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台湾陈文贵、大陆叶子联手创作的长篇小说《原乡》2014年1月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3月，同名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播出。撤往台湾的国民党老兵的命运和他们的思乡情怀，一段似乎已经被人遗忘的历史，又走进读者与观众的视野。
这是一部乡愁弥漫的感人至深的“情书”，许多情节、细节催人泪下。细读作品，不时可见或清新或伤感的诗意，仿佛聆听一曲缠绵悱恻、余音缭绕的思乡曲。
故乡，恍若隔世，恍若隔世的梦。
唉，这些老兵的命啊！当年，当局把他们从大陆带到台湾，跟他们说，三五年就能回去，现在已经三十五年了。他们出发的时候是年轻力壮的青年，于今都变成了骨头快要生锈的老人。就像一弯被时光磨损的下弦月，他们的思念与悲伤被岁月挤压得变了形，一颗颗失落的心已长满了青苔。这些老兵像石头一样被丢弃在荒野里，任凭风吹雨打，这些经受过铁锤和凿子的裸露着累累伤痕的石头，这些没有欢笑、只有绝望的石头，他们的心也渴望开花呀！
作者虽然在书中没有引用余光中的《乡愁》一诗，但随着情节的展开，我的耳畔、心中，萦绕的都是余光中的诗句：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
后来呵/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余光中诗中所承载的亲情、爱情、生死之情以及家国情怀等，在《原乡》中都能通过情节的展开得以坐实。可以这么说，《原乡》是用一代老兵悲欢离合的故事，三难三灾的命运，生动诠释了“乡愁”的丰富意蕴。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在《原乡》中，乡愁就是那碗故乡的菜糊。要过年了，洪根生的家都要做一道家乡江西婺源上晓起村的菜糊。面对菜糊，洪根生的思绪飘回了故乡，穿越到了他的童年。他最喜欢家乡那条小河，河边长着毛茸茸的小草和无名的野花，还有青翠的竹丛，河水绿莹莹的，也不知道是河底滑人的青苔，还是竹丛的倒影。黄牛哞哞的叫声让清晨倍加温暖。妇女和姑娘们在河边洗着衣服，洪根生最爱看阿妈手里变魔术般变出一堆雪白的肥皂泡。这过往的童年记忆，满是清纯的诗情，满是翠绿的画意。菜糊并不好吃，但妻子、女儿都吃得不亦乐乎，并不无夸张地声称好吃，仿佛是美味佳肴。洪根生的菜糊，是一碗乡愁，妻女随顺着他，那是她们对他的爱。小时候，因为家乡的贫穷，洪根生曾经一心想离开自己的家乡，现在到了台湾，家乡回不去了，却让他倍加思念。一个从没有离开故乡的人，他永远不会懂得故乡的含义。故乡是什么？故乡就是那碗菜糊，那碗盛满忧伤的菜糊；故乡就是你走了千里万里，却永远在你的梦里的那个温暖的怀抱。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在《原乡》中，故乡虽然只隔着一湾窄窄浅浅的海峡，却仿佛是轮船永远驶不到的彼岸。有多少新婚夫妇被隔在了这头和那头。根生离开了大陆，留下了大陆的妻子茶嫂，到了台湾，又娶了台湾妻子网市，这样的人生际遇，在老兵中可谓千千万万，在大陆，不是有“寡妇村”吗？网市和茶嫂见面了——这是一种象征，海峡两岸的新人旧人见面了——这是古老的话题了，她们没有争抢一个心上人，而是不可抗拒地按照命运的逻辑，按照中国传统道德的逻辑，互相让着根生，都是为对方考虑，为对方好。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故事，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陈国凯的小说《我该怎么办》中就有类似的传奇。这不能说明此类故事的似曾相识，只能说中国的传统美德在中国女性身上是如此的顽强地表现，且源远流长。可是，时光不能倒流。那是一张永远无法抵达的旧船票了，哪怕根生见着了茶嫂。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原乡》中，八百黑的老娘吕大娘，将死之时，念叨牵挂的当然是他那远在台湾的儿子。此时，正巧碰上与杜守正一同回乡的庄力奇。庄力奇情急之下，冒充八百黑的儿子，认吕大娘作奶奶。书中写到，吕大娘的眼睛霎时亮了起来。紧接着，庄力奇说了八百黑在台湾的境况，告诉老人家，因为台湾有规定，所以八百黑不能回大陆。老人家眼睛一瞪：“那你怎么回来了？人家很多老兵也都回来了！”庄力奇告诉他，都是偷偷回来的，他爹让他先回，他随后就到。吕大娘的言语却是那么“古典”：“这些偷偷回来的，都是孝子！杨四郎盗令箭也要回宋营探母啊！”不多久，吕大娘又进入了昏迷状态，生命垂危。庄力奇来大陆前，带着八百黑的录像带。他摁下了播放键，也许，听了儿子的声音，大娘就能苏醒过来！录像开始播了：“老娘爱听山西梆子，一有空我就去学，那时候最红的角儿叫八百黑，老娘也就管我叫八百黑……今儿我为老娘唱一段！”八百黑唱开了，“擦去了老娘的热泪满腮，提起了往事儿心如刀裁，心如刀裁呀……十五年日日夜夜，夜夜日日常把南朝怀，到今儿才有机会探母来！”八百黑唱着唱着，突然跪了下来，边唱边叩首：“我一叩一拜三叩三拜，叩叩拜拜，拜拜叩叩，我把高堂拜呀……”歌声中，昏迷的吕大娘眼角滚下了一颗浑浊的泪珠。老人家就这样走了。此后，八百黑便是回到大陆，也只能是“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了。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海峡的那头，就是老兵们魂牵梦绕的原乡。海峡虽浅，可是“溯洄从之,道阻且长”。董家强不顾台湾当局禁令，借道美国，私自返乡，回台后被台湾警总抓捕，办成“通匪”大案，董家强因此身陨。台湾当局想杀一儆百，可老兵还是“羡慕”董家强，毕竟他死之前回到了故乡，见到了亲人……
据我所知，这是海峡两岸作家第一次联手创作的长篇小说。
2011年，我带“海峡两岸亲子夏令营”到台湾，也忘了由谁介绍认识了陈文贵先生。
那是一个夏天的晚上，台北，圆山饭店，我与陈文贵两个人的对谈。
见陈文贵之前，我做了一些“功课”。陈文贵是一个没有名气的名人。说他没有名气，“陈文贵”这三个字，较之三毛、李敖等台湾作家，确实名不见经传。然而，如果说起他的剧本，却是如雷贯耳。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一部内地与香港合拍的 《自古英雄出少年》风靡了大江南北，并在内地掀起了一股“武侠风”。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部电影的编剧正是陈文贵。此外，他还有许多电视连续剧在华人世界闹腾得沸沸扬扬，《铁齿铜牙纪晓岚》、《刘伯温传奇》、《保生大帝》、《包青天》、《七侠五义》、《赵氏孤儿》等，都曾是大众茶余饭后的谈资。他就是这样一种名人，他的作品的名气大大超越了他个人的名声。
我们从对台湾的观感谈起。我说，上个世纪八十代，我在福州听过部队作家刘亚洲的一个讲座，刘亚洲说了这样一个话题：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有一样的秉性。他说，他去过台湾，台湾没有八路汽车，这是为了避“八路军”的讳。我问陈文贵，有这样的事吗？
陈文贵笑了，他的回答是肯定的。据说一开始是有八路汽车的，一次某人见八路车来了，就叫道：“快！快！八路来了！”当即受到旁边一个军警的训斥，后来当局取消了八路车这个编号。还有一种说法，是蒋介石下令取消的，因为他一听“八路”二字，便感不快，遂下令取消。陈文贵说，不仅没有“八路”汽车，台湾的宾馆也没有“五星级”的，而是改为五朵梅花，因为五星级宾馆让人联想到五星红旗。有一回，他拍一部电影，其中有和尚吃狗肉的情节，那时，蒋经国上台不多久，台湾老兵正在抗议，因为蒋经国属狗，和尚吃狗肉，会不会产生联想？台湾的宣传当局硬生生地让其改为吃羊肉。哈，今天看来，也算奇葩一枚。
我接着说，“文革”时，刘亚洲在湖南当兵，某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发表。传达“最新指示”不过夜，湖南决定当晚举行火把游行，以示庆祝。可是，当时的一位湖南省委领导竟打电话问气象站，今晚是刮东风呢还是刮西风，回答是刮西风。当年喊得山响的口号是“东风压倒西风”，如此，当即改火把游行为举灯笼游行，这是避“西风压倒东风”的讳。由“八路汽车”到“举灯笼游行”，刘亚洲说，海峡两岸同根同种，诸如此类的忌讳，是民族劣根性的一种表现。虽然内容不一样，方式有区别，其实呢，海峡两岸既有中国人一样的美好品性，也有共同的民族心态，一样的劣根性。
敝人所在的海峡文艺出版社正在抓“海峡原创长篇精品”这一文化工程。作为福建的出版社，我们当然要打海峡牌。福建出版局的领导李闽榕和翁孟武就曾向我推销过一个概念：如果海峡两岸的作家，能够联手打造一部长篇小说，应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当时我想，这自然是件好事，可是，操作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两岸合作，意味着两个作家要有不浅的交情，要有相近的志趣，可以取长补短；还意味着要找到一个两岸都能接受的题材。因为有此“使命”在身，谈的又是两岸共通的话题，我就问陈文贵先生：既然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有着一样的秉性，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个两岸都能接受的题材，联手打造一部长篇小说呢？
一切都是机缘巧合。陈文贵说，很好啊！怎么不可能呢？他说，他正在写作一部长篇小说《老兵》，写的是国民党老兵返乡的艰难历程，写的是他们的妻离子散与颠沛流离，写的是他们无边无际的乡愁。国民党老兵来自大陆，老兵这个题材就是海峡两岸都能接受的。
陈文贵虽然也写过侦探小说、科幻小说等，但他主要是写剧本。写剧本的人通常有一个习惯，就是把大的框架搭好了，然后才动笔，就好像有了施工图纸，然后才动工。当陈文贵的小说写不到三分之一的时候，他的老搭档张国立看上这部作品，让他先别写小说了，直接开始写电视剧的拍摄剧本吧。于是，他的小说计划只好暂时搁浅。
初时，我还只是想着海峡社能有机会出版他的小说哩，不无遗憾道：“小说不写了？”他摇头道：“没空，只能先搞剧本！”
我暗忖，这不是机会来了吗？我把我们的意图告诉了他。我说，如果我们请人在你的设计蓝图的基础上，进行施工，然后请你修改，最后完稿，你看如何？陈文贵毕竟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人，他不假思索，欣然应允。他说，他是厦门人，小说的很多背景是厦门的，希望能找一个闽南作家合作。
相谈甚欢。我心想，在高校，教授出思想，研究生当助手，一起打造学术著作的案例是屡见不鲜的。现在是，出版社是投资方，陈文贵是蓝图的设计者，大陆作家则是这一文化工程的施工方。虽是“遵命文学”之别一种，不经意间，我们是不是为海峡两岸作家的联手，寻找到了一个新的合作方式？
福建与台湾，据说有“五缘”相系，所谓“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缘相连、法缘相循”，不少台湾作家比如林语堂、余光中，都是闽南人。既然陈文贵是厦门人，我就为他找一个闽南作家做合作伙伴吧。
于是，我想到了叶子。
叶子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福建文学院的签约作家。她是那种有一定潜质，有一定灵气，有一定名气，但应该说尚未大红大紫的作家。她写了几本书，有长篇小说《安身立命》、《板桥林家》等，还有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行世。之所以选择她，是因为她写过关于“寡妇村”的文章，她笔下的闽南风情千姿百态，与陈文贵的要求相近。还有一个客观的优势是，当时，叶子正在北京的鲁迅文学院学习，有相对多的闲暇时间。
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我对陈文贵说了，陈先生还是随和，我怎么说他就怎么信，就怎么应允。
于是，开工。陈文贵与张国立他们忙他的电视剧，几乎同时，根据陈文贵的蓝图，叶子开始了长篇小说的创作。
后来，《老兵》改成了《原乡》。
活派出去了。叶子写一段，发给陈文贵和海峡社的责任编辑郑咏枫一段，有点“流水线生产”的味道。好在有了网络，三言两语，来来往往，他们就这么写着，改着，折腾了一年有余，《原乡》的初稿终于出来了。
海峡文艺出版社开了创作座谈会，邀请了熟悉台湾文学的作家、编辑、学者，以及省台办的工作人员，一起为《原乡》的征求意见稿把脉、会诊，林林总总，有价值的和难以操作的意见不下数十条。
福建出版局的领导李闽榕说，岳知春将军像是老兵的守护人。前些日子，有报道称，一个国民党的将军，退休后，专门从事一件事，把已经去世的国民党伤残老兵的骨灰送回大陆，竭尽全力，帮他们找到老家，将他们的骨灰安葬在他们的祖坟，把他们的灵位放进祖宗祠堂。本来孤魂是不好进祠堂的，但大陆还是敞开了怀抱接纳了台湾游子的归来。这样的情节是很感人的，一定能够引起两岸人民的共鸣。这位将军的事迹可以移植在小说中岳知春的身上。陈文贵和叶子都认为，这一情节与岳知春命运的历史逻辑与性格逻辑相吻合，他们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
有学者指出，小说中有不少地方渲染了“授田证”这一细节，这是国民党当局为老兵画的一块饼。毕竟所有的老兵都是农民，而农民参军，与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授田证”是与故乡与土地的无形牵挂，作者似乎已经写到了这一点，但应该还有发挥的空间，这些老兵回到故乡，根据“授田证”去寻找“属于”他们的土地，结果见到的是什么？是坟墓？是农田？是工厂？是高楼？无论是什么，肯定都会让人百感交集的。如果增补这一情节，是不是有五味杂陈之感？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小说，也吸纳了这一建议。
所以说，这不仅是海峡两岸作家的联手创作，也可以看作汲取了海峡两岸许多专家学者宝贵意见的集体创作。
这期间，除了通过网路交流外，陈文贵、叶子以及责编郑咏枫在大陆多有切磋。
2013年6月1日，陈文贵先生下榻于厦门白鹭洲大酒店，叶子从漳州赶来，郑咏枫从福州赶来，三人共同探讨长篇小说《原乡》的创作问题。
彼此能够接受的，就不说了。两岸隔离，疏离感是点点滴滴的。闲聊中，陈文贵指出了叶子的十几个“错误”，比如，在台湾，TAXI是不叫“的士”的，而称之为“计程车”；大陆的公交车，在台湾则称为“公车”；小说原稿中人物对话曾出现一句：“我不会给你一毛钱！”陈文贵告诉叶子，台币最小的单位是一块钱……叶子说：“我很惭愧，原以为写作《原乡》应该不会出现太大的硬伤，因为我是漳州人，而台湾人大部分讲闽南语，我2010年去台湾的时候，没有一点异乡的感觉，就好像还生活在漳州一样。可是，在与陈老师的合作过程中，我在细微处看到了两岸的差异。”
关于两岸差异这一点陈文贵先生感受也很深。叶子在小说中设置的这样一个情节：余夫人思念田夫心切，于是千里迢迢从台湾到田夫工作的油田定居，但余夫人习惯了台湾的生活节奏，在油田处处不适应，最后不得不独自一人黯然返回台湾。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陈老师笑着说：“这一节要是由我来写，我就没办法设置成这样，因为我对大陆还没有熟悉到这样的程度。”叶子向陈文贵讲述了设置这个情节的灵感由来：少女时代，我有好几个东山的同学，经常听她们讲述东山寡妇村的故事。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被国民党抓了壮丁的丈夫从台湾回来了，但他不是单身回来的，身边还站着珠光宝气、雍容华贵的第二任妻子。而原配呢，由于长年在地里操劳，皮肤黝黑皱纹丛生，站在西装革履的丈夫身边，看起来就像丈夫的老母亲。此情此景，人何以堪！多年锥心的痛苦的思念化作苦涩的泪水潸然而下，两颗曾经紧贴的心中间已隔了一道深深的台湾海峡。丈夫往往留下一些钱财、首饰和电器，就携着第二任夫人回了台湾。有一个最深情的男人，力邀原配一起回台湾生活，他的第二任妻子也很大度，同意了。结果原配在台湾待了十几天就迫不及待回到了东山，是什么样残酷的现实可以冷却一个女人盼了三十几年想跟丈夫团圆的热梦？其中的辛酸可想而知，我们可以想象她在台湾的尴尬生活——电视不会开，电话不会打，电饭锅不会用，被热水器突然流出来的热水烫伤，被丈夫新任妻子的女儿喊“阿姨”喊得半夜里泪湿枕巾……
海峡两岸的作家、编辑坐在白鹭洲大酒店的咖啡厅里一边喝咖啡一边闲聊，外面绿树成荫，湖上白鹭点点，三人越聊越投契，感觉彼此对彼此的启发，收获都很大。他们一起探讨了《原乡》的情节、细节、人物形象、环境描写等问题。他们探讨人物的命运。历史的误会太沉重了，可这沉重的误会却要个人去承担，这是多么不公！
与其说他们在安排小说人物的命运，不如说他们在探讨怎样再现历史——
发疯的老兵傅友诚穿了一件上面写着“妈妈，我想你”的背心，根生和其他老兵也穿上了“想家”的背心。老兵们纷纷走上街头，根生、守正走在最前面，路长功也穿上了“想家”的背心加入了游行的队伍。
历史潮流不可阻挡。1987年10月14日，国民党中常会终于通过了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的议案。杜守正终于没事了，洪根生没事了，八百黑没事了，傅友诚没事了……老兵们都没事了！
岳知春带着老兵的骨灰，寻找他们的老家，让他们魂归故里。大陆张开双手，故乡的祠堂启开大门。海峡虽然苍茫，再澎湃的海水，也阻止不了孤魂找寻安魂之所。一代颠沛流离的人们终于圆了还乡梦 。
所有的分别都是为了重逢，记忆是一道光，可以照亮过往的苦难与黑暗。故乡的亲人在，生命的树阴与绿洲就在。小说《原乡》再现老兵辛酸往事，点燃火把，融化历史的冰块，呼唤埋藏在心头的故乡的夕阳与炊烟。血浓于水，当老兵的魂魄进了自家的祠堂，台湾，这个中华民族的海外游子，是不是也正思考着，中华民族的大家庭，终有九九归一的时刻？
（房向东：海峡文艺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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