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俞晓群专栏】“三〇”后的人，他们的年龄已在八十岁上下，能写新著的愈来愈少。这些年我刻意出版了几位老先生的著作，有宋木文、刘杲、沈昌文、钟叔河、朱正等。
这些年，我所在的海豚出版社陆续出版当世学人的文集，归结起来，大约有近百本，涉及人数不少。几年走下来，我发现一个现象，这些作者的年龄，集中在“三〇”后与“八〇”后之间，他们的作品数量形成了一个从上升到下降的曲线，即从“三〇”后到“六〇”后，是一条上升的曲线；再由“六〇”后到“八〇”后，是一条下降的曲线。当然，“三〇”后新著的数量比较少，是由年龄造成的，有几位七八十岁的作家能像王蒙先生那样老当益壮，新著一部接着一部呢？而“七〇”、“八〇”后的作家正处于创作的上升期，彼此拼杀，才俊已显，他们在数量上的劣势，很快会发生转变。本文先从老辈说起，谈一谈在每一个年龄段中，几位标志性人物的故事。
起头是“三〇”后的人，他们的年龄已在八十岁上下，能写新著的愈来愈少。这些年我刻意出版了几位老先生的著作，有宋木文、刘杲、沈昌文、钟叔河、朱正等。
宋木文是出版界老领导，掌握这个时代的资料最丰富，并且敢说话，不说假话，为出版他的《思念与思考》，我又认真阅读了他的多部旧作，由于他经历的时代风起云涌，许多敏感话题躲不过去。宋先生的文章从不躲闪，有胆识且有智慧，是可信的史料。刘杲也是老领导，他与宋木文同时代，同样让人尊重。面对时局变换，刘先生有见解、有血性，但对于深层的故事，他往往不愿讲述。出版他的《我们是中国编辑》，其中许多文章激情涌动，充满理想主义情怀。有这样的前辈存在，是这个时代、这一代出版人的幸事。
沈昌文是前辈中的另类，他身体好，精神好，能走能动能写能说，事事都放得开。从进入八十岁至今，几乎年年有新著出版，像《八十溯往》、《也无风雨也无晴》和即将出版的《师承集》等。直到现在，我们还经常邀请他参加各类读书活动。但是随着年龄增长，他一般只参加北京和上海的活动，其他地方就不肯去了。前些天我请他去杭州，见他的老朋友蔡志忠，他很高兴，但蔡志忠是“四〇”后，精力旺盛，相聚时还会喝酒熬夜，直到东方破晓；沈公就受不了了，那天蔡先生请我们吃日本餐，席间沈公不胜酒力，还要小憩一下。我却想起当年沈公六十几岁时，跟我研究“新世纪万有文库”，一谈就是大半夜。那时他还喜欢在有重音乐的咖啡厅中谈话，彼此大声喊叫，都很亢奋。现在不行了，前几天去深圳发布新书，我就想带沈公去，深圳的朋友已经邀请很多次了；但是我们几番研究还是算了，路途太远，怕影响沈公的身体。另外沈公善饮啤酒，直到这样的年龄，依然“计划内一瓶，计划外一瓶”，只是不再要冰的，而是常温了。
钟叔河与沈昌文同岁，耳聪目明，思维清晰敏捷。几次去长沙拜访，钟先生行动较慢，轻易不肯出来参加各类活动。今年五月，我们特邀他参加一个读书聚会，介绍他的《人之患——为别人作的序》，还有梁由之、王平主编的《众说钟叔河》，以及杨小洲新著《伦敦的书店》。我们选择的地点离钟老家很近，他很高兴出来，讲起话来条理清楚，充满智慧，情深意切，且滔滔不绝。活动一直到晚上十点，钟老依然不见倦意，我们却很紧张，一直不离前后，毕竟是八十五岁的老人。还有朱正，他八十岁时，我们出版了他的《序跋集》。现在朱老八十五岁了，身体依然很好，只是有些耳背。钟叔河说，一次去朱家拜访，只见房门打开，他大声喊朱正，无人应答。钟先生进屋后，发现朱正坐在书房里看书，却听不见喊声。
（本文编辑 思敏）
(本文原载于：深圳商报2015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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