放性的故事,书写着这片苍穹下或温情或脆弱,或怪诞或日常的人类经验,没有人能够回答未来会走向哪里的问题,但讲述本身,就在让生命获得意义,让人与人的命运之间获得连接。正如《旅客》里那个看不到自我而心存恐惧的人,当你看到他人命运和情感的那一刻,你才能看见真正的自己。而这也正是重新认识这个世界的开始。

【本文首发于《解放日报·读书周报》8月15日刊】

 

(责编: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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