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中期本文作者在采访萧乾。 （蔡登山 供图）
人有回忆，回忆有痛楚，也有甜蜜，恰似一部影片的倒带，往事历历，并不如烟。
二十年前，我虽在电影界，但在工作之余，始终不忘我的本行，那就是现代文学史料的研究，打从大学时代起，二十年来一直心系之。在春晖电影公司工作到第四年时，也就是1993年，由于公司获利良好，我就向陈老板提出拍摄中国现代作家纪录片的想法。其原因是，台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戒严时期，曾将这些未曾随国民政府到台湾的现代文学作家，列为附匪作家，他们的作品也一度被禁止刊行和阅读。“五四”传统因之在台湾断绝，这令当代作家对“前行者的讨论、批评、阐释及整理上留下惊人的空白”。当时我在大学虽然修过“现代文学”的课，但没有这方面的专业老师，有的老教授来自大陆，虽然他们是知道一些，但也不敢讲。整个学期谈论的只是徐志摩、朱自清、郁达夫，因为他们三人在1949年前就过世了，没有“附匪”的问题。那时的我感受到饥渴与贫乏，只能从秘密管道读到有限的“禁区”的作品，因此十几年来汲汲营营地不断搜寻，甚至找寻同好，相互交流。后来解严了，尽管现代作家的作品“解禁”了，随时可以被阅读，但时下的年轻人由于长时期的隔离，对这些作家却变得陌生了。我想用纪录片的方式，借着影像来叙说这些作家的生平及作品，或许是让这些年轻人进入现代文学领域的最好方式。
在经过老板首肯后，这一系列《作家身影》的计划拟定了，它涵盖20世纪中国新文学以来重要作家50位，分四辑拍摄。如此庞大的工程，需要专业的制作团队，其中的灵魂人物在编导方面，我义不容辞地担任制作人及编剧的角色，还找到好友陈信元、方美芬来担任编剧的工作，他们在现代文学史料的梳理及掌握方面都有一定的专业度。当然整个总揽全局的是名导演雷骧，他也是知名的作家、画家。我先前看过他拍摄的纪录片《映象之旅》，拍的是风景，却蕴含强烈的人文关照，而这正是我想要的东西。
在导演人选确定之后，开始进入拍摄第一辑12位传主的筹备阶段。他们是：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朱自清、老舍、冰心、沈从文、巴金、曹禺、萧乾、张爱玲。数千册的参考数据、历史图像需要阅读、整理，依年代、事件、地点仔细列出每一位传主的大事记，再将12位传主的大事记拿来做横的比对，勾出踏勘的景点。踏勘结果与书斋里的布棋，往往有极大的差异，因为有些文献所记载的景点，经过沧海桑田，现今已不复存在了。
实际的拍摄工作，需要“广电总局”的批文，但企划案送交广电总局后，却迟迟没有下文，我心中知道有些传主如周作人恐是不宜拍摄的人物，但在文学史的意义上，他或许比鲁迅来得更丰富，我必须突破这个禁忌。于是我到北京走访老作家萧乾先生，当他了解这套纪录片所深具的文化意义后，他很高兴担任了《作家身影》的名誉顾问，并打了电话给冰心，写了信给巴金。我带着萧老的信函到上海见了巴老，同时也去见了柯灵。几位老人异口同声给予相当高的肯定与期许。我回到台北也去拜访林海音先生，于是巴金、冰心、萧乾、柯灵、林海音五位两岸文化界的大佬，担任了此纪录片的名誉顾问，尤其是萧乾、柯灵、林海音，他们不断地提供了相当多的数据及线索给我们，真正地做到又“顾”又“问”，盛情可感。
而这五大佬的同意文件也让我们在焦灼等待“广电总局”的批文时，起了催化的作用，由于他们的背书，批文很快通过了，协拍单位也解决了，从纸上的作业进到实际的拍摄日程了。
两年中，编导人员像一群游动的捕猎团，中国之外，亚洲、欧洲、美洲、南洋各处，成为他们探索的广大田野。凡是作家居停过的地方，作品故事发生地，文献记载的行迹处所，皆为镜头捕捉猎取的对象。为了有别于一般纪录片，并给予它更多鲜活的生命，在不失真的原则下，挑选形貌酷似的非职业演员，饰演传主本人或作品中的片段，以蒙太奇的手法，再现历史的片段，避免一般纪录片冗长烦闷、堆砌数据的弊病。
另外相关的国内、海外现代文学研究者，作家的亲友、门生、故旧；甚至改编作家作品的导演，我们都尽可能地访问到，一方面为传主留下历史见证，一方面也为作品提出多元的解读。仅就学者而言，在这12集中，你就可以听到诸如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水晶、余光中、蔡源煌、庄信正、柯庆明、金介甫、吕正惠、马森，以及大陆学者如陈子善、黄子平、许子东、赵园、钱理群、陈平原、汪晖等人的高见，我常笑言全世界任何一所大学绝对没有办法将近百位顶尖的师资齐聚一堂，但在这套影集中我做到了。
四年之后，这套《作家身影》在台湾好几家电视台播出，精致的画面、动人的细节、珍贵的史料、个性化的评论、诗一般的旁白……在在显示它不同于以往你所见过的纪录片。这套纪录片荣获了1999年台湾广播电视教育文化金钟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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