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籍历来有“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之誉，但“海”和“栋”究竟有多大？作为反映中国古籍流传与存藏状况的最全面、最重要的成果，历时20年，首次摸清家底的26册《中国古籍总目》于2012年年底问世，著录中国古籍177107种，在今年8月召开的2012年度优秀古籍图书评奖会中斩获荣誉奖。此次评奖会上，除了备受瞩目的《中国古籍总目》，《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选刊》《南京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等厚重古籍和《一本书读懂易经》《青眼风流：〈世说新语〉品读》等古籍普及读物也颇受好评。
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经过学界和出版界的通力合作，我国的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已硕果累累，成就了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一批享誉海内外学术界的古籍图书出版重镇。不过，即便荣誉在身，古籍出版却经历了惨淡经营的阶段，许多古籍社曾自嘲为“丐帮”。新世纪以来，一些古籍社主动出击市场，在大众出版领域也做得风生水起。从“曲高”的深奥典籍到“亲民”的通俗读本，从阳春白雪到雅俗共赏，古籍社在坚守与转型中砥砺前行。
古籍整理特色显现
重大的古籍整理出版项目常常“十年磨一剑”，投入大、范围广、任务重、周期长、回报低，古籍社曾一度生存艰难。近年来，得益于政府的不断重视并加大资助力度，重大古籍整理项目不断增加，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在2012年确定的年度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就有95个，2013年达到104个。除了古籍整理出版的规模不断扩大和学术质量不断提高，古籍社也逐渐树立了自己的品牌和特色。
中华书局自1958年被明确定位为专业古籍出版社后，陆续推出了点校“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一大批重要典籍，在出版、作者和编辑资源及自有知识产权方面形成了他社难以比拟的优势。据中华书局副总编辑顾青介绍，除了与上海古籍社联合出版的《中国古籍总目》，中华书局今年完成了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全元诗》。《全元诗》由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镰主编，共68册，其完成标志着元代文学文献基本全部整理出版。此外，2007年曾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预期将在今年10月中旬正式推出其首批成果《史记》。
黄山书社今年的出版业务成果显著，4种书入选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3种书荣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据同行媒体7月份发布的图书出版单位综合实力排名显示，其综合实力排名全国古籍类图书出版社第二位。黄山书社总编办副主任马磊告诉记者，该社目前已完成“十二五”重点项目《昆戏集存》《元代史料汇编》等，正在运作《明别集丛刊》（500册）、《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等项目。
2012年以来，上海古籍社完成了《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选刊》《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3） 》等国家重大古籍整理出版项目。该社向来十分关注海外收藏的中国古籍，并在这方面走在了同行前列。去年，该社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的支持下，影印出版了《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选刊》。“因宫内厅书陵部系日本皇家藏书机构，外界鲜有机会了解，此次选择其中国内缺藏或学术价值较高的66种影印出版，部分地满足了学界的需求。”上海古籍社社长高克勤说。
在地方专业古籍出版社中，山东的齐鲁书社和湖南的岳麓书社则更多地依托地域文化优势谋发展。作为文革后成立的第一家地方专业古籍出版社，齐鲁书社出版了《孔府档案史料选编》《楚辞通故》等一大批广有影响的图书，人称“文兴齐鲁，功在学林”。2012年以来，该社正在运作的国家重点古籍整理项目以孔、孟两府档案为代表。社长宫晓卫告诉《出版人》，孔府、孟府档案绝大部分从未公之于世，是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珍贵一手史料。目前，《孟府档案》“前集”可在年内出版，“后集”拟于2014年下半年出版，共计99册；《孔府档案全编》的整理出版已进入前期筹备阶段，预计2014年将启动，全书完成规模在500.600册。
岳麓书社建社30年来，以深厚的湖湘文化底蕴和鲜明的古籍文化特色树立了出版品牌，整理出版了《船山全书》《曾国藩全集》等一大批湖湘名人著作集。“十一五”期间，该社承担了《湖湘文库》、《中华大典·艺术典》等多项国家重大出版项目。据社长易言者介绍，在总计702册的《湖湘文库》项目中，岳麓书社承担了356册。文库自2006年正式启动，今年8月圆满收官。《中华大典·艺术典》共七个典，岳麓书社今年计划推出陶瓷分典和服饰分典，其余五个典将在未来三年内出齐。
资源得天独厚的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可谓独树一帜，历史文献影印出版已成为该社目前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和支柱。据该社总编辑贾贵荣介绍，该社2012年以来完成和运作中的重大古籍整理项目有《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著名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等。这些项目堪称独一无二的精品工程，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文物价值。据悉，“著名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项目，目前已有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16家单位加入。
大众出版欣欣向荣
本世纪初，曾一度陷入市场困局的中华书局几经探索，终于在大众普及读物领域成功突围。2004年3月，中华书局成立“大众读物工作室”。此后，借“国学热”兴起，该社陆续推出《正说清朝十二帝》等正说历史系列、《于丹〈论语〉心得》等畅销书并重振雄风。顾青向记者介绍，中华书局的大众出版主要从三个方向发力，一是普及传统文本的经典普及类读物，二是对传统经典进行解读的大众普及类读物，三是面向知识分子的思想人文类读物。该社在大众出版领域，利用其传统的产品优势和品牌优势，面向不同的读者群和市场需求，开发出了多层次、不同形式的各类产品，“中华经典藏书”“跟大师学国学”“一本书读懂”“中国人应知的国学常识”“视觉历史”等系列图书深受读者喜爱。就传统经典普及读物而言，既有基础读本，也有文白对照翻译本、白文本、注释本、全本全注全译本；既有平装、精装和线装本，也有面向老年读者的大字本和面向幼年读者的注音本、繁简字对照本、诵读本等。今年，中华书局在大众出版市场上的表现也可圈可点，梁晓声的《中国人，你缺了什么》，严如平、郑则民的《蒋介石传》广受好评，《蒋介石传》在不久前闭幕的上海书展上还入选“最有影响力的十本新书”。
“以最少的钱，买最好的书。”本着这一承诺，岳麓书社建社以来，在古典名著普及读物板块的建设上卓有成效，先后出版了《古典名著普及文库》《古典名著今译读本》等古典名著系列图书。其畅销全国的“四大名著”、《菜根谭》等更是应时代和读者所需，开发了多个版本，不断升级换代，使该社名利双收。此外，岳麓书社的《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等市场图书也广受好评。
其他一些古籍社近年来在大众出版市场也有不少斩获。黄山书社通过自主策划和引进外智相结合的方式，全力构建以传统文化研究普及为特色、以青少年及中等知识阶层为阅读受众的大众阅读板块，先后推出了《中国红》《经典天天读》《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等一批精品书，一般图书市场占有率、市场容量和盈利能力显著增强。齐鲁书社长期以来致力于开拓传统文化普及读物，近期推出的《大明状元》，李叔同、林语堂等人物传记系列，丰子恺的传统文化作品，古代蒙学读物的书法作品等，都有较好的市场表现。宫晓卫认为，对专业古籍社而言，纯古籍整理、纯学术著作、普及读物都是出版社品牌的立足点，不可偏废，“为做好普及读物这一块，我们更注重使出版物如何吸引年轻读者，因此在选择作者上注意了年轻化，以使作品更加通俗化，更有可读性”。上海古籍社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一手抓古籍整理，一手抓普及读物，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该社六十年代推出的《中华活叶文选》风靡一时，八十年代初推出的《唐诗三百首》印数高达一百多万。2000年前后，该社新推的图文本《唐诗三百首》，印数也到了五六十万。“我们有比较稳定的古籍出版市场，但是我们也在努力发挥社会影响力。”据高克勤介绍，在清明节等节日被定为国定假日后，上海古籍社就及时推出了《话说清明》等书。2010年上海召开世博会时，中国馆有《清明上河图》，该社就出版了《解读清明上河图》。受《舌尖上的中国》红火的影响，该社今年又出版了《舌尖上的红楼梦》。
守正出新谋发展
虽然时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已引起国家和社会各界的诸多关注和支持，但在其光明前景下，仍然存在着人才匮乏、侵权严重等诸多隐忧。
顾青指出，虽然重大古籍整理出版项目都会得到国家支持，但这并不意味着有了国家支持就万事大吉，选择学有专攻、专业对路的优秀专家、学者来主持和参与项目才是重中之重。和古籍整理一样，古籍出版也是非常精深的专业。因此，有了合适的项目承担者还需有合适的出版社，一流编辑和一流作者同样重要，经过专业的编辑加工方能确保古籍读物的质量。此外，重大项目功在千秋，一定要进行合理组织和运作，不能指望其能带给出版社巨大的经济效益。在贾贵荣看来，目前的古籍点校整理工作整体水平较低，同时侵权问题也很严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坚持走历史文献影印的专业路线，与这一现象的存在不无关系。”贾贵荣表示，即便是影印历史文献，也存在大量重复出版、强占选题和侵夺资源的情况。
对于如何更好地开展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从业者纷纷呼吁国家相关政策、法律和措施的出台，寄希望于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出版环境的改善。作为地方专业古籍出版社，除了直接得到国家的关怀和支持，宫晓卫还希望国家能通过行文或召开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会议的形式，对全国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加以强调并提出指导性的意见。以此，加强地方政府对各地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领导和扶持，也提高各高校、科研机构对古籍整理成果的认知。
据宫晓卫回忆，进入市场经济不久，古籍出版大都经历过惨淡经营的阶段，当时许多社自嘲为“丐帮”。因此，在市场化的挑战下，古籍社开发大众读物、助学读物等虽是自我救赎的无奈之举，却也是以其反哺古籍整理和学术出版的明智选择。“我曾说过‘饿着肚子无法顶牌子’，努力改善经营局面也算是当时的创新。”直面市场，从单一的古籍学术专业社转型为以传统文化为心的综合出版社，百年老店中华书局堪称“守正出新”的典范。目前，中华书局的多元化发展始终恪守以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同心圆式拓展战略。面对市场和数字出版等新的挑战和机遇，古籍社又该如何守正出新，何为正何为新呢？
外界常误认为“专做古籍学术出版是正，做大众、教育出版等就不是正”。顾青认为，对“守正出新”四个字在不同的时期应该有不同的认识。2003年，“守正出新”被奋力突围的中华书局引为“局训”，当时的认识是立足于古籍整理的主业，往相关相近的市场领域拓展。在向传统文化综合出版社转型的过程中，中华书局认识到，以古籍整理为核心和发挥核心竞争力是“正”，“新”是面对新的市场和新的出版形态，要有勇于面对的心态和创新能力。“中华书局的核心竞争力是整理古籍的能力和对古籍、传统文化与众不同的理解，认清了这点才能发挥其核心竞争力。”顾青同时也指出，对于“守正出新”，在未来新的时代或许还会有新的认识，但其核心理念是立足并发挥自身优势。发挥其作为国内影印出版领域权威单位和引领者的既有优势，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也在加强选题建设和提高图书质量的前提下，积极创新，做好了转型和发展准备。
如今，纸质图书向艺术品、收藏品转型成为时代新趋，而作为先行者的岳麓书社近年来在线装书出版上已渐入佳境，先后推出了唐浩明作品和《朱镕基讲话实录》等线装本，颇受市场欢迎。易言者告诉记者，岳麓书社的线装书全手工制作，宣纸也采用手工宣纸，限量印制和附带收藏证等出版形式也大大提高了其收藏价值。“我们专门作为一个板块和品牌来打造线装书，相信不管数字化时代如何发展，作为常销书的线装书总会有市场。”据介绍，岳麓书社今年计划推出线装版的范曾作品集。此外，余秋雨、张炜等当代作家的线装作品集也已纳入该社的出版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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