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什么时候能在这个政体的语言里发现一个真正诚实的词语呢？”
在回忆二战时消失于纳粹毒气室、焚化炉的奥地利好友一家时，美国作家塞林格曾说，“你大概一辈子都无法把火烧人肉的味道从鼻子里清掉”。这大约是亲历者才会有的感叹。《第三帝国的语言》也是这样一本诞生于恐怖年代的经历之书。作者维克多·克莱普勒是一位德籍犹太裔语文学者，二战时在纳粹德国度过了“地狱”般的12年，亲眼见证了种种血腥的暴行。克莱普勒自称这是他一生“最为艰难”的一次尝试。他收集“第三帝国”的特有词汇，并不是出于泛滥的好奇心，也不是为了语言学研究的需要，而是出于“文化史记述者”的使命。记录历史的声音、还原历史的原貌，才是他写作最初与最终的目的。
任何语言的研究都不能脱离历史背景，单纯追查一个词语的产生、发展，乃至消亡的过程。与其说《第三帝国的语言》是在探究这一特殊语言产生的根源，不如说是克莱普勒全部愤怒的倾泻。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他不断发出同样的疑问，再三追问“第三帝国”语言的真实性，“我什么时候能在这个政体的语言里发现一个真正诚实的词语呢？”在纳粹德国存续的12年里，虚伪与矫饰一直是这种语言的唯一特征。从诞生的那一天起，法西斯的语言就处处为“德意志不败”的帝国神话服务。他们的行为与语言是一体的。语言既是话语权的滥用，也是暴政的一部分；是承载着纳粹思想传播功用的政治工具，同时也是一种面具，从合法合理的层面掩饰着法西斯的丑恶嘴脸。
从本质上说，“第三帝国”语言是一种以暴行与血泪书写而成的语言。在希特勒当政之时，种族主义一统天下，以致反犹主义大行其道。纳粹分子以“人种优劣论”为出发点，将整个德国人为地划分为“雅利安”和“非雅利安”两个对立世界。而判定人的标准不再是学识或者能力，唯一的准则是血统与人种，“一切因为25%的非雅利安血统便成为‘异质’分子”。在“第三帝国”的词典里从来没有类似“平等”、“自由”的说辞，只有“我族”与“异质”之间的天然区分。一个词语可以将纳粹主义的暴行提升到宗教主义的高度，另一个词语也可以让人窥见其冠冕堂皇的辞令如同面具一样掩盖着血淋淋的屠杀。如果非要给这种根植于反犹主义的语言加上一个定语，那一定是“谎言”二字。希特勒及其党羽们深知“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理”的道理，因此无所不用其极。克莱普勒记录下当时流行的一个笑话，德国理发师拒绝为犹太妇女烫发，其理由是“在德国不允许伤害犹太人，一根头发都不可以弄弯”。这是何等的“仁慈”。然而稍稍有些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种“仁慈”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希特勒一手导演的惨剧里，大约600万犹太人被屠杀、被“清洗”，在集中营里丧生，成为二战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暴行之一。
“第三帝国”是没有人性可言的，它以灭绝人性作为唯一目的，以非人化的制度愚弄普通民众，试图从日常性入手，以密集的宣传潜移默化地改变普通人的世界观。此时，“第三帝国”的语言无疑充当了这一非人化过程里的最大帮凶。“纳粹主义是通过那一句句的话语、那些常用语、那些句型潜入众人的肉体与血液的，它通过成千上万次的重复，将这些用语和句型强加给了大众，令人机械地和不知不觉地接受下来”。在帝国宣传工具“狂飙性发作”的宣传攻势之下，普通民众逐渐丧失了思考的能力，“思想不得不让位于麻木迟钝、意志和感觉的丧失”。这些人最终成了纳粹身后“完美的追随者”，他们亦步亦趋地紧跟纳粹主子的脚步，不思考、不感觉，成了波兰-犹太裔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所说的没有生命力和反抗力的“滑稽的人”。而其命运并不比帝国好得了多少，“比起那些在一场围猎中被射死的兔子，并不更为悲惨”。
与所有其他语言一样，“第三帝国”的语言也有其时代属性。这种存续了仅仅12年的语言是一种极权统治的象征，它依附暴政而生，也因其灭亡而消失。它有其恐怖性，也极为荒谬。同时，这也是一种单调的、单向度的声音，充斥着元首及其党徒的声嘶力竭的叫嚣，他者的话语权则被统统抹除。《第三帝国的语言》来自于克莱普勒在战争时期写下的日记，他冒着危险保留下这些珍贵的资料，不仅是为了单纯就事论事地谈论某个语言的发展史，也是为了记住，撕开纳粹虚伪的面具，将其恶行暴露于天光之下。无论如何，“写下就是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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