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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晓:书非整本不能读也?

2016年01月01日   作者:朱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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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网·朱晓专栏】书非整本不能读,也不能做、不能卖,这是传统的书界观。把书放下,同时也放下关于传播介质的成见,管他什么介质,先读起来,先做起来,哪怕眼下还不能大卖。你要固执着不这么做,也只好由着你,读者会倒逼着张立宪、袁立宪、蒋立宪或者别的哪位立宪来做的。


萧山市新华书店图书大厦 供图

“书非借不能读也”,是从前读书人常常用来自嘲的一句话,那时候,电子书还没有出现呢。

清乾隆年间的性灵派诗人袁枚在《黄生借书说》中写下这么一句,却不是为了自嘲,而是为了自夸,夸自己穷的时候不忘读书、阔的时候不吝借书:

黄生允修借书。随园主人授以书,而告之曰:“书非借不能读也。子不闻藏书者乎?七略、四库、天子之书,然天子读书者有几?汗牛塞屋,富贵家之书,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其他祖父积,子孙弃者无论焉。……”

余幼好书,家贫难致。有张氏藏书甚富。往借,不与,归而形诸梦。其切如是。故有所览辄省记。通籍后,俸去书来,落落大满,素蟫灰丝时蒙卷轴。然后叹借者之用心专,而少时之岁月为可惜也!……

袁枚感叹自己的藏书时所说的“卷轴”,只是一个古色古香的指代词,他少时欲借而不得的书、他的藏书、他借给黄生的书,都是一册册或者说一本本的,不会是那种用轴卷束的卷子本。当然,也不会是散页,因为,书非整本不能借也。

《辞源》对“卷子本”的解释有图有文字:

古书初为简册,后来有卷轴。现在留存下来的唐人写本书,都像手卷一样,收藏家称为卷子本。唐以后因卷轴难于卷舒,改用叶子来写,发展成为册页。

寥寥六十来个字,勾勒了书的历史,由此不难看出,单是技术和材料的演化,就可以决定书籍的形制。

用丝帛纸张做成的卷轴难于卷舒,用绳子编缀起来的简册就更难卷舒了。孔子“韦编三绝”的故事可以让人一窥春秋时期的读书生活:孔子晚年读《易》,特别勤奋用功,把那简册展开来又卷起地读了无数遍,弄断了编缀竹简的熟牛皮绳子,绳子断了重编,再读断了又重编,这样反复了好多次。

出土的文物当中,未编成册的简牍不在少数。作为当时的文字载体之一,简牍是竹简木牍的概称,用竹片写的称为“简策”,用木版(也作“板”)写的叫“版牍”。超过百字的长文,就写在简策上,不足百字的短文,便写在木版上,写在木版上的大多数是有关官方文书、户籍、告示、信札、遣册及图画。“简”是古代文献形式的基本单位,一枚简牍相当于今天的一页,写一行或两行直书文字;字数较多的,写在几枚简上,编连在一起,称之“册”;长篇文字内容成为一个单位的,叫作“篇”,一“篇”可能含有数“册”。 简牍的种类除“简”“策”外,还有“籍”、“簿”、“笺”、“札”、“检”、“椠”等等。

从文类和字数来看,“简”相当于今天的短信、微博、微信,“册”相当于今天的书。尽管今人将“简”“册”二字连缀,但是在古人的观念里,简就是简,册就是册,了了分明,不然,用那么些专有名词作甚?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们今天在泾渭分明地区分图书与短信、博客、微信等等等等,抬举书籍,敌视电子书,鄙视网络文字,恐怕我们的后人不会费心来理解我们为内容的碎片化而起的忧虑,当然,现在也不知道将来他们会用什么词来概说我们的这种种文字,也许将就着用“信息”来指代吧?

孔子的简册三绝,现代的纸书,也会出现书页散落的情形,哪怕是锁线胶装的。如果书脊上的热熔胶质量不好,书放久了或者多翻了几回,先是书脊开裂,接着,书页会一页页、三五页地掉下来,渐渐地溃不成书。书成了散页,非整本不便收藏,更不便阅读,爱惜书的人就只好请做印刷的朋友帮忙,拿到装订车间去修书。

散页不成书,这实在只是今天的人们的思维定式。在民国,散页也能成书的,比如活页文选。活页文选面向师生,一般的读者如果有兴趣也可以买来看的。做活页文选的书店备有活页目录,其中包括了老师开课要用到的篇目,老师也可以在目录以外增选篇什添加评注,各篇都印成了活页,书店根据老师的要求,将活页装订成册,学生人手一本,当然,活页也可以零买的。活页文选在当时是一种图书形式,而不是一个图书品牌,很多城市都有书店经营这项业务,比如上海的开明活页文选、中华活页文选,长沙的公益活页文选。后来,“中华活页文选”成了中华书局有名的品牌,一个语文阅读教辅类月刊。一月一本的刊物以“活页”为名,只能说明:书非整本不能卖也。

活页文选在今天的意义,不在于教辅,也许有人会联想到所谓“个性化订制”,其实,想做个性化订制是一回事,出版业务以大批量印制为基础又是另外一回事。和中华活页文库大不一样,民国的活页文选的特征很鲜明:师生组成的社交圈子;本地化;内容是模块化的;老师添加评注得以印行,也算得上是用户参与了;印刷装订的产量不大,因为机械化程度不高。

曾经风行的活页文选虽然在1960年被圈禁成了月刊,两年之后,活页小说面世了。法国新小说派第二代著名作家马克·萨波塔的《第一号创作:隐形人和三个女人》出版,这本活页小说也被称为扑克牌小说,与常见的书迥然不同的是:全书一百四十九页,每页五百到七百字不等,书页上没有页码,不装订成册,装在一个盒子里;每页的故事可独立成篇,恰如微型小说,全书合起来阅读,有如长篇连载;阅读前也可以像洗扑克牌洗牌一样洗动书页,每洗一次就可以得到一个新的故事,永不完结的故事自成一体。这书出版后,其新颖的形式深深吸引了读者,引起法国文坛的轰动,被誉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扑克牌式小说”,后被翻译成英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等多种语言,在西方广为流传。 1988年12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书的中文版,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10月以《作品第一号》的书名再次出版。

比起“扑克牌小说”这么个标签来,这书的正题更有深意——《Composition No.1》,萨波塔“就是想让A读者读后创造出自己的《第二号创作》,B读者读后创造出《第三号创作》……”联想一下Web1.0、Web2.0或者工业4.0这些当代的概念,就不得不承认萨波塔确实具有朴素的互联网思维,说他朴素是因为,他都做到了每页独立成篇,却还在纠结于整本书的一号二号三号,再向前一步,就是按页定价、按页传播了——像今天的电子书一样按章购买、按页付费——当然,我们不能苛责萨波塔,因为,当时的技术、当时的业态尤其当时的思维决定了,书非整本不能卖也,他这一百五十几张散页,横竖得拿个盒子装着。

译者江伙生的传统思维比作者更重,他曾经问萨波塔“怎么想到要写一部各页独立成篇的书,而不把它们装订成册”,萨波塔答以反问:

您说说看,生活中的事都能用一根线穿起来吗?哪儿去找这样一根万能的线呢?

萨波塔真是一个智者。绝大多数人都误以为有“线”,图书就是当代人“线”性思维的明证之一。古时简册上的编绳,在宋代转移到了纸书的书脑上;手工印装的线装书封面上清晰可见的丝线麻线,后来隐入了机器印装书的书脊里,不复可见;装订技术除了锁线胶装之外,另有胶订,并不用线。装订所用的线并没有就此退场,线一直都在场,千百年来读书的习惯,早已让线深入人心了。

书必须是整本的,才好定价、才好运输、才好上架、才好捧读,技术不仅决定了书的形制,也决定了书界的组织结构、流程乃至整个业态系统,更决定了人们的书界观。在此,仅以书的篇幅为例。策划一本书的选题时,书稿的字数必须适当:二十年前,书的版式单调,篇幅以20万字左右为宜,做成书大约10个印张;后来,看重版式设计,插图多了起来,篇幅以15万字左右为宜;现在,市面上的巾箱本, 8万字也够了。字数再少一点,能不能出书呢?

传统出版所造成的篇幅尴尬,成了张立宪先生做《读库》的切入点。张先生起初将《读库》设定为中篇读本,作品篇幅1万字到五万字,成书字数不够、刊发又嫌太长,比报刊文章深入,长短又符合现代读者快速阅读的习惯。

从2005年开创至今,《读库》渐渐地显现出越来越鲜明的“互联网基因”:有开放的互动交流平台,甚至做到了“用户即员工”,为每个项目成立三五人的流动团队;采用没什么名气的作者的书稿,策划出版小众图书,在一定程度上挑战精英文化;从网络书店销售,到部分直销,转向全直销,建立直达读者的营销模式;开发衍生产品:明信片、年画、笔记本、书甚至卡包、零钱包袋等……朋友用微信分享了《出版商务周刊》上的一篇文章,原业伟写的人物报道《张立宪:以互联网思维做出版》,文章提到张立宪总结《读库》做直销有三个原因:第一是因为读者“倒逼”;第二是“搜”时代销售出口越单一越好,否则读者会无所适从;第三是减少销售商的居间盘剥。细想想,第二就是第一,第三还是第一,《读库》进化的第一推动力就是读者。

张立宪认为互联网思维的精髓在于直达、开放、活态,人们称他为“以互联网思维做出版的第一人”,看他已做的和将做的,就能理解,这句话绝非谬赞。不过,这点赞的字面是带有歧义的:是先有互联网思维,谋定而后动去做书;还是跳出传统思维先做起来,一边做一边提炼出联网思维?我想,张立宪应该是后者。他以中篇切入,这就跳出了传统出版的窠臼,但是,假如他始终把主要精力放在书上,将中篇结集连续出版,那么,这将成为他跳舞时戴着的脚镣。好在到今天为止,他已经部分地证明了书非整本也能做;以后,他会做到书外去、做到人群中去的。

书非整本不能读,也不能做、不能卖,这是传统的书界观。把书放下,同时也放下关于传播介质的成见,管他什么介质,先读起来,先做起来,哪怕眼下还不能大卖。你要固执着不这么做,也只好由着你,读者会倒逼着张立宪、袁立宪、蒋立宪或者别的哪位立宪来做的。

(本文编辑 陈大猷)

来源:百道网·朱晓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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