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朱晓专栏】本文是对许纪霖先生《何谓现代，谁的中国？——现代中国的再阐释》一书的点赞。许先生在正书名中用了两个疑问分句，合起来是在问一个问题：什么是现代中国？……许先生后一问“何谓现代”，是在分别问两个问题：如何理解传统与现代二元模式所受到的挑战？如何理解现代性与中国性之间的关系？
朱学渊用民族语言学来观察历史，颇有洞见。
不要误会，不要误会，虽说标题看上去略嫌凝重，小文既不高大上，也绝非心灵鸡汤，仅仅只是对许纪霖先生《何谓现代，谁的中国？——现代中国的再阐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9月版）一书的点赞。
许先生在正书名中用了两个疑问分句，合起来是在问一个问题：什么是现代中国？许先生问“谁的中国”，所忧虑的是：史学界关于现代中国的研究，越来越呈现出“碎片化”的现象，宏观背景一片模糊；在这个碎片化的时代里，一个整体的中国似乎因为区域史、城市史的研究而消解了；然而，多民族的视野却又有助于重新理解汉人历史视野中的中国。许先生后一问“何谓现代”，是在分别问两个问题：如何理解传统与现代二元模式所受到的挑战？如何理解现代性与中国性之间的关系？
理解，带着一点旁观的意味，强调的是连贯性——比如从宏观到微观的连贯——而参与，不是旁观，以碎片化见长，人们在信息高速流动的时候要实时快速地应对现实，碎片化能够让人尽快地进入状态，因此，“碎片化”就成了互联网时代在现阶段的特征之一，这与谁忧谁喜无关。史学研究中的碎片化，不是造成宏观知识背景模糊的原因，反倒是在原来的框架背景之下调校原来的背景。譬如数码相机，像素低的影像模糊，像素越高的影像才越清晰，像素是什么，是构成影像的最小单元，另一种碎片。在印刷品时代，微观细节必须借助于宏观背景或者理论预设，研究才有意义，才能够得到人们的理解；在网络时代则不同，宏观背景、理论预设和大大小小的计划一样，虽然还很有必要，但基本上不是被用来践行而是被用来打破的。
许先生的忧虑，隐含着一层“碎片化”的积极意义。他说：“我们今天对中国的理解大都是汉人历史视野中的中国，缺乏少数民族的视野……我们要重新理解一个多民族视野下的中国……”大汉族主义的历史观，正是许先生叹为模糊的宏观知识背景；研究各个少数民族的历史视野，就是许先生为之烦忧的碎片化研究；重新理解中国，就是校准原来的宏观背景。由此可见，“一个整体的中国”非但不会因为碎片化研究而消解，相反，还会因此越来越鲜活，一改印刷品时代以来的扭曲和呆板。
所有的进化都是平行的，碎片化不会仅限于研究的领域。研究的对象将由国家碎为民族碎为部落碎为家庭乃至碎为个人，研究的主体恐怕也难免碎片化，史学将不再有“界”，即使有研究团队也是动态的课题组，生灭聚散是常态，课题也可以由个人来研究。个人研究，研究个人，这——就是“你的中国”了。
相比于碎片化，历史研究领域里更具革命性的是历史解释方式的变化。十年前读《娱乐至死》（[美]波兹曼著，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读到柏拉图《第七封信》将文字与智力对立起来，柏拉图认为：用文字记录哲学，不是哲学观点的终结而是其起点，我留下了一个联想作为眉批：“用文字记录历史，不是历史的凝固，而是历史进入新的解释系统的起点。”这说的是口语时代与文字时代相交之际的情形。史诗，是用口语解释的历史；史书，是用纯文字解释的历史；在互联网时代，历史的解释从系统到模式都将发生剧变，网络汇聚各个领域甚至包括基因研究——多么细小的碎片啊——的成果以及各方有心人的史证和洞见，人们可以用文字音频视频及其他、用多媒体的思路来多通道地解释历史，比如前一段时间热播的电视系列片《舌尖上的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用视频调动人们的味觉通道来感知历史。从音频—听觉的模式来看，以各民族古来的语言流变作为催化剂，就有可能阻抑历史解释中某些旧的链接、激活新的链接。文字带上了音频所赋予的穿透力，这样解释出来的中国历史将回归世界史框架之下的中国史本原，大汉族主义历史观终将由传统的宏观背景坍缩为一种虽有分贝却无分量的少数派论调。
得力于民族语言学上的甚深造诣，日本著名的蒙古学、东洋史学者岡田英弘，从词根学这样的微观层面对蒙古的历史、对欧洲和中国之间的地区作研究，1992年出版《世界史的诞生：蒙古的发展与传统》，2010年出版《从蒙古帝国到大清帝国》，从微观升华到了宏观，堪称名著。旅居美国的物理学博士朱学渊先生——许先生的、也是我的华东师范大学学长——在史学上比岡田英弘视野更宽、更长远，他从1996年开始从比较语音入手，研究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从五帝到满清，从中原到西域到中亚到南俄到欧洲甚至到美洲，大致勾勒了上古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满世界可居可游的脉络，先后出版了《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中华书局2002年初版，2004年再版）、《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版）、《新版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版），尤其是《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2014年修订之后的PDF版，颇有新意，令人耳目一新或者瞠目结舌，国际知名的史学家周策纵先生生前为之作序，肯定他“发前人所未发”，说他“有很大的说服性”。
岡田英弘在日本史学界被称为“蔑视派”，他怀疑日本传统的史学。假如“怀疑”也要求功力的话，你就先充满问题意识吧，千万不要答案意识爆棚，一切有为法，应作如是观——对不起，我引喻失义了：《金刚经》里的这偈语本身就是一个大答案——“蔑视”、“怀疑”和“问题意识”都是许先生所看到的“传统与现代二元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之一。其实，既不是“传统”受到了挑战，也不是“现代”受到了挑战，而是二元模式受到了挑战，这是多元化时代的必然现象。在多元的世界里，传统的因素比如国学，必将存续下去；现代的因素比如西方知识谱系、东亚现代性，也会不断兴替——不过相对的比重变动不居——二元模式即使受到挑战也可以局部地、暂时地存在。传统与现代二元模式的本质，必须要等到人能够高速移动、信息能够高速流动的时候或者时代，才会为人们所理解。向麦克卢汉致敬！在这里，我借用他的后视镜来作譬喻：你在驾驶汽车的时候，肯定要不时地扫视后视镜，也就是说，你在不断奔向未来的同时，从后视镜里瞥见的都是过去。且慢，且慢——“现在”去哪儿了？“现在”就在这驾驶室里，在你将进未进、将瞥未瞥的一刹那，在这里，你和这空间、这时间融为一体，三者缺一则不成其为“当下”。接下来便是哲学之问：你是谁？你将何去何从？
后视镜真可谓人类最有哲学意味的发明之一。然而，作为譬喻，它还是有瑕疵的：你是独自一人在驾驶室里，方向盘还握在你的手中，运动的方向完全由你来决定。但愿列位看官不要因此看低人与周围人的互动，也不要因此放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换一个数学上的譬喻，也许更严谨一点：假设过去和未来成一条连续的曲线，“现在”就是这条曲线上的一个切点，对当下这个切点作微积分，求得的切线方向就是这条“去来今曲线”上的运动方向。然则，有人要质问了：未来是确定的吗？答曰：参与互动的人越多，未来的确定性就越高，当然，互动的目标必须实际，目标假如虚得像梦幻泡影，就不知伊于胡底了。
许先生是一位敏锐的历史学家、一位有忧患意识的思想家。他设问“何谓现代”，我应该礼貌周到地回答“当下即现代”，为什么略去“现代”而直说“当下”呢？疑虑起于时间的单位，我担心，我所答的“当下”跟许先生所问的“现代” 在时间单位上不成比例，恰如一刹那之于十年——主席名句“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太有诗意了——不同时间单位的运用，反映了不同的人对时间流的把握，而各人把握时间所用到的思维模式又取决于信息流的快慢。
我拿信息流的快慢在史学研究这样严肃的话题上置喙，有点故弄玄虚，“一刹那当下”的说法也容易让人陷入不可知论，请许先生原谅，也请“你”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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