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朱晓专栏】旅居美国的物理学博士朱学渊先生，从比较语音入手，开始研究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他发掘制作了《族名、人名、地名关联拟谱》这样一份纸上的罗塞塔碑，接下来当务之急是搭建网站，吸引更多的人一起来开垦语音史学的处女地。新的网站将会成为跨国别、跨种族、跨语种的历史研究平台，这就是网上的罗塞塔碑了。罗塞塔由坚硬的石头一变而为柔韧的纸书，再变而为无形的网络，是不是可以这么说：罗塞塔在进化。
（湖南省岳阳市新华书店-岳阳书城 供图）
众所周知，罗塞塔石碑是破解古埃及圣书文字的钥匙。这块制作于公元前196年的黑色玄武岩石碑，上面刻有同一段诏书的三种语言版本，分别是古埃及象形文（Hieroglyphic，又称圣书体）、埃及草书（Demotic，又称为埃及通俗体）与古希腊文，到这块石碑被发掘的1799年，圣书文字已经失传近一千五百年了，碑文独特的三语对照，成了解读的关键。在许多尝试解读罗塞塔石碑的学者中，英国物理学家T·杨（Thomas Young）于1816年成为证明碑文中曾多次提及“托勒密”这一人名之发音的第一人；法国学者J.-F·商博良则最先意识到，一直被认为是以形表义的埃及象形文，原来也具有表音作用，这个重大发现之后成为解读所有埃及象形文的关键线索。这石碑原来是当时的埃及国王、年仅13岁的托勒密五世加冕一周年时的纪念，碑文主要是在叙述托勒密五世继承王位的正统性以及他的诸多善行。
也许是物理学家对音频的数据要更加敏感一些吧，1996年，旅居美国的物理学博士朱学渊先生，也就是从比较语音入手，开始研究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从五帝到满清，从中原到西域到中亚到南俄到欧洲甚至到美洲，大致勾勒了上古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满世界可居可游的脉络，其见解颇有新意，足以让人耳目一新或者瞠目结舌，比如：
西伯利亚即“鲜卑利亚”，保加利亚即“仆骨利亚”，乌兹别克即“兀者别克”，楚克奇半岛即“女直半岛”。而匈牙利族名 Magyars 是女真的“马佳氏”；德国国名 German 与一枝叫 Cimmerian 的蛮族族名有关，其字根 Cimmer 是东方族名或地名“吉里谜/济尔默/哲里木”。而印度莫卧尔王朝是“蒙古政权”。（《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2014年PDF版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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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舜”是“乌孙”，“无忌”是“兀者”，“句践”是“女真”，“叔孙”是“肃慎”，“阖闾”是“斛律”，“老莱”是“柔然”，“孟柯”是“蒙古”，“墨翟”是“勿吉”，“荆轲”是“准葛尔”。 （《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2014年PDF版P19）
日本的史学泰斗白鸟库吉在1909年提出“尧舜禹抹杀说”宣称尧舜禹不曾存在，顾颉刚先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断言禹是神话人物，毛泽东在1964年也说“尧、舜、禹有没有？我就是不信，你没有实际材料嘛。商有乌龟壳证明，可以相信。”（《毛泽东与中国史学》王子今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1月版，P331）用文字的思维来看，这三位祖先的存在没有只字片纸可以为证，连甲骨文的证明都没有，也只好归于神话了。然而，朱先生从语音的角度，在一点一点地发掘尧舜禹乃至五帝存在的证据，上古中国有可能从这里慢慢地走出神话传说的世界，进入历史时代。
朱先生认为，语言也是人类历史的化石，通过发掘人们口舌之间的化石，揭示族名、地名、人名、姓氏的语属信息及其读音流变，可以达成历史学、人类学的若干结论。为了“以语言信息研究蒙古人种民族……以一个外部的‘戎狄语言坐标系统’来比照古代中原人事和语言的真面目”，他用先秦文献与后世北方诸民族语言作语言信息作比较，推定：游牧的北方诸族是从中原地区出走、走遍世界的，留在中原地区因农耕而定居的先民与迁徙进入中原的民族发生了民族融合；汉语的形成，开始于四千多年以前，汉语中的通古斯、蒙古、突厥成分，说明了西戎北狄与中原民族是同源的。
朱先生为了采集语音数据用于比对，涉猎极广。他从游牧民族的青铜器和《阙特勤碑》、《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敕修奴儿干永宁寺碑》等金石史料中挑剔线索，还把古今中外的书籍当作自己的纸上罗塞塔碑来用：从《尚书》和《逸周书》里寻找蒙古语成分；从《魏书·官氏志》、《金史·国语解》、《金史·百官志》、《侍卫琐言补》、《番汉合时掌中珠》、《南村辍耕录》甚至从《蓟门防御考》这样的将士会话读本中寻找线索；不但从《至元译语》、《华夷译语》、《鞑靼译语》、《登坛必究·译语》、《蒙古译语》、《女真译语》、《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以及《蒙古秘史》这样用汉字拼写蒙古语的古书发掘比对数据，还使用了《北朝胡姓考》、《金史拾补五种》、《西部裕固语词典》、《柯尔克孜语教程》等近现代学术著作及工具书；国外的古今资料，朱先生也广为搜扒，希罗多德的《历史》、斯屈波的《地理志》、四世纪欧洲历史名著《晚期罗马帝国》、波斯《史集》、《英匈字典》、《英蒙字典》、美国人写的《匈人的世界》等等。为了消化这许多史料，朱先生除了使用汉语英语，还用到了匈牙利、芬兰、爱沙尼亚、土耳其、阿塞拜疆等国语言，用心之深、用力之勤，非常人能及。
朱先生2002年在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2004年再版），国际知名的历史学家周策纵先生生前曾经为这个版本作序，肯定朱学渊先生“发前人所未发”、“有很大的说服性”。后来，朱先生又在母校华东师范大学的出版社出版了《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2008年6月版）、《新版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2010年3月版），2014年又修订制作了《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的PDF版。在《新版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书后附有一个《族名、人名、地名关联拟谱》，PDF版则略有调整，“拟谱”按照音序分组罗列了不同出处的族名、人名、地名，有的还给出了蒙古语、突厥语、鲜卑语、藏语、通古斯语、匈牙利语的语义解释，这就是朱先生为充满问题意识的读者编制的纸上罗塞塔碑，它将激活不同时空之间的历史联系。
十年前，我读《娱乐至死》（[美]波兹曼著，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读到柏拉图《第七封信》将文字与智力对立起来，柏拉图认为：用文字记录哲学，不是哲学观点的终结而是其起点，我留下了一个联想作为眉批：“用文字记录历史，不是历史的凝固，而是历史进入新的解释系统的起点。”这说的是口语时代与文字时代相交之际的情形。史诗，是用口语解释的历史；史书，是用纯文字解释的历史；在互联网时代，历史的解释从系统到模式都将发生剧变，网络汇聚各个领域甚至包括基因研究的成果以及各方有心人的史证和洞见，人们可以用文字音频视频及其他、用多媒体的思路来多通道地解释历史，比如前一段时间热播的电视系列片《舌尖上的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用视频调动人们的味觉通道来感知历史。今天，从音频—听觉的模式来看，以各民族古来的语音流变作为催化剂，就有可能阻抑历史解释中某些旧的链接、激活新的链接。语音在史学上的日渐重要，凸显了口语模式的回归——说口语回归是一句空话，模式的回归才发人深省。
朱先生在语音对比的研究过程中，痛感汉字一字多音、一音多字的特征使中国历史失去了许多语音的线索，把历史变成了“万花筒”。的确，万花筒里是找不出任何逻辑来的。在纯文字时代，汉字的语义占据了人们的注意，残留在史料里的语音信息不能很好地向人们传递先民迁徙的运动感，这也许是汉字作为视觉符码对听觉模式的阻抑吧。
音乐和脑功能的研究指出：人的知觉系统能将一个二维的声音序列（音高vs时间）转换成一组丰富的知觉关系（见《音乐、语言与脑》，[美]Aniruddh D.Patel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版，P142）。联想一下朱先生的研究：他从世界各地采集历史上的语音数据，也构成一个二维的语音序列，一个维度是语音产生的方向和距离，另一个维度是语音产生的历史时间、维持时长及其流变；朱先生的这一个中国北方诸族语音序列，通过互联网这个人际大脑的转换，会不会形成一个富有意义的历史关系网、一个相互联系的史学模式网呢？我们也许能由此领略到历史的音乐性。
朱先生的几种书都是他的专题论文的结集，从这些洋溢着热情的纸上，从朱先生群发来的email中，从PDF版中，我看到的是朱先生也许不自知的互联网思维。
朱氏互联网思维之一在于点画法。朱先生往往是罗列几个语音数据之后形成一个结论，或者同一个结论在后续的版本中增添了新的支持数据，比如王昭君和亲后的名号“宁胡阏氏”语义为“中国夫人”，再比如南京的旧称“秣陵”是秦始皇用蒙古话赐予的地名，又比如鬼谷子就是诸葛子。用书面的思维模式来看，几个论点未经严密的逻辑推论就拼出一个结论来，未免太过跳跃。向麦克卢汉致敬！我们发展地运用他的光透射理论来看朱先生的跳跃，就不难理解这是后印象派的点画法——用微小、密集的彩色点混合后产生一种涌动的效果——在史学研究上的应用。列位看官去看一看修拉的名画《大碗岛上的星期日下午》，就会对点画法产生直观的印象的。在这里，数码相机是一个很贴切的比喻：像素低的影像模糊，像素越高的影像才越清晰。当然，朱先生的点还远远谈不上密集，密集也非他一人之力可为，这就有待于读者的参与了。
朱氏互联网思维之二在于节点。重要的发现，朱先生都如数家珍地反复论述，比如“通古斯”是突厥人的数词“九”并由此推论“九姓”，再比如由秦始皇“嬴政”、雍正帝“胤禛”的人名推论族名“爱新”及其各种异读，又比如民俗中的狼人传说、鸟图腾、古列延围营、饮料酒、萨满教、柳树崇拜等等。在纸媒的二维平面上，如出一辙的结论在不多的几本书上再三出现，总会给人留下重复的印象——重复也许是作为研究材料的语音使朱先生不自觉地沾染上的口语文化的特征之一（参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的理查德·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假如换一个角度，把朱先生的各个洞见视为节点，一个动态的、互联的历史知识框架或者说网络中的节点，这些节点因不同的主题而被调用，就不会有重复之嫌了。
朱氏互联网思维之三在于容错。朱先生是以物理学的出身半路出家研究历史的，假如用纸媒的标准来挑剔，朱先生难免有错，比如，因为“公”与 “瓜”字形相似而“瓜”的衍生字“孤/狐”读“gu/ hu”，就将“公”字“试读”为u/ o；再比如，“必须将‘弋’读成 lo”，这样“乌弋山”才能是“呼罗珊”。李辉、姚大力二位先生在2003年1月12日《文汇报》发表《探新应当有坚实的依据 ——评<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一文，指出了朱先生的一些错误，朱先生在后续发表的文字当中一一作了删改。朱先生自承自己的书中会有一些“于大局无碍的不足”，这样包容自己的差错，确实老实不客气。关于误差，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有一段话令中国诗人西川啧啧赞叹：“你如果盖一个桥，你可以计算你用的材料，但是总有0.5毫米的误差，这个误差是什么？这个误差就是诗歌，就是虚无，就是上帝，总有0.5毫米你计算不到的地方，就是上帝。”如果既不文饰也不诗意地来看朱先生的差错，可以很功利地说，这倒是读者参与进来的契机，无论读者是要证明还是要证伪朱先生的结论，总得花一番钻研的功夫，钻久了就陷进来了，慢慢地就会有新的眼界，参与的人多了，朱先生的“大局”也就成了。
作为容错的逻辑结果，朱氏互联网思维之四则在于文本发生学。朱先生孜孜以求十余年，很多见解因而日益精进，所以从朱先生历年来所发表的版本当中，读者看到他在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见解或者用旧节点拼接出了新专题，比如“五帝”是女真族、黄帝是“爱新族”、大禹就是单于，再比如孔子父亲的人名“叔梁纥”跟蒙古人称高丽为“肃良合”的谐音并推论“朝鲜”国名的语义为彩虹，又比如大秦国是美地亚。用纸媒的思维来看，这样子不能定格，确实让人莫衷一是；换一个思路来看，朱先生捕捉历史画面的镜头一直在反复调焦，宛如在取景对焦的时候那只来回旋转、微调单反相机的镜头。朱先生的文字采用的是一种开放式的行文、一种持续的未定稿，这样的文体依赖于读者，通过阅读，把读者转化为新史学知识的共同构建者，激发读者作出他自己原本轻忽了的一个又一个发现。
由于朱先生对自己的互联网优势尚不自知，他把语音这一史学研究上新的利器圈禁在纸书上，既没有充分运用音频技术，也没有运用音频-听觉的思维模式去和读者互动。前一种失策是，朱先生一直在用国际音标来标记他所采集的语音数据，只在2014年的PDF版中有一处读音附注了汉语拼音，也许朱先生过高地默认了读者的语言学修养，他没有想到在纸媒上应该为中国的普通读者注汉语拼音，更没有想到要把自己的语音数据制作成音频文件在网上发布；后一种失策是，朱先生他单枪匹马地研究，车轮大战一般地答读者问，没有设法请读者来帮他收集更多、更广泛的语音数据，也没有营造读者之间的互动以激荡新的洞见。
我如此议论，是厚责老学长了。朱先生已年逾古稀，他在群发来的email中说起过对未来的两点打算：一是以后只做“维吾尔民族的形成”、“俄罗斯民族中的女真成分”等少数几个专题，二是希望有国家力量来支持他的研究。
朱先生采集的这许多语音数据，其应用并不止于他已经做出来的三十来个专题，应用的前景也不限于他打算要做的维吾尔和俄罗斯。随着数据的刷新，新的专题将会不断涌现，比如，根据已有的数据当中围绕着孔子的诸多戎狄元素，就可以合理地提出一个疑问作为新的专题——“孔子是汉人吗？”，以此为基础的正反合都将还孔子以血肉，为研究儒家文化的起源开辟新的天地；又比如，利用已有的数据中女真人的人名族名、西域地名再加上佉卢文木牍的最新研究，有可能拼出一个新的专题“另一个名叫释迦牟尼的人？”，这将是朱氏方法用于佛教研究的开始。至于朱先生对国家力量生发攀援心，那是因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凯末尔在土耳其推动了一场“语言纯化”和“文字改革”的运动，朱先生发现这场运动居然也为中国北方诸族历史语言采集到了许多数据。凯末尔当年调动了多少人力物力啊，朱先生的良好愿望在今天在中国只会是奢望，而这再一次说明了他对互联网的隔膜：互联网足以实现朱先生的愿望，而且实现的成本最低，甚至低到可以忽略。
以朱先生十余年研究的积累为基础，可堪搭建一个网上平台，其中包含：背景知识库（语言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民俗学等等）；建立人人都可以编辑的史学见解列表，丰富和完善《族名、人名、地名关联拟谱》，排列谐音的各种异文；无论国别、族别和语种，人人都可以上传相关音频、视频；为参与者营造社交环境，使他们能够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发表评论、跟进新研究的进展并根据爱好观点组织社区……这不是历史探索中的又一次花样翻新，而是历史思维方式的转变。
西方有科学谚语说：“几个趣事逸闻并不是真正的数据。”朱先生的结论确实很有趣，为表面上没有联系的史实之间作类比，这是提高史学知识构建的一种努力，可惜线索还少了点儿，仅仅点了几笔的画稿到底还构不成一幅绘声绘色的图画。假如说传统的史学研究是迄今为止的主流，那么朱先生的研究在目前就只能是边缘化的了，然而，没有边缘就没有未来。随着未来一天天地展开，朱先生也渐渐地有了天时与人和。2014年，朱先生的校友许纪霖先生出版《何谓现代，谁的中国？——现代中国的再阐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9月版）一书，指出多民族的视野有助于重新理解汉人历史视野中的中国，少数民族进入了学院派历史学家的视野。2003年，中国的人类学者与美国的分子生物学者合作研究人类群体遗传学，从染色体、线粒体DNA的层面探索中国少数民族的族源，发现了亚洲古代人类由南向北迁徙、血缘渐趋单纯的态势。日本著名的蒙古学、东洋史学者岡田英弘，凭着民族语言学上的深厚功力，从词根学这样的微观层面对蒙古的历史、对欧洲和中国之间的地区作研究，1992年出版了《世界史的诞生：蒙古的发展与传统》，2010年出版了《从蒙古帝国到大清帝国》。在“以言证史”的方向上，岡田英弘和朱先生互为同道，当然，岡田更有学院派的模样儿。
朱先生是拓荒者，在做历史拓荒的工作，也在为后续的拓荒者作向导，他发掘制作了《族名、人名、地名关联拟谱》这样一份纸上的罗塞塔碑，接下来应该做的不只是一两个专题，当务之急是搭建网站，吸引更多的人一起来开垦语音史学的处女地。新的网站将会成为跨国别、跨种族、跨语种的历史研究平台，这就是网上的罗塞塔碑了。罗塞塔由坚硬的石头一变而为柔韧的纸书，再变而为无形的网络，是不是可以这么说：罗塞塔在进化。
（本文编辑 王倩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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