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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山东大学出版社
作者：约瑟福斯 著，王丽丽 等译
译者：王丽丽
出版时间：200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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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吉林出版社
作者：（加）卜正民，（加）施恩德 编，陈城 等译
译者：陈城
出版时间：2008年04月
《论集体记忆》系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学派第二代成员莫里斯·哈布瓦赫的名著，书前冠以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瑟的长篇导论，对其人其学作了相当深入的述评。在总结哈布瓦赫的学术遗产时，科瑟特别突出了“集体记忆”方面，并举出若干受其影响的研究个案，其中之一是施瓦茨、泽鲁巴孚尔、巴尼特的论文《重现梅察达：一项集体记忆研究》，引起了我的留意。
罗马帝国前期，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曾起而反抗，但几年间即为罗马镇压，仅余死海东部山地的M asada(即梅察达，又译马萨达)城堡死守不降，直到耶路撒冷陷落两年多后，城堡为罗马大军攻破，军民大部自杀。梅察达围城一役，唯一的史料来源是犹太降人约瑟福斯的《犹太战争》，近两千年间罕有关注者，包括犹太人自身；但到了1927年，乌克兰犹太移民伊扎·拉姆丹在巴勒斯坦刊行了英雄史诗《梅察达》，此事迹遂广为流传，而梅察达自始成为犹太抵抗和复兴的历史符号，“虽然在犹太复活主义出现之前，梅察达保卫战在犹太人的共同意识中并没有被特别地提起，但是，对近几代的以色列犹太人来说，却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它象征着英勇无惧的抗争精神，象征着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象征着不畏强暴的民族尊严。一旦犹太民族共同体中大部分的人们都决定要采取坚定不移的立场，走奋起抵抗之路，梅察达也就变成了一个再合适不过的民族象征了。……他充满激情的感受，反过来又把这些具有两千年历史的事件移入了以色列犹太人的民族意识和社会意识的最核心部位。”
科瑟强调：“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哈布瓦赫无疑是第一个强调这一点的社会学家。”而梅察达事件在犹太记忆中的沉浮，显然也印证了哈布瓦赫的卓识。
看到这，我立即想起不久前浏览过的一篇论文。
论文作者是加拿大的韩国史教授施恩德，他指出：朝鲜在近代民族主义意识兴起之际，首先有意识地清除中国文化的历史影响，以期重建本土的纯洁文化，在此背景下，高句丽时代大破隋军的乙支文德，遂被称为“朝鲜历史四千年以来唯一伟大的人”，“尽管这样的成就，在民族主义分子之前的历史记载中，只有只言片语。但是，20世纪之交的作者们急切地要寻找英雄人物来激励年轻的一代。他们发现了乙支这个人物，他的身上反映了一种丢失了的军事荣耀，并表现了一种要独立于中国之外的顽强精神。在那几年里，没有哪个报纸、杂志和教科书的读者们会错过众多详细描述这位高句丽将军生活和成就的宣传文章。在很多学校门前，都树立起了他的雕像，而他的名字出现在爱国主义诗歌中。……赞颂乙支这样的名字因此立即成为赞颂丢失了的本土朝鲜的一种方式，也是清除中国影响的一种号召，这既是政治上的也是文化上的。”(《脱离“中央王国”：1895年到1910年间朝鲜民族主义思想中的中国问题》，《民族的构建：亚洲精英及其民族身份认同》。)
梅察达的故事，乙支文德的故事，显然是类似的。不仅如此，我还因之恍然，赛德克·巴莱的故事不也是这样吗？在魏德圣导演的电影公映之前，有几个人知道莫那·鲁道，知道“雾社事件”呢？
犹太人反抗罗马，高句丽反抗隋朝，台湾高山族原住民反抗日本，这三个抵抗事件，发生于完全不同的时空、不同的国族之中，但事件的性质却是类同的。这三次抵抗，从历史结果来看，都是失败的、徒劳的：最终，犹太人屈服于罗马帝国的军事机器，以后更成为欧洲的流浪民族；朝鲜在政治上虽然始终保持相对独立，但长期附庸于中原王朝，在文化上更是彻底地拥抱华夏；而高山族(日本人称高砂族)也为日本殖民政府收编，二战时更以“高砂义勇军”的方式参与了太平洋战争(死者的魂灵果真被供奉于日本的神社)。而且，这三次抵抗，在犹太人、朝鲜人、台湾人各自的集体记忆中，长期以来都近乎被遗忘，要等到他们摆脱政治臣属的地位之后，内有本位意识的兴起，外有西方式民族主义的刺激，过去的抵抗精神才被重新召唤，过去的抵抗者才被重新纪念。这样看来，赛德克·巴莱在银幕上史诗性的魂兮归来，就可以视作一部台湾版的《梅察达》，是台湾意识强化的表现———“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
是否唤醒抵抗的集体记忆，实取决于共同体所处的历史情境。当犹太人建立了以色列，当朝鲜脱离了清朝的羁縻，当台湾终结了日本的殖民统治，才会对历史上的抵抗者形成情感认同；相反，当犹太人仍作为流浪者寄人篱下，当朝鲜在政治和文化上仍依附于中国，当台湾原住民仍服从于日本的宰制，梅察达、乙支文德、莫那·鲁道这些勇敢抵抗的符号，也就不会被刻意渲染，相反，倒可能被刻意删除。
由这三个抵抗故事的隐而复显，回过头来观察中国，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在列强威胁深重和民族意识凸显的近代，其实我们也在“重构”抵抗外族的民族英雄形象，从岳飞、韩世忠，到戚继光、袁崇焕，从史可法、郑成功，到林则徐、邓世昌，其历史形象都比古典时代更为发扬光大；只不过他们原本大都赫赫有名，不必像乙支文德、莫那·鲁道那样被重新“搜索”，也就没有那样强烈的“逆袭”色彩了。
在国共隔海对峙的年代，台湾知识界曾有意营造海岛型的抵抗英雄形象，以建构“反共”的集体记忆。除了最著名、最典型的郑成功之外，至少还有“义不帝秦”的鲁仲连(如龙运钧的《鲁仲连评传》)、耻为刘邦之臣的田横(傅斯年赴台后，屡为人题写“归骨于田横之岛”的字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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