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我：黎东方回忆录（1907—1998）》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1年6月版 39.00元
关于黎东方，大约有两件事广为人知。首先是其“细说中国历史”系列著作。他将中国正史用白话文表达出来，畅销数十年不衰，成为通俗史学中的经典。其次是他从抗战时期起在大后方公开说书讲史的轶事。他放下留洋博士的身段，在戏院卖票，开讲“三国”、“慈禧”、“战国”等史事，一时间听者如云，数日间便由不名一文而赚得钵盆皆满。1949年末他最后一次演讲，门票费用使他得以包下一架飞机，满载书籍和家人，离开贵阳绝尘而去。
然而，在黎东方的回忆录《平凡的我》中，对这流传颇广的两件事却没有大书特书，也未提供更多的独家细节。或许是黎东方意识到他论史学功底和造诣，无法和钱穆、陈寅恪等大家相提并论，其通俗化的史学，面向的是中等教育以上的大众，而非历史学界；他公开讲史，虽然并非为了敛财，但是毕竟和江湖上的说书人相类似，与大学教授的身份未必匹配。因此，黎东方仅仅将这两件事作简略叙述，一笔带过，十分自谦地将自己定位为“平凡的我”，着重笔墨于出生、求学、成长和任教过程中的诸多琐碎杂事。
虽然是琐碎杂事，却可以看到，黎东方的生平极具戏剧性。求学时，他报考各级学校数次败北；辍学清华后自费留法读书，险些无法拿到学位；回国任教，在北大清华屡被学生反对；转到中山大学，因参加学潮被学校处分；做贵州大学历史系主任，不久便河山变色无法继续；到美国工作，教职常朝不保夕，不得续聘；辅助林语堂建立南洋大学，未及开学而发生变故；最后，辗转到国民党系统的政工学校及中国文化大学，才算勉强安定。其间，他又遭遇婚变等事，常常生活窘迫，穷困潦倒，贫无立锥之地。尽管生存于国家贫弱、民族危机、非生即死的大时代，“颠沛必于是”是学人的普遍宿命，但如黎东方这样一生坎坷，起落不定者并不多见。
按照通常理解近代学人的所谓“救亡”和“启蒙”、“学术”和“政治”的几重标准，似乎很难将黎东方归类。黎东方民族意识颇为强烈，也暗中帮助过抗日志士，但也未见其有进一步的“救亡”举动。近代以来所有重大的文化启蒙运动，他也没有躬逢其盛，因此并不存在一方压倒另一方的问题。
不过，若以知识分子的标准来衡量，黎东方却很够资格。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认为，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自甘边缘化，不做权力的附庸，保持独立人格。黎东方正是如此。按照政治倾向而论，他站在国民党一边，若论从政，也有过多次被胡汉民、孔祥熙、陈立夫提携升官的机会，但是，他并非趋炎附势之人，几乎每次都坚决拒绝，甘愿在文化机构扮演一些闲云野鹤的边缘角色。主动疏远于权力，是黎东方值得称道的一个可贵品质。
黎东方那一代知识分子，到今天若仍能为人们所记，具备独立风骨固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大多还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道德魅力。反映在黎东方身上，那便是一种急公好义的精神。一个例证可以说明问题。黎东方到台湾后，偶然得知法国少女丹妮尔被骗到台湾，未及处理善后事宜便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命运，于紧急时刻挺身而出，通过法律程序与素昧平生的丹妮尔确立收养关系，使其顺利处理善后，从容离境。如唐德刚所言，黎东方具备一种玩世不恭的性格和无法改邪归正的天性，他疏远于权力正是此种天性的写照。但相对于此，值得称道的是，他还具备中国传统读书人的那种道德精神。从这个角度讲，“知识分子”的名头，黎东方更是当之无愧。
俗话说，自传难写。黎东方对此亦深有体会。他引用自己法国导师马第埃的话说，写自传第一难在由一人之小，写出社会与国家之大，第二是做传者会对传记主角有所回护，第三是做传者难于不避真实，对错误坦白承认。黎东方的这本自传大体做到了这三点。但是，黎东方的自传，和大多数国人写的自传或回忆录一样，虽然文字幽默优美，却仍近似于加强版的年谱，平铺直叙之处多，因过于追求完整，致使对各处细节较少详细描写。尤其是，对自我的人格缺乏深刻剖析，对精神世界内部的紧张性缺乏总结，给人一种意犹未尽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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